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2000年中考,我的分数过了市重点高中的录取线。初中班主任找我长聊,列举了留下来上高中的种种好处与去市重点的诸多弊端。
感动之余,我问:“杨洋也会留下来吗?”杨洋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班主任的女儿。
“当然。”他点头。
然而,开学那天,我才知道杨洋去了市重点,而我不过是为班主任换来了一笔不菲的奖金。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该如何报复那位我曾经十分信任的班主任。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我来说,这件事迅速凝结成一股反噬力,颠覆了我对老师甚至对世界的认知。
高中部的学习氛围不好,课堂上有人呼呼大睡,有人肆无忌惮地聊天嬉闹,有人拿着扫帚模仿歌手黄家驹,甚至有人和老师对骂……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反而很享受地看着老师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面对我们,大多数老师选择了放任自流。除了新调来的胡老师,他教地理,小个子、小眼睛、矮鼻梁,瘦小得男生都不屑于和他争执。
显然,他还不懂随大流,总是铆足了劲儿,费尽唇舌地举实例讲道理,想领我们走上正道,可惜没人买账。
有一次,他把我喊到办公室,指着试卷上的大片空白,痛心疾首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学习?”
那是第一次有老师这么严厉地呵斥我。我有点心虚,但仍然摆出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愿意,你管不着!”然后不等他同意,我便径直离开了办公室。
转折出现在高一下学期开学后不久。
那天,我请病假溜去鎮上买东西,遇上了初中教历史的穆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