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革命纪念馆建设发展之资源优势研究

卢冬

【摘 要】甘肃省革命纪念馆建设发展近年已步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崭新时期，不仅在数量、内容、展览、规模等方面均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而且在全社会的重视程度、相应的社会效应以及基本的发展理念方面都全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对全省革命纪念馆资源优势的系统研究，对今后的发展提升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甘肃 纪念馆 资源 建设 研究

甘肃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是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程中，甘肃大地留下了众多的革命遗址。据2010年全省革命遗址普查统计，全省革命遗址682处，相关遗址38处。其中，有52处被列为国家级、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史教育基地。

一、内容涵盖丰富

一个地区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发展，首先根源于其厚重革命历史资源和建立起来的极具地域性、民族性乃至时代性的思想精神宝库的客观存在，依据于其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地的存在以及一个政党、民族在现代条件下如何“不忘初心”的客观时代需求。要研究甘肃省革命纪念馆建设发展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全省革命纪念馆就其展示内容，依类别、时代、事件、人物进行以下六方面的划分。

（一）甘肃特支等地方党组织建立时期的事件和人物馆

以张一悟纪念馆为代表，重点反映和表现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早期传播，以及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军刘郁芬部入甘背景下，由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和钱崝泉任委员的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主要任务涉及大革命时期甘肃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甘肃开展的工农运动、青年运动、坚持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反抗控诉地方军阀马麒压迫藏族同胞的斗争。

（二）陕甘根据地与南梁苏维埃政权创建时期的事件和人物馆

以两当兵变纪念馆、南梁革命纪念馆、靖远虎豹口战役纪念馆、平川西征战役纪念馆为代表，重点反映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从血泊中站起来被迫开创一条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之路的。一次次的起义，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不懈努力，终于使陕甘红军得以诞生，使以南梁苏维埃政权为标志的陕甘边区和陕甘根据地得以保存和发展，并使之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西北革命摇篮。特别是在南梁，不仅先后恢复壮大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建立了十几支游击队和多支赤卫队武装，成功建立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并先后取得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之成为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政权，为后来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三）红军长征在甘肃时期的事件和人物馆

以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纪念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纪念馆、榜罗会议纪念馆、会宁县红军会师旧址管委会、迭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为代表。这是整个甘肃红色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解读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和光辉的節点。正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甘肃，不仅成功地解决了长征落脚地和后来的抗战出发地的问题，更重要和更本质的是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伟大的抗日战争转型，实现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转强，政治上走向成熟、政策策略科学转型的关键性历史飞跃。

（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河西的有关事件和人物馆

以靖远虎豹口渡河战役纪念馆、古浪战役纪念馆、永昌战役纪念馆、山丹红西路军纪念馆、临泽梨园口战役纪念馆、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安西红西路军最后一战纪念馆等为代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河西是继红军长征在甘肃之后发生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变国内革命战争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从粉碎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现实出发，从形成和建立西北抗日新局面的阶段性目标出发，刚刚抵达甘肃静会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约21800人“长征未了又长征”，开始了其接通苏联和建立河西根据地的艰苦征战。西路军失败了，但西路军以自己的牺牲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

（五）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抗战后方发动时期的事件和人物馆

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兰州甘工委纪念馆为代表。这是国共两党进行政策调整携手抵御外辱的第二次合作时期，也是解读中华民族百年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光辉旗帜的指引下，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和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兰州工委的建立和发展为标志，甘肃人民写下了自身救亡史和发展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在国统区，统一战线工作得以深入开展，支援前线和参军参战的后方发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接待党的重要干部往返苏联和新疆、输送进步青年前往延安等工作都得以顺利进行。在边区，通过参军参战、民主建政、大生产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了重要的实践支撑。总之，这一时期甘肃从各方面发挥了抗战后方的支撑作用，把中华民族最为内在的凝聚力和奋斗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六）关乎整个西北解放的兰州战役的事件和人物馆

以兰州战役纪念馆、陇右斗争事迹纪念馆为代表。回望历史，不难发现，百年中国，百年苦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仍然企图借助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发起全面内战，苦难的中国和落后的西北再次拉入了血与火的深渊。为了民族命运，为了历史的转型，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开始以革命的战争来应对反革命的战争。特别是1949年以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继西安解放之后，通过“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以及之后的千里追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精心擘画下，在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率领下，以及西北军贺龙、习仲勋等的全力协助下，西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走到了一个通过兰州战役来确定未来命运的历史时刻。于是，反映和再现这段历史内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纪念馆也就随之应运而生。endprint

二、地域特色鲜明

甘肃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资源大省，不仅在各个时期都有永远值得讲述和诉说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更重要的在于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从小到大、由弱转强、政治走向成熟、政策策略转型的标志性地域，是深刻解读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节点时期。

（一）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内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这一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内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历程和走过的道路是通过了洋务运动失败、康梁变法失败、孙中山革命失败以及伴之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等一系列危机后，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进行的选择，尽管这种抉择本身是以启蒙和救亡的形式出现，并以无数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为代价。当国民党在中原大战之后要解决中共和根据地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人被迫从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是以“北上抗日”为号召，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也是相继失去原有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痛苦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梁苏维埃政权和陕甘根据地就有了其极特殊的重大意义，成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正是通过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最终把这块根据地保存了下来。不仅使其以“硕果仅存”，更使之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工农红军开辟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出发点”。

（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甘肃

这一时期主要表现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甘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是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为寻求民族出路、为救亡图存而进行不懈探寻的必然结果。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被迫长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最初指向湘西，与已在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一片国民党统治触角达不到的地方重新建立和扩大一块新的根据地。但由于国民党的大力围堵，形势变化和敌情严峻的情形下，继之转向川陕，后又有了陕甘，在长征目的地五变的情况下，最终确定“在靠近中苏边界的地方重建一块根据地”，“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为此，红军长征在甘肃的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间，先后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兵败河西等一系列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中重要的发展时期。这就是在红军长征经过的13个省份里，只有甘肃的红军长征纪念馆最多的原因所在。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艰苦、不惧牺牲、追求理想、坚守信念、务真求实、敢于胜利的伟大精神丰碑。

（三）民族融合与统一战线形成

甘肃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多民族地区，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大革命时期甘肃特支的工作上。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人在兰州成立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拉卜楞寺的僧侣和藏族人民群众反对军阀马麒的斗争作为工作重点之一。1935年9月12日推出的《回民地区守则》，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对纪律的严明与强调，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法规性质的重要文献，是我党关于民族宗教政策基本原则全面具体表述的最初文本。该守则为后来发动领导西北少数民族乃至全国回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出台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与甘工委密切协作，把回族工作作为党在甘肃的中心任务之一。培养回族青年入党，并在回族中建立党组织。建立民众性的回族抗日救亡组织，动员、组织各阶层更多的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充分利用办刊物、办教育等形式动员广大回族人民开展抗日宣传。在兰州办的回族刊物《回民青年》和《回聲》是最有影响的两个刊物。统一战线工作内容也体现在藏族同胞身上。甘肃也是藏族同胞的重要聚居区之一，特别是甘南地区，虽然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由于藏族集中且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开展过工作，加之红军长征过甘肃时，又通过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种子。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很快得到了广大藏族同胞的广泛认同。甘南人民积极参军参战，捐款捐物支援抗战，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扩大党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影响，传播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大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发展。

三、社会因素极其复杂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以及人们对这一复杂性、曲折性的客观认知过程奠定了纪念馆工作本身应具有的厚重。纪念馆要服务于时代、顺应时代潮流，就要追寻社会发展真谛。只有立足这个基点，我们的研究挖掘才会变得更有意义，纪念馆工作的价值才能逐步得到体现。

（一）百年奋斗探索，百年苦难折磨

在甘肃首恶就是地方军阀。长期以来，地方军阀割据造成了本地区的经济文化落后。无论是辛亥革命爆发时期，还是北洋军阀时期，还是以后的岁月，甘肃都因其地处偏远而进入了一个军阀割据和近乎军阀割据的历史时期。这种军阀割据和近乎军阀割据的历史，是我们解读民国时期的中国之所以黑暗的一把钥匙，也是解读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覆灭的一个关键原因。据悉，最早的军阀割据从赵惟熙、张广建和陆洪涛主政甘肃时期，军阀割据十分猖狂，恶霸一方。最终进入“西北四马”时期，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其中，马步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以“西北王”自居，为此，他以坚决反共来为自己争取和赢得生存空间。故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军阀割据的种子便深深地埋在甘肃这块土地上，并成为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桎梏。

（二）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甘肃历史上一个天灾人祸爆发极度频繁的时期。据《西北灾荒史》记载：1920—1932年，甘肃先后发生7.6级以上强烈地震3次，死亡约36万人。1928—1932年，甘肃先后发生热症、白喉、痢疾、病乱，瘟疫流行，外来难民因病“死亡甚多”，仅岷县“每日死者竟达二百余人”。

（三）人祸绵绵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民国时期，民变兵变不断。1915—1918年，发生特大民变事件近10起，死伤无数，发生主要兵变5起，城内商家、县城机关、民居被洗劫一空；主要战事近10起。如此种种，无一不年年岁岁、方方面面地加重着甘肃人民的无尽苦难。

我们在研究甘肃革命纪念馆建设发展资源及优势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历史怎么进步，也无论不同的政党和党派都曾经勾勒过怎样的发展蓝图，历史就是历史，只要发生，就必然会在重重矛盾和问题中，循迹出自身的轨迹。这轨迹的全部内容和伟大意义就是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和无比清廉，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才能领导甘肃人民不断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红色资源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我们怎么才能在层面、向度尤其复杂的历史演进中，独一无二地牢牢抓住这个根本，不忘初心地、持之以恒地把这种纪念馆建设发展的资源优势挖掘出来，让纪念馆的各项工作更加牢牢地植根于这块土地，并符合时代要求。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