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视角审视新闻与传播
——评《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史稿》

文/詹歆睿

以史学视角审视新闻与传播
——评《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史稿》

文/詹歆睿

新闻史是评述和研究人类从事新闻活动的历史，其发展状况始终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具备史学研究的动态特征。由于我国古代的新闻传播行业发展程度有限，且易受科技、交通等多种因素影响，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一直以来处于被忽视的弱势地位。事实上，古代中国长时间处于君主集权统治之下，新闻传播与政策时局关系密切，因此以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为切口，可以一窥舆论新闻从产生到衰微的演变过程。由刘大明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的《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史稿》一书，从宋代政治史的有关材料入手，将时代特征显著的邸报新闻传播、谣言传播、图书出版传播等活动纳入视野，兼具论述宋代的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具体情况，全面展示了宋代新闻活动的繁荣。本书既属于新闻学研究领域的佳作，又不失史学研究的客观严谨，是以史学视角审视新闻与传播的一部力作。

从历史文献管窥新闻活动。本书分为上下两编，相比较而言，上编内容丰富详实，紧紧围绕着宋代新闻史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论旨相当集中明确。作者首先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汇总、阅读及考察，将眼光聚焦到古代官报之邸报的内容上，管窥宋代邸报的新闻活动。

通读文本后，不难发现本书使用的主要文献资料是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主编的《全宋诗》。在作者看来，这两部书对宋代新闻邸报的记录是最为真实的，因为这些作品大多来自贬谪他乡的作家之手，他们是当时邸报系统的直接参与者。这些材料的作者，往往亲自参与了宋代新闻活动的发展历程，其记录毫无疑问既有历史学的可靠性，又有新闻学的专业性。同时，作者善于剪裁书中选取的材料，能够通过邸报作者的不经心之言，寻觅出重构宋代新闻史的线索。如该书第二章选取的寇准罢相后的朝廷邸报记录，便很有代表性。一方面，作者利用《寇相公家传》的一手历史材料重建了寇准罢相后的反应；另一方面，又通过《家传》中“真宗闻邸报而叹曰：真忠臣也”的记录，来探究邸报对君王施加的影响，进而证实了宋代邸报在传递新闻时的即时性与深刻性。这些方面，均可以看出作者试图通过历史文献的客观记载审视宋代的新闻活动，尤其是宋代邸报在新闻史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分析宋代的新闻活动之外，作者将学术界很少关注的诗歌同时纳入新闻史的研究视域中，可谓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新闻史研究的新思路。这方面，作者主要参稽的资料是《全宋诗》。从宋代初期的欧阳修到中期的苏东坡，再到后期的李清照，作者将这些诗人的诗歌所隐含的新闻学研究价值挖掘出来，肯定了宋代诗歌对于新闻邸报的有效反映。海量的诗作显然成为反映宋代政治新闻状况的力证，而作者充分肯定宋代诗作在反映北宋与辽、金、西夏作战方面的新闻价值，并表明这一新闻价值在史书之上。

从政治谣言反观传播之力。作者在考察正史记载的同时，也不忘以政治谣言为研究对象，分析新闻传播的强力以及政治防控体制的建立。针对这一内容，作者采取的依旧是宏大的史学视角。

通常而言，谣言大多产生于民间，却较为集中地被史官记录，进而成为史书记录的文本。本书中，作者侧重研究宋代笔记小说所记录的政治谣言，例如，宋太祖私立禁碑以保护知识分子；再如，宋真宗派人制作凤凰模型以反映其治国成就等，都可以看作是宋代政治谣言兴起的表现。而在以往学者的眼中，政治谣言都属于无稽之谈，但作者将这些谣言传播的途径加以分析，指出任何谣言都并非空穴来风，政治谣言同样具备相应的可信度。这一结论说明作者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宋代文献中梳理出一条说服人的逻辑，并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加以解析。

书名：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史稿作者：刘大明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年2月定价：48.00元

作者选择政治谣言为研究对象，主要是为了探究宋代的新闻系统对政治谣言的控制，即政治防控体制方面的研究。这一部分，作者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通过对发生在元祐三年（1068年）“乌台诗案”的分析，来把握宋代官府对于政治谣言的处理方式。众所周知，北宋政府对于文人干政的情形持有较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并没有采取极端的扼杀措施。本书介绍称，宋神宗尤其悲天悯人，将苏东坡在诗歌中的敏感诗句归罪于政治谣言的捕风捉影，从而将苏东坡从死囚牢中保释出来，并授苏东坡以杭州太守之职，终于成就了苏东坡在杭州的政绩。作者认为，这便是新闻邸报得到防范之后，对现实政治的重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政治防控体制方面的研究，本书采用的是数据统计法，这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倚重。作者通过分析宋仁宗、宋神宗和宋英宗三代史书所记录的北宋政府防范民间政治谣言的案例，发现有80%出自文人炒作，20%则属于民间的讹传。很明显，文人炒作是民间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些内容的介绍是作者发掘历史文献资料后，从传播角度对政治谣言的防范与控制进行的分析。

从图书出版审视传播渠道。图书出版对新闻传播的意义是作者着力探究的又一方面。图书出版是新闻传播的关键渠道，而宋朝雕版印刷术的盛行为新闻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本书的上编部分，作者基于这一考量，同样以史学视角审慎地分析了宋代图书出版以及出版规约等方面的内容。作者首先分析了宋代官员的文人出身，这些文人往往会将作品印刷出来，一来供自己保留纪念，二来方便与好友交流切磋。这些作品不可能对日常政务毫无反映，这便造成了其作品含有新闻价值的可能，而一旦其作品具备了新闻价值，同时又借助刻本的形式加以传播，那么这些作品对于当时的新闻邸报便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本书不仅关注宋代邸报的内部系统研究，还不忘将出版事业之盛行对新闻邸报的重要影响放在一定高度上考察，这体现出作者全方位、多元化的学术眼光，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为本书增色不少。同时，作者自觉使用历史文献及相关文学记载，并从内容层面延伸到社会背景，从图书出版延伸到出版风险治理，进一步将史学渗透到新闻学的研究中，这同样能看出作者具有宏阔的学术视野，全面展示了宋代新闻传播、图书出版、出版治理等方面的繁荣景象。

以政治史合理衔接新闻史。本书下编的题目是“政治文化与军事”，是从政治史的视角出发合理衔接新闻史研究，而从宏观来看，政治史亦是史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下编的政治史角度实质上是从宋代政治顶层设计来探究新闻邸报的发展，作者对政治史的高度重视，说明最能影响新闻邸报发展的是北宋文治的国策。这体现出本书由此及彼、追本溯源的研究特色，能够深入宋代的政治政策考察新闻活动的整体性，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独到的研究视野。

众所周知，北宋自建立之日起，在从事新闻邸报工作时，都满怀才情与热情，这直接造就了北宋新闻邸报的文学色彩，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的成熟。本书下编由此分析了北宋文治对邸报新闻产生的三方面影响。

第一，作者认为，“文人议兵”现象是促进北宋新闻邸报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大量数据的统计，作者发现，构成北宋新闻邸报主体的是战事报道，这与北宋同时与辽、金、西夏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历史情境有着绝对关系。而“文人议兵”的风俗自然为新闻邸报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因为文人的创造力是提升新闻文本质量的保障。此外，作者认为，宋代开放的文化政策也为新闻邸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当宋代政府放宽舆论报道之后，新闻邸报的发展便不再受到政治压力的干涉，从而逐渐走上了较为自主的路线。

第二，作者从宋代新闻学的创作主体与政治主体——士大夫对新闻邸报发展的作用展开论述。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士大夫“防患于未然”的政治战略观对新闻邸报发展产生的影响。由于宋代士大夫对政治形势有着预判作用，所以他们才尽力寻求适宜的平台，将这种预判传递出去，而新闻邸报恰好是影响力最大的平台。这也是作者将政治史的视角切入到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得到的收获。

第三，作者分析了北宋文人驭将与用人观念对新闻邸报的影响。在作者看来，宋人这种较为前卫的政治理念，使得新闻邸报发挥了最大程度的宣传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这种传播形式的发展。

政治史视角看似突兀，实则合理地衔接了新闻史的研究，是对宋代新闻邸报发展与成熟进行的深入解读。这从侧面反映出作者思维的活跃与治学的严谨，使得本书的论述变得更加真实可靠。严格来讲，本书并不是单纯的新闻传播学著作，而是有效将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加以引进而完成的跨学科著作。

作者单位 渭南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