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

尹敏志

1991年出版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作者系美国学者白彬菊），作为清代制度史的经典，虽然今年它才被翻译成中文，读来仍然有新意。原因在于此书之立论，主要基于没有汉文翻译件的满文内廷档案，从“史学即史料学”的标准看，此书的资料占有非常充足。

熔炼古今的制度设计

民国学者尤其是东南沿海人氏，大多对前清怀几分敌意。钱穆就曾在《国史大纲》里痛斥“清代政治，沿明代不设宰相，以大学士理国政，以便君主独裁。”似乎是意犹未尽，他后来又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补充道：“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所谓法术者，即是通过军机处的廷寄等制度，造成一种秘密政治，以餍满洲之私心，“由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与这类极具批判性的表述不同，白彬菊行文冷硬，不对清朝政治体制作价值判断，整本书都不曾用过“独裁”“专制”等词，只是客观描述军机处的演变过程。

从具体的演变过程来看，军机处的成立实际上缺乏某种明确的顶层设计，而是在对外处理军政民政、内部人事不断变动的过程中慢慢定型。其萌孽是在1723年即雍正元年，怡亲王被任命总理户部，担任皇帝的大管家。

新皇帝需要代理人的原因，是当时中央机构臃肿，包括在内廷当值的大学士和管理部务大臣、总理事务王大臣、南书房、议政王大臣会议、权贵组成的临时班子以及奏折制度，可谓叠床架屋。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奏折制度，根据白彬菊的统计，雍正朝十三年间的奏折数量，猛增到康熙最后十三年的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