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家族财富管理案例研究（二）

王增武

历时63天，行程2000余里，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到京，当时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并非仕途的起点，因为庶吉士为“三无产品”（无定员、无品秩、无俸禄），每月只有户部提供的四两五钱作为补助。同年，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即七品京官。接下来，我们以曾国藩七品京官（道光二十一年）的收支结构（见表1）为例，分析曾国藩京官前期的收支结构（见表2），兼顾四川典试和京官后期的收入情况简析。

一、正俸不足灰色补

清朝乾隆年间定制，一、二品官员双俸双米，其他京官是双俸单米，其中双俸表示除一份正俸外，还有一份同样数目的恩俸。按此标准，七品京官曾国藩的正俸和恩俸均为45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禄米”，折合29.25两银，这表明曾国藩的正俸、恩俸与禄米总价值为119.25两。除此之外，作为京官的曾国藩每月还有少量的“公费”，同现在的公款报销制度，标准是每月1.5两。公费的主要特点是折钱支付且发放不规律，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公费收入计15353文，折合10.71两银。综上，曾国藩正俸、恩俸、禄米和公费的收入总计为129.95两。

与普通老百姓相比，这笔收入当然非常可观，而与当时京官在“吃穿用助学行乐医养”等方面的“排场”相比，则依然捉襟见肘，所以京官初期曾国藩生活的主旋律是借贷和哭穷，这并非子虚乌有，收支缺口巨大。当时，京官弥补收支缺口不外乎如下7种方式：第一，前期拜客收入的结余；第二，家族亲友帮助；第三，收受其他官员特别是外官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