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

■董丽霞 赵文哲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

■董丽霞 赵文哲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少儿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劳动收入份额

一、引 言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近20年呈现下降的趋势。劳动收入份额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一直相对稳定，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周明海等［1］通过计算发现，在收入法计算GDP的条件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占GDP比重从1985年的52.9%下降到2007年的39.7%，这与所谓的卡尔多事实①，即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时期内保持不变的判断不符。

图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收入法GDP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图1是我们根据中经网、国泰安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的百分比（简称劳动收入占比）。可以看到，近20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199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高达53%，到2007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降至最低39.7%。从2008年开始，虽然劳动收入有所升高，但仍没有超过2003年以前的水平。2015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仅为47.9%。

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或者处于非常低的状态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不仅会制约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2］，使得投资率过高从而引发宏观需求结构失调等问题［3］，甚至会引起一系列的劳资冲突［4］，进而影响我国社会的繁荣与稳定［5］。同时，我们不难把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和基尼系数的提高联系起来，或者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客观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这导致了收入分配政策的相应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存，坚持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解决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首先要理解劳动收入份额为何下降。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人抚养比升高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其主要机制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我国要素密集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对于要素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二、文献综述

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许多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例如罗长远［6］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认为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包括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全球化、经济发展水平、非正规部门规模、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财政收支等；白重恩与钱震杰［7］利用1985—200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1985—1995年和1996—2003年两个阶段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回归分析，综合了技术因素、市场偏离完全竞争的程度和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影响因素。总体上来看，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的问题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最早从李嘉图开始，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素分配份额有所不同，即不同时期三大产业的逐渐过渡和各自的比例变化会影响劳动或资本收入的份额。白重恩与钱震杰［3］、罗长远与张军［8］认为经济结构从农业向服务业转型、工业部门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李稻葵等［2］认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逐渐转移以及两部门之间的劳动边际产量差距的逐渐缩小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先下降后上升的结果，或者说劳动收入份额具有U型变动的特征；还有一些学者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出发解释这一问题，例如姜磊和郭玉清［9］基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市工业部门沉重的就业压力严重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在谈判中的地位，从而造成其收入增长缓慢。

（二）技术进步因素

针对技术对初次分配的影响，希克斯提出了有偏技术进步的概念。他认为技术进步对资本和劳动边际产出的影响不同，技术进步可能是偏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也可能是偏向提高资本生产率的，这取决于二者边际产出比的变化，同时需要考虑劳动与资本间的替代弹性。如果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则二者之间是替代作用，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技术进步偏向劳动；如果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则二者之间是互补作用，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下降，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如果要素替代弹性等于1，则劳动收入份额维持不变，这时技术进步是中性的。Diwan［10］发现，在发达国家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有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对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一些研究认为，在中国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导致劳动报酬下降，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11］［12］［13］［14］另一些研究则指出，由于高技能劳动与资本的互补性，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导致资本收入份额升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15］

（三）所有制因素

所有制因素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研究中发现，国有企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国企的社会责任要求其能够吸纳足够劳动力并提供相关的保障，这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16］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国企在生产效率上出现劣势，这可能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但是，周明海等［1］也发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将通过减少要素扭曲、提升经济效率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有促进作用。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竞争”吸引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加速融入，使得要素分配向更加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倾斜。

（四）国际贸易的因素

也有文献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更多涉及一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H-O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和一国的资源禀赋有关，且经济全球化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白重恩和钱震杰［7］认为我国劳动力丰富，有利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劳动力价格会随国际贸易上升，所以对外贸易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而赵秋运等［5］利用1995—200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说明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工资刚性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影响。

（五）公共政策因素

政府的财政、金融等公共政策有时也会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一些研究认为，税收结构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初次分配的结果。就我国而言，很多文献认为税收负担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是消极的。李稻葵等［2］认为我国税收结构不合理，多数税收由中产阶级承担，所以不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认为税制改革势在必行。郭庆旺和吕冰洋［18］认为我国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也有明显的影响，企业所得税降低了资本收入份额，个人所得税中对劳动征税部分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增值税明显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营业税显著降低了资本收入份额。金融深化程度直接影响资本的利用率和资本价格。陈斌开和林毅夫［19］认为，低利率导致较低的资本价格，然而工资的下降没有利率下降的明显，这导致整体上劳动收入下降，金融抑制导致穷人面对更高的贷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使得穷人财富增长更慢，甚至陷入贫困陷阱。罗长远和陈琳［20］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私人企业有倾向减少雇佣劳动力或降低工资水平，这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

（六）政治和制度因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政治和制度因素在要素分配中的作用。魏下海等［21］利用2004年、2006年和2008年三轮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企业的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无政治关系企业，且政治关系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并且，在要素市场越低、法制越落后以及政府掠夺越严重的地区，上述效应越严重。王宋涛等［22］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发现，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要素市场分割越严重，劳动收入份额也越低。

虽然学者针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已有很多，但几乎没有文献从人口结构变动角度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析。伴随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老人抚养比快速上升。这一变动为我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意味着未来我国将面临人口负债，劳动力增长将迎来拐点，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也将消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以及被抚养比人口的增加，这势必会导致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魏下海等［23］通过Diamond世代交替模型说明人口结构模型将影响个体的储蓄行为，进而影响资本的集约程度，并利用1990—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确认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是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结构的变动不仅影响个体对储蓄的选择，还影响他们的教育支出决策（包括针对子女的和自身的），其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也会影响劳动收入的份额，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本文旨在以往相关理论基础上，从人口结构变动视角分析其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全面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途径，同时进一步分析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诸多中介因素——储蓄、人力资本等，这丰富了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解释，也能从新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理论分析框架

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人抚养比逐渐升高。少儿抚养比下降主要是因为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和生育率的下降，这导致家庭更重视孩子的质量，因而会降低生育孩子的数量，从而使少儿抚养比下降。老人抚养比升高主要是因为成年人预期寿命的提高，使得进入退休年龄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中年人不得不抚养更多的老人。从实际数据来看，我国少儿抚养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55%下降到2010年的22.3%，此后几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老人抚养比从2000年开始明显升高。2000年前，我国老人抚养比低于10%，2000年后高于10%，并持续升高。2015年，我国老人抚养比已经达到14.3%。

人口年龄结构主要通过要素密集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从要素密集度来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同时影响了劳动要素的供给和资本丰裕程度。

一方面，我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使我国劳动力供给量和比重迅速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婴儿潮②［24］，从70年代开始我国提出限制人口生育的计划，再到80年代实施的“一孩政策”，我国少儿抚养比和生育率迅速下降。结果从90年代开始第三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大量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开始上升。劳动力供给的大量增加意味着我们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或者说劳动力供给曲线过于平滑，长期以来不利于劳动力工资的提升，丰裕的劳动力为资本份额的增加提供了基础，劳动力供给没有瓶颈，资本回报率才会高③。同时，人口红利的形成还伴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客观上正是城镇化把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由于从事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小于在城市工业部门从事劳动的边际产出，而农村人口的收入大多计入劳动收入，工业化前中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劳动收入增长落后于资本回报增长，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人抚养比的升高刺激了国民储蓄的增加，导致我国资本丰裕程度升高。在我国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为了应付未来教育支出的增加，父母会增加储蓄；［25］同时，随着成年人预期寿命的提高和老人抚养比的升高，成年人储蓄在未来的回报率升高，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我国居民进行养老储蓄的动机非常强烈。［26］因此，我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人抚养比的升高都会造成储蓄率增加。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结构变动一方面增加了劳动人口比例，这有利于提高劳动丰裕程度；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储蓄率，这又有利于提高资本丰裕程度。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要素丰裕程度变化引起要素价格发生变化，进而使要素之间相互替代。例如劳动力变得丰裕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企业会用更多的劳动替代资本。因此，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并不清楚，最终取决于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替代弹性。如果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则资本丰裕程度上升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反之同理）；如果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互补关系，即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则资本丰裕程度的上升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我们无法通过直接经验判断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这需要我们通过实证过程去验证。接下来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的变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描述

上文已经讨论了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一系列因素，并且在理论部分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途径，结合数据特点并参考相关文献的做法，本文选取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进行分析，基准模型如方程（1）所示：

下标i、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期，ui为不可观测的省份固定效应，eit为随机干扰项。

被解释变量为lsh，代表劳动收入占比，即运用收入法GDP计算的劳动者薪金收入占GDP的比重。

主要解释变量是少儿抚养比ydep和老人抚养比odep，这两个变量用于度量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少儿抚养比是指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老人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

X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

1.资本产出比k_y，用于控制经济运行中要素投入变化的影响，这个变量刻画劳动资本替代弹性。

2.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GDP的比重ind1、ind3，这两个变量用于控制产业结构的影响。很多文献研究都表明，产业变动尤其是第一产业在GDP中比例的下降是近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3.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fdi，用于控制对外开放下外来资本对劳动收入的冲击。相关文献研究认为FDI的增加弱化了本国劳动力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从而对工资的升高产生持续压力。另外由于地方政府急于招商引资和GDP竞争，导致资本的要价能力被人为抬高，也会削弱劳动者的地位。

4.金融发展程度fdeep，刻画金融发展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用贷款占GDP比重衡量金融发展程度。

5.税收负担tax，用省级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这个变量用来控制政府税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6.人力资本水平h，用来说明人力资本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用高中及以上在校学生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上述定义的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影响有一定滞后期，我们用滞后5年的高中及以上在校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我国199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国泰君安数据库、Wind中国宏观数据库。表1是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图2 少儿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散点图和拟合线

图3 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散点图和拟合线

图2和图3分别是基于样本数据计算的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散点图和拟合线。由图所示，首先，不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域层面我们都能得到少儿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明显的正向变动关系。全国层面上少儿抚养比跨度很大，从10%到60%都存在样本点，说明了我国各地区不同的人口结构特点。分地域看，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下降较快，最低已经到10%左右，而西部最低只到20%。从劳动收入份额上看，东中部最低在30%左右，而西部基本在40%以上。综合而言，从东部到西部，少儿抚养比下降速度逐渐减慢，同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速度也逐渐减慢。

其次，我们发现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明显负向变动关系。从全国范围看，老人抚养比分布区间没有少儿抚养比大，说明其处于上升初期。从东中西看，东部老人抚养比处于较高值，劳动收入份额随之变化的斜率也更高，所以东部在老人抚养比变化上较为超前，并向西递减。

（二）回归分析

表2第（1）-（3）列是对基准模型（1）的回归。表中第（1）列是利用混合OLS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第（2）列是用固定效应方法进行回归的结果，第（3）列考虑了各地区之间在同一时间上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而利用Driscoll-Kraay方法对固定效应模型的汇报调整标准误。［27］从结果来看，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效果更好，无论是否经过Driscoll-Kraay方法修正标准误。少儿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均显著为正，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均显著为负。这个结论意味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人抚养比的升高能够解释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这个结果与图2和图3中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拟合结果是一致的。从要素禀赋变化的角度来看，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裕，但这会使得劳动力价格有更大幅度的下降，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老人抚养比的升高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同时也会导致储蓄增加，资本相对丰裕程度增加，但资本的稀缺性使得资本的价格下降幅度相对较低，这导致资本收入份额升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下降。根据表2中少儿抚养比ydep和老人抚养比odep估计的系数以及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的历史变化趋势，我们计算出人口转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如图4所示，我们发现从90年代开始，人口转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不断下降，到2000年，该效应由正变为负。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转变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负向作用。这一结果与图1中显示的2000年后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降的趋势是高度一致的。

表2 基准回归结果、抚养比与资本产出比的交叉项回归结果

图4 人口转变对劳动收入的效应

在控制变量中，资本产出比k_y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根据前文的分析，这意味着资本与劳动是互补的，资本存量在上升的过程中资本价格下降更多，从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反而升高。第一产业比重ind1和第三产业比重ind3的增加都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是因为相对于第二产业，这两个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而劳动收入份额随第一、第三产业比重的升高而升高。这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之一。FDI占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反向关系，但不显著。金融深化程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向关系。税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但不稳健。这可能与我国的税收结构有关，不同的税种对要素的分配有不同的影响。［18］人力资本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但只有在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才显著。

在第三部分我们提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通过要素禀赋丰裕程度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这意味着，人口转变除了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还会通过资本产出比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针对这一渠道，我们在基准方程中分别加入少儿抚养比ydep和老人抚养比odep与资本产出比k_y的交叉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的第（4）-（6）列所示。

从表2结果来看，少儿抚养比ydep和老人抚养比odep与资本-产出比k_y这两个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而资本-产出比k_y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会改变资本_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80年代初我国少儿抚养比高达50%以上，而老人抚养比低于10%。在少儿抚养比较高而老人抚养比逐渐升高的时期，资本-产出比k_y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在人口转变的早期阶段，少儿抚养比先大幅下降，老人抚养比变化不大并且较低。随着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储蓄率快速升高。而我国资本要素长期被抑制，因而资本产出比的升高并未伴随资本价格更大程度的下降而使得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升高。但随着人口转变，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逐渐下降，即资本与劳动的互补作用在减弱。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少儿抚养比变得更低，老人抚养比开始明显升高。这个时期储蓄率升高和资本积累主要是由老人抚养比升高引起。由于资本丰裕度比较高，资本产出比的升高可能会伴随着资本价格较大幅度的下降，因而，伴随着资本产出比升高，资本收入份额会下降，劳动收入会减少，即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会缓慢升高。上述分析意味着，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随着人口结构转变，我国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将会呈现出U型变化，如图5所示。

图5 人口转变过程中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五、结 论

通过对我国人口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少儿抚养比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作用，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有反向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特点是：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率先大幅下降，老人抚养比位于较低的水平；当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降到较低水平时，老人抚养比开始缓慢升高，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结构变化通过要素禀赋的变化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由正逐渐转变到负。同时，人口转变也会影响到劳动与资本替代互补效应。总体上来看，资本和劳动是互补的，但是人口转变过程使得我国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呈U型。

本文的结论对于未来我国要素分配的治理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我国人口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较低、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资本要素在国民经济中将会越来越重要，因而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优势会更强。要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逆转，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除了增加劳动力供给，更重要的是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使得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得更大的支配地位。

注释：

①卡尔多事实指长期内劳动收入份额保持不变。

②第一次是1949—1958年，第二次是1962—1965年，第三次是1986—1990年。

③来自新浪财经对蔡昉在第十三届 “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的发言文字实录，2014年2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40222/143618299874.shtml。

［1］周明海,肖文,姚先国.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J］.世界经济文汇，2010,(6).

［2］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

［3］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

［4］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5］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J］.南开经济研究,2012,(4).

［6］罗长远.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8,(11).

［7］白重恩,钱震杰.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0,(12).

［8］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5).

［9］姜磊,郭玉清.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趋于下降?——基于二元经济模型的观察与解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2).

［10］Diwan,I.Debt as Sweat:Labor,Financial Crises,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Working Paper,TheWorldBank,2001.

［11］黄先海,徐圣.中国劳动收入下降的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J］.经济研究，2009,(7).

［12］戴天仕，徐现祥.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J］.世界经济，2010,(11).

［13］张莉，李捷瑜，徐现祥.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J］.经济学（季刊）,2012,(1).

［14］陈宇峰，贵斌威，陈启清.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J］.经济研究，2013,(6).

［15］王永进，盛丹.要素积累、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占比［J］.世界经济文汇，2010,(4).

［16］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08,(8).

［17］邵敏,黄玖立.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0,(4).

［18］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6).

［19］陈斌开,林毅夫.金融抑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12,(1).

［20］罗长远,陈琳.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3).

［21］魏下海，董志强，刘愿.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3,(5).

［22］王宋涛，朱腾腾，燕波.制度环境、市场分割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7,(3).

［23］魏下海，董志强，赵秋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2,(2).

［24］方福前,祝灵敏.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8).

［25］刘永平,陆铭.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8,(4).

［26］董丽霞,赵文哲.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基于内生人口结构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1,(3).

［27］Driscoll,John C.and Aart C.Kraay,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PanelData,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8,Vol.80.

【责任编辑：薛 华】

利用我国199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相关关系，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关系，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能够解释我国最近20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从要素禀赋角度来说，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前期主要是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升高，这导致劳动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劳动价格大幅下降，从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后期主要是预期寿命和老人抚养比升高，这导致储蓄率升高，资本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但资本价格并没有相应下降，因而资本收入份额升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F244

A

1004－518X（2017）10－0086-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测算、分解与政策设计研究”（71603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于机会公平视角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12YJC790033）、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研究”（14JYC028）、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关系研究”（14JGB083）

董丽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836）

赵文哲，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