从《中国人类学逸史》中思考几个问题

岳红远+郭紫宇

【摘 要】中国自引进人类学已有百余年历史，其兴衰起落的过程也早已被诸多学者叙述详尽。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人类学史的梳理，探讨当下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潜力，指出人类学仍是经世致用之学，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学问。分别从本土化与国际化、多元性与实用性的角度进行论述，说明人类学在中虽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机遇期下，仍然是大有可为。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国际性；多元性；普适性

一、作者及著作简介

顾定国博士是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人类学系教授、亚洲问题专家、应用人类学家，曾多次来华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而他的专著《中国人类学逸史》（1994年）也是在大量访谈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撰写而成。1981年，顾定国首次作为太平洋路德大学的代表到中山大学访问，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刚刚在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系主任梁钊韬教授。1986年，顾定国作为中山大学首批外国专家教师再次来到中国，由于他的太太是香港人，所以这段来华经历更显得珍贵。是年一月，他就到中山大学任教，用汉语为本科生介绍美国文化，为研究生讲解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并对一些老一辈人类学家进行了访谈，例如，梁钊韬、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吴汝康、马学良、汪宁生等。也曾带领研究生到广州附近做调查，并参加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格勒的论文答辩。①

自中国人类学学科恢复以来，顾定国是与中国人类学界接触较早的西方人类学学者。对于他写这本书的初衷。他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了解中国人类学，缺乏这方面的英文著作。美国人类学界对中国人类学有两个看法：一个是中国没有人类学；另一个是看不起中国的人类学。美国对于人类学有种霸权主义倾向，他们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类学学科是最为标准的、是中心。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人类学——人类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这也是顾定国这本书所讨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他通过在中国的经历，对中国的人类学有深刻地认识，其中充满着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轨迹的认同和同情。但是，在叙述中国人类学史的过程中，他也无法避免美国中心主义的立场，尤其表现为美国人类学四大学科分类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其实，中国有许多学派，除了引入美国的人类学学科分类体系外，还不同程度地受到英国、俄罗斯、德国等国家学科分类的影响。总而言之，顾定国作为一个美国人类学家，整体上客观地描述了中国人类学从20世纪初引进到80年代恢复起起落落的过程。

二、中国人类学发展脉络

首先是关于中国人类学史的分期讨论，中国大陆学术界主要还是划分为六个时期：（1）萌芽时期（1928年以前），（2）创历时期（1928年—1937年），（3）发展时期（1938年—1949年），（4）恢复与发展时期（1966年以前），（5）重灾期（1966年—1978年），重新恢复和再度发展时期（1978年以来）。②这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比较细致规范的划分，但顾定国的划分相对简单一些，他将中国人类学史划分为四个部分。引进外国学科（1898—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1949—1960），“毛泽东化”的人类学学科体系（1957年—1978年），中国模式（1978年以后）③。这两种划分比较相似，只存在事件细节上的差别。从以上划分我我们能够看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场景的较大影响，对于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必然能够为今后的学科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也能够使中国人类学更好地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独特的一份力量。

中国人类学最先引入的是日本模式，而非欧美模式，其中不乏许多人类学专业术语都是由日语转译而来。在20世纪前十年里，中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大多数是外国人，例如，格罗特、葛兰言、甘博、步济时等，他们研究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20年代后，中国开始独立自主的发展人类学。1926年，蔡元培在上海杂志《一般》的12月号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成为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探讨民族问题的开端。在这个时候，中国向国外派遣的留学生也已经毕业，大部分选择回国建设国家，这就把西方的理论引入大中国并应用于实践。其中主要有吴文藻及其门下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林惠祥及其弟子的美国历史学派、杨堃的法国社会学学派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各个学术阵地转移至西部地区，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边疆少数民族研究，成果斐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类学算得上一波三折。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引进苏联模式，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严格批判，人类学也不例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是各个学科旗帜，人类学自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罪恶学科，是帝国主义殖民的工具，应该坚决取缔和抵制。笔者认为，中国当时对苏联的简单模仿有种对斯大林的崇拜主义倾向，这也与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有关。1953年和1956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分别在广泛开展，成果颇为丰富。这一时期虽然遭受了“反右派运动”，但民族学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很令人欣慰，与20世纪上半叶的成果相比缺少一种包容感。随后，中国人类学进入了最低谷时期，文化大革命风风火火地燎原在中国大地上，人类学更是作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受最为残酷的批判，许多老前辈被“带上高帽子”不忍屈辱而自杀或被折磨致死。如芩家梧、张若名、潘光旦等。直至1976年“四人帮”粉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80年代后，中国又再次与西方世界建立了联系， 西方理论重新出现在中国。但这一次并不是像解放前那样简单地吸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使用西方人类学理论，使其中国化后再将其适用于中国。而这一时期“人类学中国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如何才能够本土化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议题。顾定国在书的后面也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人类学体系中还是蕴含着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有自己的特色，建立在自己浓厚的传统文化之中，并形成中国化的學科体系，即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西方有些人可能不喜欢中国这位他者对待这些学科的做法，但是没有关系，借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人类学家站起来了，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人类学科学。”④endprint

三、中国人类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并接

按照法希姆的定义，本土化人类学是指由本地人来从事人类学；同时他还假设存在一种普适的、一元的、能够跨文化运用的体系⑤。对于人类学中国化的讨论从解放前就已经开始，当时参与讨论的有吴文藻为代表的功能学派本土化，孙本文为代表的博采众长之道，芩家梧为代表的建立中国独立的人类学。经过多年的学科发展，形成了南北两派的差别。

任何一个文化传播到一个地方会导致三种涵化结果，接受、拒绝或者融合，学科的传播也会经过相似的过程。文化对一个民族乃至国家人格的塑造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影响并非不可改变，只是改变起来会较为困难。尤其向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儒家思想对人格的影响早已决定了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并且社会结构稳定性较强。人类学是一门来自西方的学科，无论是西方人自己亲自将其带入中国，还是中国人自己漂洋过海去学习这门学科，都会不自不觉地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人类学作为一个外来学科进入中国，其基本的立足点就是能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展现自己独特的一面，为中国的建设、人民的生活发挥作用。恰似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好的发展，也会“入乡随俗”，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才能够深入人民的生活。人类学也是一样，它的传入必然会沾染中国历史，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带有历史性和实用性特点的原因。

王铭铭教授对于眼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现状，概括出“三圈说”理论，即第一圈以“社会人类学家”为自称者，多研究乡村（即“核心圈”的主要部分）之身体和道德的危机，其主要“基地”是综合院校。第二圈，过去称作“民族学”，而我为恢复其本有的跨文化特征而转称之为“中间圈”，这一圈主要研究的是族群性（ethnicity）和所谓的“民族问题”。第三圈，即指“海外民族志”。⑥王铭铭教授指出我们对于第三个圈子的研究还比较浅。人类学一直强调他者的眼光，近百年来，中国都是作为“他者”出现，一直被西方学者研究。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那也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延伸物。在过去，“他者”是指未开化的土著、野蛮人，是那种落后的文明，只不过人类学在批判中改造为现在所谓的“文明的学科”。文化中难道就真的没有文化霸权的存在吗？20世纪初中国作为“他者”就是落后的、不发达的、被殖民的国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研究是世界性的，所谓的世界性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俯视你的文化。上面谈到人类学在中国已经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做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研究，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而理论的引进也大多服务于此，对于国外的关注较少。笔者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如果想要达到与国际水平接轨的水平，就应当抬起头望一望大洋彼岸的文化，也许会出新意。

中国人类学要走向世界，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研究的同时，也应当进行海外的研究。我们不能够一直作为“他者”，我们将西方的一些国家看做“他者”，去研究他们，比较他们的文化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只有比较才能够取得进步。所以，中国人类学要做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合理并接。

四、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反思

纵观人类学百年发展，不可不谓20世纪上半叶所取得的成就较高，是什么促成这种硕果累累的呢？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自由的学术气氛和敢于批评的优良之风。我们现在所读的那些经典书目，大部分都是产于那个时期，而后虽有经典问世，但也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以后，引进苏联模式，在这种模式影响下，学者的思维容易被束缚在马列主义的框架内，其创作的东西都是硬性的作品，缺乏多元性和创新意识。后来，再经过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真正的思想受到打压，真知受到湮没。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进行思想解放，各个学科如今已成百花齐放之势。所以，中国人类学应该倡导自由创新、百家争鸣之风气。

另外，顾定国为什么选择梁钊韬作为这部书的主线人物，他自己也有解释。笔者认为，其一，梁钊韬开新中国人类学之先河，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成立注入了大量心血。其二，他代表了中国人类学有志之士，报国之士的一种伟大的灵魂，这是一种人格魅力，代表了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能够抛弃国外的荣华依然执着于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是一种道统，一种士大夫精神，我相信在现代社会它依然存在于许许多多的真正的学者的心中，这也将成为这些人为祖国建设，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信念支撑。

人类学要有所发展必须走一条综合路线，与其他学科共同合作，相互交叉，但又必须体现出自己的优势和独特性。如今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特别快，虽然也有长足进步，但还是没有社会学发展的较快，这或许与社会学所研究的内容更能够直接服务于中国现代建设。人类学需要从其他学科借鉴内容，同时更应该注重自己的领域，并有所创新。只有能够为其他的学科提供人类学的灵感，别人才会承认你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比如法律人类学、工业人类学及医学人类学等，其他的学科从人类学中汲取营养。笔者认为，今后中国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单独一门学科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诸多学科之间的联合。

五、人类学学科的普适性

在现代社会中，大部分学科都具有自己的普适性，都能够为一个社会或者国家所运用。经济学具有普适性，法学具有普适性，人类学也具有普适性。其一、人类学研究对象——文化的普适性，人是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文化则是意义的载体，人类学就是要掀开文化这层帘子去看到其背后的东西。文化这个对象始终是人类学的核心，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命题。其二、人类学看家本领——实地调查，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需要参与观察，参与到研究对象群体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一年以上。其三、人类学特殊视角——整体观，文化这个概念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我们就必须具备整体观察的素质，从日常生活到宗教仪式等，都需要我们观察和记录。其四、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比较方法，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比较之上，这种方法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一门学科中的部分内容是具有普适性，能够被其他社会所掌握和运用。endprint

另外，一门学科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又具有其独特性，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社会。比如，人类学到了中国就改变了以往西方那种全球性的视野，由费孝通转为本国的社区研究，当然这也与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有关。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他者”，所以只好将自己作为“他者”进行研究，致力于富民和国家建设。所以，一门学科的普适性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而忽视这种条件的限制就会产生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倾向。

20世纪初，中国的有志之士将这门伟大的学科引进中国，希望能够将其致力于崭新的中国的建设，能够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眼中“他者”的身份，能够自己研究自己的文化。百年来，也有无数仁人志士将自己一生倾献给这门学科，它如今在中国蓬勃的发展是先辈们用心血换来的，我们更应当珍惜。在美国，人类学是从小就教授的一门课程，但是在中国还没能够广泛普及，中国如今还是以发展自然科学为主，以科技强国为主，但有些问题是科技无法解决的。笔者相信人类学在解决中国问题、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将会展现自己的力量。或许，不远的未来人类学将在中国步入辉煌。

参考文献：

[1]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3]王建民、李小敏、侯庸，《〈中国人类学逸史〉的由来及其书评》，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

[4]王铭铭，《近代人类学史的另一条线索》，载《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注释：

①参见王建民、李小敏、侯庸，《〈中国人类学逸史〉的由来及其书评》，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一期，第62-63页。

②参见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頁。

③参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④参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

⑤参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⑥王铭铭，《近代人类学史的另一条线索》，载《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38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