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生长的糖

文 /范晓波

如果饿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童年的关键词，我们这拨孩子的关键词则是糖，和我同龄的1970年出生的女作家棉棉赖以成名的长篇小说名字就叫《糖》。我没读过这本书，不知它和糖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我能感受到糖这个词对棉棉的诱惑，这是现在的小孩难以想象的。

在比我们大一轮的孩子从饿的阴影里挣扎出来后，糖开始在我们的仰望中闪烁其词。它们隐身在大人神秘的口袋里、上了锁的抽屉的一角，因珍藏过久而变得潮湿黏滑，只在喜庆的日子和大人出差归来时偶露峥嵘。那时糖的品种也少得可怜，除了水果糖和花生糖，就只有驱蛔虫用的宝塔糖（不过称它为药也许更准确），剩下的是民间流行的冰糖、麦芽糖、产妇才能吃到的红砂糖。它们和我们的嘴巴总是隔着一行口水的距离。

我总是盼着跟大人去年轻阿姨的单人宿舍做客，因为她们最擅长的游戏便是从抽屉里的花手帕里变出两三颗水果糖，在到达我的嘴巴之前要在她的手掌里暂停片刻，直到我犹豫着喊出阿姨好。对糖的观察使我记住了轻握着它的手掌：光泽丰润并布满好看的红晕。这个印象影响到了许多年后我对女性的选择。挑着麦芽糖换牙膏皮的小贩是我们又盼望又痛恨的人，他们用小锤敲打割刀的脆响魔法般收走了我家里的旧雨靴、破脸盆和尚未挤尽的牙膏，而他们用吓唬蚊子般的力气敲割下的一丁点糖块似乎比黄金还贵，它非但没有缓解我对糖的饥饿感，反倒把饥饿养得又肥又壮。外婆是世上最疼我的人，这是在她将一块藏在餐橱里的冰糖偷偷塞到我嘴里时形成的判断。比我大5岁的表姐迄今仍对一个黑镜头耿耿于怀：我像海狮顶球一样含着一块快要超出口腔容量的冰糖从厨房表情诡秘地出来，又想留意地面又怕融化的糖汁从嘴角溢出，因此模样滑稽至极。

更多的时候，我们连糖的影子也看不到，不知道当时全国糖的产量有多少，反正我们获得糖不比现在有些人获得白粉容易多少，而上瘾的程度也许是接近的。由于有几年在乡下生活的经历，我有机会沿着植物的根茎寻找到糖的源头。

偷瓜、偷桃、偷枣、偷甘蔗一度成了儿童文学的流行元素。在我外婆的老家，还有两种能提供糖的植物。我对田埂的亲切感也许就源自一个暖洋洋的记忆：我们趴在秋日铺满柔草的田埂上，像排雷兵那样匍匐前进，寻找一种根部小拇指大小、状如萝卜的植物（没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它们有绿条纹的叶片摇曳在地表的微风中，我们即使隔着一米也能一眼把它们从别的植物中区分出来，然后掏出削笔刀小心地挖出根部，皮是黑褐色的，肉却饱满白嫩，咬起来又甜又脆，这是躲在地底的糖。天空中的糖也逃不过我们的舌头，它悬挂在冬日枞树细如针丝的发梢，状如露珠，色如松脂，不知道是枞枝的分泌物，还是蜜蜂或其他昆虫的粪便，扯下来放到唇边一抹，比糖还甜，只是有些枞枝的青涩味，麻舌头。

秦羽墨

散文看似门槛低，但真正写好，却很有难度，它必须得是个人品格与心性的流露。范晓波的散文就是这样，从私人生活经验切入，却具备了力透纸背、直指人心的力量。《向上生长的糖》写了一个关键词——饥饿，以及一种精神向往——美好。作者用温和的笔调书写苦难，与生活中的不易，揭示真相如手术刀一样，一插到底。其文字间跳跃着不熄的源于生命内部的热爱与隐痛，有一种浪漫，又有一种哀伤。他写的是一种卑微中的崇高。

10岁左右时，我开始自己种植糖。一开始是西瓜，但瓜秧不容易伺候，由于裸露在平地上，还常被人连根拔掉。后来又改种桃，春季的雨天到人家桃树下的腐土中去找发了芽的桃核，呵护备至地移植到自家屋后，每天浇水，却不怎么见长。后来有人告诉我，要想吃到这棵树上长出的桃，你起码得熬到小学毕业。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终于找到了快速到达糖的路径——芦秫。芦秫可能是高粱在江南的变种，形似甘蔗，食杆不食穗，含糖量比甘蔗略低，成长快，易于种植，一般种在菜园里作甘蔗的替代品，穗还可以扎成扫把。当时我跟我妈住在一所农村中学里，不知从哪弄到了一株芦秫苗，我把它栽在了学校南边的水塘边，准确地说，是栽在离水面不到20厘米的塘坝上。我这样做是有科学考虑的：一是浇水方便；二是塘坝比较陡，又是松软的黄泥质地，不会有人冒着落水的危险来破坏我这项秘密且甜蜜的事业。我的日子从那天开始有了奔头，从一茎小苗出发，从春天出发，向秋天和糖奔去。我每天要去塘边三次，斜着身子下到水边，用合拢的手掌作瓢为芦秫浇水。时间一长，塘坝上留下了一串歪斜的脚窝，像少林武僧在练功房和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留下的一样。

我的芦秫在五月的清风里迎风生长，叶片嫩绿肥大而轻盈，在阳光下焕发着所有新生事物特有的光彩。在它长到和我齐腰高时，它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我忽然有些无法面对它就要长成的局面——我真舍得把它吃掉吗？几个月的期待使期待比结果显得更重要了，我不知道如果不给它浇水了我今后还能干什么；我更担心的是别人发现我的秘密窃取丰收果实——它已经长大成漂亮姑娘了，想藏都藏不住了。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塘边，浇水，或坐在塘对面看它在阳光下舞蹈。有时晚上也要过来看看，看不清没关系，我能闻到它有别于杂草的清新气息，这种气息能让我在一个个初夏的夜晚无比沉醉。

最后一次给芦秫浇水是一个星期天。我像往常一样斜身下到水边，右脚往下探，左脚蹲在上边稳定重心。塘坝的斜坡有一米多长，由于前一天下过雨，我过去踩出的那些脚窝变得很滑，当我俯身下去捧水时，右脚滑出了脚窝，而水边的松土根本承受不起我的体重，我猛然失去了重心。大脑空白了一秒钟后，我看到了头顶的一个漩涡，水涡的上方是蔚蓝的天，它旋转着急速地飞升而去。那时我不会水，只是本能地划动着双臂以延缓下沉的速度。我的双臂给救我的人赢得了时间，她们是几个在对面洗衣服的女中学生。对此件事的记忆到我妈出现为止，她又庆幸又气愤的样子使我的身子比刚从水里捞上来时抖得还厉害。此后的事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没吃到那根凝聚了我无数心血的芦秫。这是我和自己种的糖距离最近的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和死亡距离最近的一次。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在这个过程中，糖也一天天多了起来：奶糖、巧克力和各种更好吃的糖都出现了，品种比我们想象得还丰富。倒是用麦芽糖骗小孩的小贩很少见了，芦秫更是从我故乡的土地上绝迹了——它作为糖的载体的作用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微不足道了。渐渐衰退的，还有我们对糖不屈不挠的欲望，相反，我们对糖尿病之类和糖有关的名词充满了恐惧。

现在的小孩童年的关键词肯定不是糖了。是肯德基？电玩？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的童年在零食和玩具匮乏的上世纪70年代，我只是一个在对糖的仰望中艰难长大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