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殖女患者心理症状与压力量表的编制与初步检验

周 雅 ，范 方 ，彭 婷 ，陈文娜 ，魏冬敏 ，张晓庆

（1.华南师范大学a.特殊教育学院；b.心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1；2.深圳中山泌尿外科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广东 深圳 518045）

【心理卫生】

辅助生殖女患者心理症状与压力量表的编制与初步检验

周 雅1a，1b，范 方1b，彭 婷1b，陈文娜2，魏冬敏2，张晓庆2

（1.华南师范大学a.特殊教育学院；b.心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1；2.深圳中山泌尿外科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广东 深圳 518045）

目的立足中国文化背景，编制针对辅助生殖女性患者心理症状与压力的评估工具。方法基于文献研究并访谈65例患者，确定预期的量表结构，编制量表初始条目74个，在104例患者中施测并检验其信效度。结果通过条目初筛、探索性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保留条目52个，分为2个症状因子、6个压力因子；症状总分、压力总分及各因子分与抑郁量表、焦虑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0.38～0.85（P<0.01），表明量表效标效度良好；症状与压力分量表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3、0.96；ROC分析显示，症状分量表、压力分量表对临床焦虑/抑郁有较高的筛查价值，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3、0.92，临界分分别为30、74分。结论所编量表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可以作为辅助生殖女患者心理症状与压力的科学实用的评估工具。

不孕；辅助生殖；心理压力；焦虑/抑郁症状；心理测量

不孕（女方原因、男方原因、不明原因等情况均包括在内）是生殖健康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1]，有正常性生活的配偶或伴侣，在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2年仍未受孕即可认定为不孕症。随着现代医疗进步，越来越多不孕患者尝试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由于治疗过程与结果存在不可控性，加之不孕事实本身就是生活中重大的压力源，患者往往面临身体、心理的双重负担。以往大量研究表明焦虑、抑郁是这类患者最常出现的心理问题[2-4]。尤其是对既往治疗失败、反复接受治疗的患者而言，他们可能承受常人难以理解的心理压力，这反过来又可能对治疗结果造成不利影响。然而，目前针对辅助生殖患者的心理测量，通常采用基于一般人群编制的焦虑或抑郁的自评问卷，例如，一般健康问卷、Zung自评抑郁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这类问卷可能无法反映辅助生殖患者特异的心理反应与症状。国外虽有个别问卷 （例如，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生育问题问卷）旨在评估不孕相关的心理压力[5]，但它主要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编制，无法完整、真切反映我国不孕患者的心理压力。由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念影响，很多国人尤其长辈仍将生育后代视为婚姻最主要的功能[6]，不孕患者必须面对来自家族长辈的极大压力，他们往往还要背负“不正常”、“不光彩”的社会污名，这在西方社会都是不常见的。据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辅助生殖患者心理症状与压力的表现、特征，编制专门针对这类患者的心理评估工具，为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制定心理健康教育方案以及实施心理保健服务提供资料。

1 对象与方法

1.1 量表编制与研究流程 通过研究相关文献，设计针对辅助生殖患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由4例心理学研究生对65例患者作一对一深度访谈，以发掘与不孕、治疗相关的心理压力与症状。分析访谈内容，建立预期的量表结构（图1），包括2个症状相关因子、6个压力相关因子。而后依照8个因子，编制初始的量表条目共74个（表1），每个条目均用4级评分，1～4分代表症状或压力的严重程度逐渐加重。在104例患者中施测初始量表以及贝克抑郁量表、贝克焦虑量表，检验量表的信效度。

1.2 研究对象 前期访谈的65例患者招募自深圳某生殖专科医院，年龄（34.23±3.77）岁。其中，56 例初婚，9例再婚。与现任丈夫的婚龄（6.26±3.58）年。59例以前未生育过小孩。25例处于首个治疗周期，40例经历≥2次治疗周期。

施测量表的104例患者也招募自同一医院，年龄（34.07±4.90）岁。其中，97 例初婚，7 例再婚。与现任丈夫的婚龄（6.31±3.96）年。55例以前未自然受孕过。92例与现任丈夫没有小孩。47例处于首个治疗周期，56例经历≥2次治疗周期，1例未报告治疗周期数。

1.3 研究工具

1.3.1 贝克焦虑量表 （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 是适用于成人的焦虑症状自评工具，含21个条目，分别对应情绪、行为、躯体等层面的某种焦虑症状。采用4级评分，0～3代表症状的困扰程度逐渐加重。量表总分0～7分表明基本没有焦虑症状，8～15分表明有轻微症状，16～25分表明有中度症状，26分以上表明焦虑症状严重。通常，将贝克焦虑量表总分≥16分用作临床焦虑的判断标准[7]。本研究中，贝克焦虑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

1.3.2 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是临床与科研中广泛应用的抑郁症状自评量表，含21个条目，分别对应抑郁症状的不同类别。采用4级计分，由0～3代表症状程度从无到重。一般认为，量表总分在4分及以下表明基本没有抑郁症状，5～13 分为轻微症状，14～20 分为中度症状，21 分及以上为抑郁症状严重。有研究建议将总分16分作为甄别中国样本临床抑郁的临界分[8]。本研究中，贝克抑郁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93。

1.4 数据统计 采用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考察条目得分、进行条目初筛；采用探索性及验证性因子分析、Pearson相关、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效标效度；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考察量表的临床筛查价值。用Mplus 7.0作验证性因子分析，其余分析用SPSS 20.0完成。

图1 预期的辅助生殖女患者心理症状与压力量表结构

表1 初始的量表条目

2 结果

2.1 条目的初步筛选

2.1.1 变异系数 计算每个条目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变异系数即标准差除以平均分的比值，是衡量离散程度的指标。若某条目得分的离散程度较低，用于测评时敏感度较差。编制量表通常删除变异系数<25%的条目。本研究编制的条目中，仅有1项（B19）的变异系数<25%，故删除此条目。

2.1.2 决断值 以是否检出焦虑或/和抑郁为分组变量（检出组=贝克焦虑量表和贝克抑郁量表至少一项的得分达到临界值，未检出组=贝克焦虑量表和贝克抑郁量表二者得分均未达到临界值），对各条目得分进行t检验，所得t值即决断值。若某条目得分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该条目的区分度较差，不能很好鉴别焦虑/抑郁严重程度不同被试的不同反应。本研究编制的条目中，有2项（B17、B18）的t值未达到显著水平，其余条目上检出组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未检出组，故删除这2个条目。

2.1.3 条目得分与分量表总分的相关矩阵 删除上述3个条目后，量表初稿共有71个条目，其中30个属于症状分量表，41个属于压力分量表。计算各条目得分与相应分量表总分的相关矩阵。通常认为，条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0.30），且有统计学意义，表明该条目有较好的代表性，应予以保留；同时还须注意，各条目之间的两两相关不应过高（>0.85），相关过高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影响后续因子分析的结果可靠性。依此标准，症状分量表的30个条目得分与总分相关系数0.40～0.78，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条目两两相关系数均<0.85；压力分量表的41个条目得分与总分相关系数0.35～0.81，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条目两两相关系数均<0.85，故无需进一步删除条目。

2.2 量表的效度检验

2.2.1 结构效度 在症状分量表与压力分量表中，分别作探索性因子分析考察因子结构。症状分量表中，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2=1 817.83，有统计学意义（P<0.001），KMO检验值为0.89，表明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抽取共同因子，由于该分量表依照情绪行为症状和躯体生理症状2方面来编制条目，预设维度较为明确，加之条目数量较少，故限定抽取2个共同因子。结果显示，2因子模型的累积变异解释率为47.16%，2个因子的特征值为12.00与2.16。在决定某条目是否最终纳入共同因子时，应考虑样本大小来调整因子载荷的选取标准。本研究的样本较小，故采用较高的因子载荷标准（≥0.55），由此得出2个因子分别包含12个与7个条目，可分别命名为“情绪行为症状”与“躯体生理症状”。表2列出了保留条目的因子载荷。

表2 因子载荷与因子命名

压力分量表中，Bartlett球形检验的 χ2值为3 093.38， 有统计学意义 （P<0.001），KMO检验值为0.87，表明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抽取特征值＞1的共同因子 8个， 特征值分别为 17.49、2.98、2.36、2.03、1.47、1.30、1.25、1.11，8因子模型的累积变异解释率为73.14%。如前所述，仅保留因子载荷≥0.55的条目纳入因子。由表2可见，第1至第6个因子包含的条目数分别为 9、6、5、4、3、3，可依次命名为“负性反刍思维”、“社交压力/污名认同”、“情感负担/情感劳务”、“婚姻家庭压力”、“性相关的压力”、“对生育的渴望”。此外，第7个因子仅包含1个条目（B28），描述了不孕患者常有的一种消极认知，因此将其并入“负性反刍思维”因子；第8个因子仅包含2个条目（B3、B12），体现了患者因生育问题而感知到婚姻家庭方面压力，因此将其并入“婚姻家庭压力”因子。

经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条目数精简为52个，分为8个因子，2个症状相关因子（含19个条目），6个压力相关因子（含33个条目），符合预期的量表结构。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得到的症状、压力2个分量表的因子结构作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症状分量表的2因子模型 χ2=304.30，CFI=0.83，TLI=0.80，AIC=3 019.98，BIC=3 118.15，RMSEA=0.10，SRMR=0.09；压力分量表 的 6 因 子 模 型 χ2=836.77，CFI=0.81，TLI=0.80，AIC=6 638.06，BIC=6 851.17，RMSEA=0.10，SRMR=0.10。依据通常的拟合指数评价标准，2个模型的拟合尚可接受。

2.2.2 效标效度 计算症状总分、压力总分及各因子分与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总分的相关，得出相关系数0.38～0.85，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表明量表能较好地反映辅助生殖患者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以是否检出焦虑或/和抑郁为分组变量（分组标准参见上文），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在症状总分、压力总分及各因子分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3），表明量表可以有效区分患者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

表3 分量表及各因子得分与贝克抑郁量表、贝克焦虑量表总分相关，以及不同患者群体中的得分差异

为进一步考察量表能否有效区分个体特征不同的患者，对患者作如下分组：治疗周期数≥2 VS<2，与现任丈夫是否已有小孩。通常认为，治疗周期越多（亦即前期治疗失败经历越多），与现任丈夫目前没有小孩（相比已有小孩、为追生二胎或多胎的情况），患者体会到的心理压力越大，越可能出现各种心理症状。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治疗周期数≥2的患者，症状总分更高 （33.16±10.65 VS 29.36±9.53，t=1.89,P=0.062），躯体生理症状（12.34±4.70 VS 10.49±3.48,t=2.23,P=0.028）与情感负担/情感劳务（12.05±4.83 VS 10.39±4.37,t=1.81,P=0.074）的得分也更高；与现任丈夫没有小孩的患者，症状总分更高（31.97±10.58 VS 26.33±6.02,t=1.80,P=0.074），情绪行为症状（20.30±7.28 VS 16.42±4.56,t=1.80,P=0.075）与负性反刍思维（23.43±8.23 VS 18.17±7.85,t=2.09,P=0.039）更为严重。

2.2.3 预测效度 以是否检出焦虑或/和抑郁症状为标准 （贝克焦虑量表和贝克抑郁量表至少1项的得分达到临界值判定为阳性），绘制症状分量表、压力分量表的ROC曲线（图2），曲线下的面积分别为0.93、0.92，表明2个分量表可较好地用于筛查辅助生殖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症状分量表得分为30.5时，约登指数最大（75%），灵敏度为89%，特异性为86%，提示可将30分设为该分量表的临界分；压力分量表得分为74时，约登指数最大（70%），灵敏度为89%，特异性为81%，意即该分量表的临界分以74分为最佳。换言之，辅助生殖患者若症状分量表>30分，或压力分量表达到74分，表明其心理问题可能有临床意义，应引起患者与医护的重视。

2.3 量表的信度检验 症状分量表、压力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3、0.96，8个因子 的Cronbach α为0.78～0.93。

图2 症状分量表与压力分量表的ROC曲线

3 讨论

3.1 量表编制的依据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针对我国辅助生殖患者，编制了52条目的心理症状与压力量表。根据以往文献[2-4]与前期患者访谈，辅助生殖患者的心理症状主要为焦虑或抑郁症状，因此本研究最初编制了33个症状条目，主要反映患者在情绪、行为、躯体等方面表现出的焦虑性或抑郁性症状，最终保留条目19个。关于患者的心理压力，国外少量研究对不孕相关的压力来源作了探讨，例如，Newton等[5]提出不孕可能引发5个方面的心理压力：人际压力（例如，与有小孩的朋友疏远）；婚姻压力（例如，担心没有小孩导致离婚）；性相关的压力（例如，对性生活失去兴趣）；成为父母的内心需求（例如，一直梦想成为父母）；抗拒没有小孩的生活方式（例如，认同“幸福婚姻一定要有小孩”）。Saito与Matsuo[9]分析了患者对不孕事实的认知与感受可能造成的心理压力，具体包括：难以接受不孕事实、自尊受挫、努力达成新的自我认同、性欲下降及亲密关系受损、绝望、内疚等。基于前人的这些探讨，本研究又融合我国的传统生育观念与社会文化背景（例如，不孕被污名化，被贴上“不正常”、“不光彩”的标签），得出6个压力因子：婚姻家庭压力、人际压力/污名认同、负性反刍思维、情感负担/情感劳务、对生育的渴望、性相关的压力。压力分量表最终保留条目33个。在此需要说明，对于焦虑或抑郁症状的测量，有很多成熟的自评工具（例如：贝克抑郁量表、贝克焦虑量表、Zung抑郁自评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抑郁症复查量表），既往研究通常也是采用这些工具来评估不孕患者的心理症状。而本研究之所以要专门编制症状分量表，主要是出于2方面的考虑：首先，现有工具通常测量一种心理症状，若要同时测量焦虑、抑郁等症状，则须借助2种或几种工具，这样累计的条目数多、不便患者填写；其次，辅助生殖患者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与表现出的心理症状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本研究编制的量表对二者都有考量，能较为全面地评估患者心理，本团队会对量表进行后续的检验和完善，希望能进一步精简条目数量，并开发适用于手机等便携电子设备的APP版本，患者填写完毕就能得到结果报告，以方便其及时了解自己心理症状与压力的严重程度。

辅助生殖患者过多的心理压力与症状不利于治疗的进度与效果[10]。国内1项研究调查了435例辅助生殖患者，结果报告心理压力越大，基础性激素（促卵泡生长激素、黄体生成激素）的水平越高，降调GnRha剂量越大，取卵数量越少，优质胚胎率和成功受孕率越低[11]。此外，心理压力与症状也被证明影响患者的治疗持续行为。美国1项调查显示，对于40岁以下、医疗保险涵盖3次免费辅助生殖治疗周期的不孕患者而言，心理压力是中止或放弃治疗的最大原因，而患者最希望获得的帮助是能有专业人士传授自己如何应对心理压力与症状[12]。可见，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压力与症状，并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帮助与服务，既能从主观上提升患者的治疗体验、鼓励持续治疗意愿，也能切实改善治疗的效果和结局。在临床上，很多辅助生殖患者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不太正常”，相关医护人员也能察觉很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心理反应过多。然而由于缺乏专业心理知识，患者往往不知如何客观评估自身症状，医护往往也无法准确判断患者的心理症状严重程度。本研究编制的量表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既能方便患者自评以进行相应的自我心理调适或寻求专业帮助，也有助于医护与院方及时掌握患者的心理状态从而提供心理方面的资讯或服务，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与治疗结局。

3.2 量表的检验与评价

3.2.1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来检验量表的信度。结果显示：症状分量表、压力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3、0.96，8个因子的Cronbach α为0.78～0.93，提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3.2.2 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结构效度、效标效度来检验所编量表的效度。

3.2.2.1 结构效度 是指测验结果实际测到所要测量的理论结构或特质的程度，它既有赖于理论的逻辑分析，又需借助数据资料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评估结构效度最常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症状分量表围绕情绪行为症状与躯体生理症状2方面来编制条目，预设维度较为明确，故限定抽取2个共同因子，特征值分别为12.00与 2.16，累积变异解释率为47.16%，压力分量表提取特征值>1的8个共同因子，累积变异解释率为73.14%，由于其中2个因子包含条目极少，将其并入其他因子，2个分量表中最终保留条目的因子载荷都在0.55以上。进一步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2个分量表的CFI、TLI均≥0.80，RMSEA、SRMR 均≤0.10，模型拟合尚可接受。上述分析提示量表的总体结构设置较为合理。

3.2.3 效标效度 效标效度是通过评估测验结果与效标的关系来检验量表的有效性，常用评估方法有相关法、区分法。本研究选取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作为效标，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症状总分、压力总分及各因子分与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0.38～0.85，均有统计学意义；而用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的临界分区分焦虑/抑郁的检出组与未检出组，t检验得出2组在症状总分、压力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有显著的组间差异，表明所编量表能较好地区分焦虑/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

本研究在选取效标时，仅纳入了测量焦虑、抑郁症状的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而未纳入心理压力的测评工具，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辅助生殖患者承受的心理压力主要是与不孕或治疗相关的，而现有的心理压力量表基本针对普通人群编制，无法有效评估辅助生殖患者特异的心理压力，国外虽有个别量表（例如，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生育问题问卷）旨在评估不孕相关的心理压力，但它未经中文修订，加之中西方在生育观念、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国外量表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我国辅助生殖患者，这是本研究未采用现有心理压力量表作为效标的主要原因；其次，辅助生殖患者的心理压力与症状存在联动关系，心理压力越大，症状也就越多，而症状反过来又会加重压力，鉴于二者关联紧密，本研究仅采用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作为效标，应该也能较好地检验所编量表的效标效度。

此外，预测效度也是效标效度的一个重要类别，是指量表作为未来预测指标的有效程度。检验预测效度通常采用ROC曲线，它通过比较曲线下的面积来分析量表的诊断价值，可反映出在不同临界分时量表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一般认为，曲线下面积的取值范围为0.5～1.0，数值越大，预测的准确性越高。在同一ROC曲线上，当曲线下面积达到最大，灵敏度与特异度达到最佳平衡，此时对应的量表得分为最佳临界分。本研究中，症状分量表、压力分量表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3、0.92，临界分分别为 30、74，对应的灵敏度与特异性均在80%以上，表明所编量表对于辅助生殖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有较好的预测效度，便于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心理护理与心理干预。

综上所述，本研究编制的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辅助生殖患者心理问题的科学实用的评估工具。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由于不孕涉及隐私、污名等敏感问题，招募患者参与研究相对困难，量表初测的被试较少。以往观点认为因子分析的样本数最好是条目数的5～10倍，而近来有学者指出探索性因子分析不必对样本量有这么高的要求，样本数太多反而可能导致 “样本量过度”（sample size overkill）的问题[13]。不论怎样，本量表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本团队计划未来与多家生殖医疗机构建立患者心理服务方面的长期合作，进一步检验量表的信效度并确立常模。此外，ROC分析中焦虑/抑郁的检出是基于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的划界标准，尽管二者是广泛使用的焦虑、抑郁的经典量表，患者自陈报告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始终不如专业临床诊断，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分量表临界分可用作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初步筛查与诊断参考，未来还需对此作进一步考察。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Reproductive Health Indicators for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of the Second Interagency Meeting,2001[M].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RHR/01.19.

[2]Karimzadeh M,Salsabili N,Asbagh F A,et al.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mong Iranian Infertile Couples Undergo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J].Iran J Public Health,2017,46(3):333-341.

[3]Zaig I,Azem F,Schreiber S,et al.Women’s Psychological Profile and Psychiatric Diagnoses and The Outcome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Is There An Association?[J].Arch Womens Ment Health,2012,15(5)：353-359.DOI:10.1007/s00737-012-0293-z.

[4]Milazzo A,Mnatzaganian G,Elshaug A G,et al.Depression and Anxiety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Failed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PLoS One,2016,11(11):0165805.DOI:10.1371/journal.pone.0165805.

[5]Newton C R,Sherrard W,Glavac I.The 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Measuring Perceived Infertility-related Stress[J].Fertil Steril,1999,72(1):54-62.DOI:10.1016/S0015-0282(99)00164-8.

[6]Lee S H,Kuo B J,Huang L S,et al.Chang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hildbearing Attitudes in Previously Infertile Couples[J].J Nurs Res,2000,8(2):142-151.

[7]Beck A T,Steer R A.Beck Anxiety Inventory Manual[M].San Antonio,TX: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8]Yeung A,Howarth S,Chan R,et al.Us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Screening Depression in Primary Care[J].J Nerv Ment Dis,2002,190(2):94-99.DOI:10.1097/00005053-200202000-00005.

[9]Saito Y,Matsuo H.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Scale for Infertility(CASI)(version 1)[J].Fertil Steril,2009,91(6):2596-2601.DOI:10.1016/j.fertnstert.2008.03.052.

[10]Ying L,Wu L H,Loke A Y.The Effects of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on The Mental Health,Pregnancy Rates,and Marital Function of Infertile Couples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A Systematic Review[J].J Assist Reprod Genet,2016,33(6)：689-701.DOI:10.1007/s10815-016-0690-8.

[11]Zhou F,Dong Y.Psychological Stress is Related to Treatment Outcome in Women Undergoing In-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plantation[J].Int J Clin Exp Med,2016,9(4):7481-7488.

[12]Domar A D,Smith K,Conbo L,et al.A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asons Why Insured United States Patients Drop out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Treatment[J].Fertil Steril,2010,94(4):1457-1459.DOI:10.1016/j.fertnstert.2009.06.020.

[13]Sapnas K G,Zeller R A.Minimizing Sample Size When Using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 Measurement[J].J Nurs Meas,2002,10(2):135-154.DOI:10.1891/jnum.10.2.135.52552.

[本文编辑：陈伶俐]

Symptom and Stress Inventory for Chinese Women Undergoing ART Treatment: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Test

ZHOU Ya1a,1b,FAN Fang1b,PENG Ting1b,CHEN Wen-na2,WEI Dong-min2,ZHANG Xiao-qing2
(1a.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1b.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enter for Studies of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2.Fertility Center,Shenzhen Zhongshan Urology Hospital,Shenzhen 518045,China)

ObjectiveTo develop a reliable and valid scale to assess mental stress and related symptoms for Chinese women undergo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treatment.Methods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 with 65 ART patients,74 initial items of the Symptom and Stress Inventory for Infertility (SSII)were developed.To evaluat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SSII,104 ART pati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initial scale,along with 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and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Result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ith varimax rotation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dentified 2 symptom-related factors and 6 stress-related factors,consisting of 52 items.Scores of symptom subscale,stress subscale and 8 factor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AI and BDI scores (r=0.38～0.85,all P<0.01).Cronbach α for the symptom and stress subscales were 0.93 and 0.96,respectively.ROC analysis indicated the implication of the symptom and stress subscales for screening clinical anxiety/depression,with the values of area under the curve being 0.93 and 0.92,and the cutoff scores being 30 and 74,respectively.ConclusionThe SSII demonstrates satisfactory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could be served as a useful psychological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Chinese women undergoing ART treatment.Further refinement of this new scale in larger samples of ART patients and establishment of a norm are warranted for clinical practice.

infertility;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iques;mental stress;anxiety/depression;psychometrics

R395

A

10.16460/j.issn1008-9969.2017.12.049

2017-03-11

广东省教育科研重大项目（2014JK2010）

周 雅（1985-），女，湖北武汉人，博士，讲师。

范 方（1968-），男，湖南邵阳人，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