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个体户”陈佩斯:我经得住检验

2017-11-30 22:14肖峰
人生与伴侣·共同关注 2017年11期
关键词:陈佩斯个体户喜剧

肖峰

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上,63岁的陈佩斯5点多起床,6点吃完早餐,经过“太太审查”后,他穿着一件浅粉色的衬衣出门了,手里握着一支牙膏和牙刷迈进排练厅。

那里是他一天的喜剧战场。

“等等,再来,再来”

“3,2,1,开幕。”陈佩斯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话音落下,演员开始了表演。

“你那句‘电话占线是往回走两步了才说……稍等,看不出你那气息来。”

一名年轻演员刚讲出台词,陈佩斯打断了他,“这表演整个是不对的,要特别积极的,你是急不可耐地要表达这句话。”他边说边自己演了起来。

此时,他是一个极严苛的导演。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场电话的戏,重复排了数十次。陈佩斯的目光在演员身上游移,脸上的表情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变化,沉醉的笑或紧蹙的眉。“这是一个动作线和反动作线的关系,你们的动作线一定是要奔着幸福美满光明,奔着大喜悦大光明去的,这就好看了。你后面被人消解,被人欺负就好看了。”

整个排练大厅里,除了演员念台词的声音,只剩下陈佩斯给演员说戏的声音——

他能叫出每一个年轻演员的名字。演员气息不对,台词慢了,表述累赘,口型不对,节奏韵律不协调,情绪没有表达出来,他一准噌的从椅子上弹起来,“等等,再来,再来啊。”

排练休息间隙,几名年轻演员互相开着玩笑,陈佩斯在一旁嚼着根黄瓜,静静看着他们。

儿子陈大愚在《托儿》里面扮演一家婚介所的年轻小老板“陈晓”。当天的排练进入尾声,陈大愚正和另一个演员对戏,父子俩因为一个位置的坐法产生了分歧。

平时在家里,父子俩常聊的也是戏和表演。陈大愚是理科生,偏重逻辑思维,陈佩斯偶尔会让他帮忙整理剧本、打字和修改标点符号,询问他的一些想法。后来,他子承父业,也入行当了喜剧导演。

“自我折磨”和“取悦他人”

早在1986年,陈佩斯在河南农村拍《少年的磨难》的时候,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

那时,他在一条土路上拍戏,光着脚追汽车。地上都是蒺藜,夏天是绿色的,一入秋天就变黄了,跟土地颜色一样。他一跑一扭,脚底扎满了蒺藜。“里三层外三层的上万人看我光着屁股在那跑呢,别人看着觉得好笑。”

导演喊停,他一下就趴到了地上,周围的人又笑了。他把脚上的蒺藜一个个拔下来,“围观群众乐的呀,开心的呀,都笑得不行了。”此后,他总问自己喜剧是什么。“这么残酷这么残忍,我当时不能接受。”痛苦了五六年,脑子里转不过弯儿来。“后来强撑着把那几年的节目也都演下来了,但是心里的那个坎儿迈不过去,认为喜剧不是一个好东西,太残忍了。”

直到有一天,他再看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看到挂在墙上那张翻上翻下的床。“我想我拍一部电影,一个镜头要拍很多遍,他一个镜头拍了七八分钟啊,一个镜头完成得拍多少遍啊。”每一个技术和小的动作环节我都看得很开心,电影里的卓别林一会儿被床弹起来,一会儿被砸下来,一会儿又挂在墙上。

陈佩斯突然意识到,喜剧是“通过自我折磨,把这先完成了,再去取悦于他人。”

在演《警察与小偷》、《吃面条》、《羊肉串》这些早期作品时,他还不知道“悲情内核”,只知道反正有人倒霉就行,后来回过头分析,才发现“其实里面也有这种东西”。

在他和朱时茂的小品《警察与小偷》中:警察问小偷,你在哪儿上班?小偷答,派出所。警察问,派出所出来去哪?小偷答,去监狱。

双方用各自惯有的语言方式去问话和回答。“我们把这叫互不干涉,两人各说各话,才能把这误会维持下去。这里有个悲情内核,小偷刚从牢里放出来,临走还不忘偷一下警服出来,就等着那保险箱砸开了,在过年的晚上去偷,有饭吃了,巨大的悲情内核;警察看走眼了,他有他的悲情在里面。”

从2005年的喜剧《阳台》起,陈佩斯开始在舞台剧作品当中运用自己的喜剧理论。他认为,喜剧是依据条件存在的。比如悖逆条件就是创作者找出人物的行动线,然后利用另一个事件或者情况刺激导致人物行动被迫中断。

后来,陈佩斯将这些理论运用到电视喜剧中。2013年,他导演了一部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他说自己只是想做个实验,“尝试我的很多喜剧的理论在电视上能不能用”。

拍摄现场,就像一场戏剧排演。开拍之前,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导演组,演员和摄影,自己要的是什么。一场戏他不满意的时候,直接打断,拿掉TV(监视器)。“所有的行动产生了,满意了再用TV记录下来。起码我被检验,我能够经得住检验。”

这张脸

排练厅的窗户占了半面墙,陈佩斯倚靠在窗前,时而站立,时而坐下。除了鼻子下面的那条灰白色胡茬和笑起来时挤出的几条鱼尾纹,他依然高大,动作敏捷,面部表情丰富。

还是那张脸。

在三十多年前的小品《拍电影》中,扮演导演的朱时茂描述过这张脸:“说句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太好看,焦点要注意啊,不要对着鼻子上。对着鼻子眼睛可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鼻子的距离比较远。”

这张脸,也曾被北京軍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鉴定为“普通”。19岁的时候,陈佩斯报考这两个单位都被拒绝,因为这张脸在河北河南之类的地方,“一拉一大把”。

考到第三家的时候,陈佩斯终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录取。录取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那张脸。

那时演员剧团需要一些出演反派的演员,陈佩斯那张“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的脸,恰好为他谋得一次机会。

这张脸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话剧《万水千山》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部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陈佩斯的角色是一个跑场的匪兵。

那时,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他后来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

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被陈佩斯演得活灵活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語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 当时在总政话剧团、参与了《万水千山》演出的编剧毓钺曾向媒体回忆说。

但这张脸被观众熟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他和搭档朱时茂留下了《吃面条》、《羊肉串》、《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等经典作品。不过他后来也在媒体采访中回忆,和春晚的合作并不顺利:陈佩斯热衷探索舞台形式的突破,他曾多次提出根据不同小品内容,运用视频手段等试验,但都没被采纳。

这个舞台成就了他,也改变了他,上了11年春晚后,陈佩斯和这个舞台决裂了。1998年他和朱时茂出演小品《王爷与邮差》后,再没有在春晚露面。

那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揣测和流言。有人说他被央视封杀,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穷困潦倒,只能去北京郊区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

事实上,那片山在风波前的几年就承包了,他在那买了院子,是周末常去的一个家,想在山林的环境下“使自己安定下来”。山上种了果树,朋友们常来采摘,但没靠这座山赚过钱。

陈佩斯仍然在开拓自己喜剧的疆土。

喜剧“个体户”

他说,自己走上喜剧道路,“完全是因为生活所迫。”

1991年,陈佩斯脱离体制,单打独斗,在海南注册成立了一家喜剧制作有限公司。两年后,他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取名“大道”是因为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地走下去的路”。这是中国最早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企业。

2001年,成为喜剧“个体户”的陈佩斯开始演出话剧。这种演出方式有点类似旧式艺人的撂地:放下架子,直接面对观众表演,即时接受他们的反应。

“撂地能成就一个艺人,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经验。”陈佩斯说。

同年,陈佩斯带着喜剧《托儿》行走全国。那是中国话剧的低谷期,体制转型,人才断档,话剧演员纷纷在外演出电视剧。陈佩斯说,无论什么行业,坚持到最后的人都是少数,他看得开。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里,陈佩斯打扮时髦,长发飘飘,衬衫解两个扣束在牛仔裤里。如今,年纪越大,他越返璞归真,穿长衫踩布鞋。

编剧史航曾向媒体形容陈佩斯:“他在我们眼中也许就像一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但他的背后却可能挂着刀和枪。”

现在的陈佩斯,除了研究喜剧、演出和写剧本,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他的世界很安静,每天腾出两三个小时在电脑上写剧本,没事的时候宁愿坐在院子里发呆。“别人都以为,喜欢穿布鞋和中式服装的陈佩斯很古朴,其实他很现代。”跟了陈佩斯三年的助理说。

尽管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文章还是不断冒出来。这两年,小品借助综艺攻城略地,出现了多档喜剧爆款节目,但陈佩斯还是像那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入了定,稳稳地扎在舞台喜剧里钻研。

演出了数百场后,2013年,陈佩斯不再参与《阳台》的演出。对年近六旬的他来说,里面人物的动作太过激烈,“我演不动了。”

《阳台》交给了他的学生,他自己专注演《戏台》里侯班主。

在他的演出规划里,有一天演不动侯班主了,他还可以选戏份较少的角色演:70岁演剧里的徐处长,80岁扮刘八爷,“90了我就演一剃头的,开场完我回去睡觉。”说完,他仰头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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