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回忆神秘的军委二局

老红军回忆神秘的军委二局

从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军委二局共破译蒋、湘、粤、川、桂、黔、滇、马鸿逵、张学良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个，平均每月17个。“而我们红军的密电，却没有一个被敌军破译”！

1937年春，戴镜元、王永浚、邹毕兆、曹祥仁、钱江、罗舜初（从左到右）在延安合影

因为工作原因，我（路福贵）与老红军邹毕兆（1915-1999年，曾任湖南邵阳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邵阳地委副书记等职，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交往达50年之久，其间却很少听他说过自己的英雄事迹。直到后来，我抄写干部登记表时，才知道他是荣获三等红星奖章的红军英雄（全国数十万红军荣获红星奖章者只有166人），参与过破译敌人密电码的工作。但是，具体情况却因为当年保密原因而不便多问。直到2016年看到他写的万言回忆录，才得知他竟然是红军时期中央军委二局“破译三杰”之一。

“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邹毕兆回忆录写于1988年，题目叫《玻璃杯》。他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毛泽东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1932年10月，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在福建建宁成立，这是我军第一个无线电侦察单位。11月16日，由于局长曾希圣和报务员曹祥仁第一次破解了敌军的密电码，使红军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朱德高兴之余，指示进一步加强密电码的破译工作。红三军军团长彭德怀立即打电话给曾希圣，以“送一个好脑袋”名义推荐三军团优秀报务员邹毕兆（17岁）到二局。

1932年12月，邹毕兆调到二局后，大展才华。有学者撰文说：“邹毕兆调入总部侦察台，在当班报务之余，积极学习，努力钻研破译技术，入门很快，并成为破译工作的行家里手，到1932年年底，二局已破译敌军各类密码20本。”

1932年年底，曾希圣局长果断决定，破译人员由过去的侦收兼破译，改为破译工作专业化，由曹祥仁、邹毕兆专搞破译。不久，他又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破译工作上。从此，他们三人成为中央红军破译敌军密码的核心人员。

1933年2月，曹祥仁和邹毕兆破开蒋介石第一个特别本密码“猛密”，及时配合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邹毕兆回忆说：“从此以后，蒋介石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红军全部掌握了。”“二局的工作，对蒋介石总部的所有活动，包括意图在内，都是了解的。蒋介石的首脑机关和凡配有电台的师旅以上的司令部，他们干什么，只要通过电报，我们也就知道什么！”短短一年内，他们陆续破译敌人密码300多个，几乎是每天一个。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指出：“密码破译技术的掌握，使红军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避实就虚，打出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1935年2月18日，毛泽东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由于黔北敌人兵力空虚，红军又知己知彼，于是胜仗一个连着一个。2月25日，红三军团在向桐梓进军途中，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3个团。到口的肥肉，打不打呢？掌握离娄山关最近的敌人兵力情况至关重要。这时，二局局长曾希圣及时发来破译敌人密电后得知的敌情：“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距娄山关最近的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4个团；另，方圆20华里以内无敌重兵。”看完电报，彭德怀一扫愁眉，立刻下达作战命令，发起娄山关战斗。

红军先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主力6个团。毛泽东登上天险娄山关，写下了诗篇《忆秦娥·娄山关》。事后，彭德怀曾戏言：“没有曾希圣，就可能没有娄山关战斗。那么，主席也忆不成秦娥了。”

邹毕兆说：根据二局破译密电，红军又发现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遵义之南。毛泽东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立即发出作战命令：“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坚决猛追该敌。”

在追击中，二局在关键时期又破译密电，侦察到吴奇伟的军指挥部设在遵义东边的忠庄铺，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警戒。毛泽东当机立断，派出第一军团从水师坝杀过去。吴奇伟吓得屁滚尿流，带着一个团溃逃。他和军部几个人逃过乌江后，立刻把浮桥砍断，让随行一个团的1800多官兵成了红军俘虏。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冒充敌方领导发密电，红军转危为安

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当日，二局截获国民党军的密电：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6个师的部队正由茅台地区向金沙方向前进，距红军只有30公里的路程。同时在乌江南岸20余公里处，也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部队。而红军要安全渡江，至少需要3天时间。敌我双方如无一方改变行动时间和方向，很可能会重演如湘江战役一样的血战局面。

深夜，红军总指挥部里灯火通明，中革军委在一起研究对策。

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一个妙计，就是利用红军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口令及密正码和电文格式，冒充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方向前进，从而将敌这两部主力调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听后拍案叫绝，肯定这个方法可行。假电报发出后，周、吴部果然“遵命”向偏离红军渡江地点的方向前进，红军由此争取了3天时间，渡过乌江，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3月31日午后，中央红军全部南渡乌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

邹毕兆回忆说：“二局冒充蒋介石发的这封密电，蒋介石可能至死也不知情。”

“红军的密电，没有一个被敌军破译”

在邹毕兆亲手详细记录中央红军破译工作成果的《心血的贡献》一书中记载，从 1932年 10月至1938年1月，军委二局共破译蒋、湘、粤、川、桂、黔、滇、马鸿逵、张学良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个，平均每月17个。“而我们红军的密电，却没有一个被敌军破译”！

1933年蒋介石曾下令高薪聘请荷兰人破译红军密码；同时，在侍从室组建专门破译密电的机构，让他手下密码破译第一干将黄季弼侦译红军密电。黄季弼埋头苦干了两个多月，最后“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邹毕兆回忆：“我军自编密码，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这个密码体制在红军中被称为‘豪密’，最早编制这套密码的人署名伍豪，伍豪就是周恩来。”

二局战友都说《心血的贡献》这个名字起得“非常贴切”。为了破译敌军密码，“破译三杰”都是夜以继日，绞尽脑汁。有位专家说过“密码是天才的坟场”。邹毕兆从20岁开始就患上了严重的头痛失眠症，“我失眠非常厉害，脑子里各种响声都有，头痛，甚至带有神经质，怎么也不想在二局工作了。1939年，我在毛主席关怀下去马列学院学习，还是毛主席写的信”。1944年10月，邹毕兆被党组织分配到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南下支队任副参谋长，从此走上抗日前线，离开了二局破译工作。

红军“破译三杰”中的曾希圣、曹祥仁，因为工作劳累，再加上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都较早逝世（曾希圣64岁、曹祥仁61岁），没有写过详细的回忆录。邹毕兆则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活到85岁。有学者撰文认为，在撰写回忆录方面，邹毕兆是“现存记录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为详尽、最有见地、最具史料价值的权威性文献。我们对邹毕兆的这一重要贡献深怀敬意和感激”。

（《文史博览·文史》2017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