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撤侨往事：我拿着AK47与武装分子对射

朱彤+刘斌

我叫朱彤，今年三十一岁，现在成都一家建筑公司做工程师，以前是一名阿拉伯语翻译。

我从小在四川长大。2001年初中毕业后，我到甘肃读了一所民办高中，主要学阿拉伯语。

高中毕业后，2005年我开始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留学，2009年毕业后，应聘到了中建八局海外事业部利比亚分公司，那是一个工程翻译的职位。当时我去的是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在利比亚东部，靠近埃及。

利比亚是军事独裁国家，没有对外开放旅游，并且其国内工业基础很差，所以自然资源保护得很好。我对班加西的第一印象是，风景很美，社会很和谐，有钱人也不少。

然而，在班加西工作了不到两年，我就经历了利比亚内乱。随后，我所在的工地被冲击、抢劫，自己也迫不得已在暴徒的打砸抢中救人，甚至我还拿着AK47突击步枪与武装分子对射。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暴乱升级了

2009年4月，我跟中建八局签了两年的合同后，很快就去了班加西。

中建公司在班加西负责承建2万套住宅项目，分为两个工地，名为1号地和2号地。2号地较大，位于班加西市郊，距离市中心十公里左右。

我去的就是2号地，这个工地长6公里多，宽4公里多，四周全用围墙圈起来，在里面差不多有一万多名中国工人，还有中建八局下属的10家分公司，每个分公司负责一个项目。我在隶属于局机关的搅拌站当翻译，搅拌站位于工地的后门，这也在日后导致了我们第一个被抢。

2011年初发生内乱之前，利比亚几乎没有一点迹象，每逢重大节日，街上都挂着卡扎菲的头像，钱上印的也是他，每个人在街上一说到卡扎菲都会说：他很棒，很牛，他是我们国家的领导。

我们一直忽略了当地老百姓在卡扎菲领导下40多年来受到的压抑，完全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即将来临。

2011年2月15日，我到当地一个大学里提交水泥试块时，跟一个老教授聊天，他说后天有一个小规模游行，但是我对利比亚的政治不太了解，不知道是什么游行。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為什么会有人上街游行。因为2月17日是纪念利比亚18名抗议者被警察打死5周年的日子。事实上，示威游行从2月15日就开始了，并持续到16日清晨。示威者高喊“结束贪污腐败”等口号，并投掷石块和燃烧瓶；而警方与政府支持者则使用橡胶子弹加以还击。活动者们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站来号召民众参与，组织者表示他们还将在17日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

2月16日晚，我跟外籍司机去城里给我们的工人采购日用品，经过班加西市安全局时，看到有一两百人举着旗子围住安全局，我也听不清楚他们喊的什么。

当晚的游行，总体来看还是很和平的。我们从人群中经过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便衣，我怀疑是秘密警察，他们手背在后面，围成一个圈，冷冷地看着游行的人们。

2月17日游行当天，有消息传出来，比较冲动的年轻人互相打架，还出现了砸商店等过激行为。后来游行的队伍把安全局冲击了，把市政府也冲击了。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暴乱升级了。

真要到这一步，把枪抢下来，把人搅成肉泥

2月18日下午，也就是游行第二天，局机关通知各个项目的负责人去开会。当时正值中国春节，许多领导不在，我和会计代表搅拌站参加了那次会议。局领导告诉我们，近期事态升级，尽量少出门，少出工地。

到了晚上就传出消息，伴随这次游行示威，一些小混混趁火打劫商店，甚至我们身边一些印度人、德国人的工地也被冲击了。领导通知我们，将工地的各个大门用砖头堵住，避免有人冲进来趁火打劫。

我们搅拌站大概有50多名工人，对面局里还专门建了一个砖厂，砖厂里有100多工人，中国人有20多个，另外八九十人是我们在当地招的越南籍和孟加拉籍的工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开始密切注视可能对我们这将近200人造成的威胁。

第二天，我们从当地的供应商和朋友那里得到更多消息，游行和暴乱彻底升级了。我们工地前方大概两三公里的地方是一个军营，那天下午，我看到军营那边冒起了一团黑烟。后来我们打电话询问才知道，游行队伍已经冲击了军营，并且把军营的武器库打开了。民众开始哄抢武器。这次游行暴乱变性，就是从他们冲击军营、拿起武器开始的。

随后，就有各种坏消息传来，班加西市区一个重刑犯的监狱被攻占了，守卫跑了，里面关着的犯人全部跑出来了。

当天晚上，我们紧急商量，决定在搅拌站的工地展开巡逻。我和会计小冯守上半夜，我们开着搅拌站的皮卡车，躲在搅拌罐的阴影遮蔽的地方。那个地方很隐蔽，恰好又正对着大门。

大门已经锁上了，我和小冯在车里，他问我，你怕不怕，如果有人进来怎么办？我说，如果进来一两个人，我们肯定不能喊工人出来抓人。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有可能会受到惊吓，开枪误伤到人。

我还说，真要发展到这一步，那就把人撞倒，把枪抢下来，把人扔到搅拌机里，搅成肉泥。很庆幸的是，当天晚上没有人进来。

遇到危险是在第二天。我们那时候刚好吃完晚饭往外走，突然看见拿着枪的两三个阿拉伯人，开着车，从车上下来，朝我们宿舍走来。宿舍有两扇玻璃门，工人抵着那两扇玻璃门，不让他们进来。我凑上前去问，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车钥匙拿来。

原来是抢东西的。我赶紧让工人把门抵住，不要开门。同时，我问周围的人：车钥匙在谁身上，快把车钥匙拿来。我们把两辆小车的车钥匙都给了抢东西的人，他们就开着车走了。

车被抢了之后，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局领导，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搅拌站是第一个被抢的。

然后我们就陆续听到其他工地的枪声、叫喊声、骚乱声。我给其他分公司打电话，确认天津公司、土木公司、青岛公司都被抢了，我们也不敢到各个公司去查看，那个时候，在整个工地的夜幕下，到处都是车辆在跑， 也不知道是当地人，还是我们自己的人。

土木公司是我们分公司里面最大的，正好处在工地的中间位置，到了晚上十点多，那儿已经烧成了一片火光，映得整个天空全部是火红火红的。

事件一直持续到21日早上，这时候大家才出来清点损失。土木公司是最惨的，他们的宿舍和办公室几乎全部被烧了。那些进工地的人把电脑抢了，厨房里的煤气罐搬了，灶搬了，甚至连工人的内裤和袜子都抢走了。

看到这个景象，我的腿都软了

等到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我找艾门带我去查看情况。

艾门是当地一个水泥供应商，他是我们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从我去利比亚开始，他就在那儿，我们认识有将近两年时间了，关系也比较好。

艾门是一个典型的利比亚人，性格十分豪爽，身高接近1米80，十分强壮。他是当地的贵族，同时也是一个富商，既有势力又有钱。

那天他用他的越野车，带着我围着整个班加西市区看。我出去以后才感到触目惊心——班加西原来叫脏乱，现在叫残破。市里的街道上、墙上全是弹孔烧过的痕迹，纸、文件夹全部散落在各地，整个城市都是一副残败的样子。

我们开车到安全局的院子里，发现里面有两辆烧黑了的坦克，没有人。坦克就像两个石狮子一样守着空院子。

安全局有个五层小楼，我看到好多阿拉伯人在楼里奔跑。艾门叹了口气说，他们在抢东西。在厕所里，一个阿拉伯人正在撬镜子。在楼梯口，有人背着一把椅子就出来了。艾门很气愤，问那个人，你这个样子跟土匪有什么区别？那个人说：滚，我不想听你多说，大家都在抢！

那天，无论是当地的政府、军营，还是外国的公司、工地，被冲击的景象都是相似的——大家都在抢东西。

当天下午，我们到了市区内。那里的人应该是真正有政治诉求的人，他们围在广场里一直喊“解放利比亚”“卡扎菲倒台”这样的口号。

在这样的局势下，我开始把工地里的人往外输送。我先是护送一帮女生出来，把她们接到艾门家里。这时候同事小冯给我打电话，躲在搅拌站和砖场里的人中还有两个主任和他们的夫人，两个主任都60多岁了，经历了一晚上的冲击，也没有睡觉，身体状况很不好。小冯跟我说，能不能想办法把孙主任他们接出去，接到安全的地方？我答应了。

當我们把车停在工地门口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早上领导已经命令所有的路口都用挖掘机挖断，我们的车也没法开进去了。我跟艾门说，我走过去把他们接出来。

我下了车，翻过那个沟壑，往里面走。大概走了一公里，我看到一辆车停在路中间，旁边是另一个工地的大门，两个阿拉伯人拿着刀，正在砍大门上的铁链子。大门里面有几十个中国人，但是他们看着阿拉伯人也不敢动，因为他们手里有枪。

在车的背后，看到这个景象，我的腿都软了，心里在打鼓。但是我还是冷静地想了一下：周边是戈壁滩，两边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地方，如果我现在跑，他们发现了我，肯定是从后面放枪，我也没地方躲，再怎么跑也没有子弹快，我也不能再跑回艾门的车里。

我第一次理解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句话，只能壮着胆子，头皮发麻地走到车边。我走过去的时候，阿拉伯人很惊讶，一个小伙子马上拿着枪过来，抵住我胸口，让我把手举起来。

“你干嘛的？”对方问。我会阿语，又是个翻译，同时我还有穆斯林的身份，所以我先用穆斯林的方式跟他道了一句：你好。他说：你会说阿语？我说：我是翻译，是穆斯林。

我还告诉他，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在前面那个工地，昨天你们的人已经抢了一个晚上了，他们都有心脏病，高血压，都受不了了。我今天把他们接出来，接到市里去。

那人听我这么说，便答应道，那好吧，你去接。但他要跟我一起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车。这时候，那两个砍门的人也不砍了，拿着两把AK47枪把我顶着，就往前面走。

大概走了半公里左右，就到了砖厂门口。这时候，砖厂的工人看阿拉伯人用枪顶着我，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你别说太多了，孙主任和他老婆在不在，赶紧让他们出来。这个时候他们把孙主任和他的老婆送出来了，我告诉那些阿拉伯人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一个阿拉伯人让我把他们接出去。然后这些阿拉伯人一脚把砖厂的门踹开，开始进砖厂抢劫。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抢了两台车，实在没的可抢了，去厨房抢走了一个煤气罐。

我带着孙主任和他老婆沿着原路返回艾门的车子里，然后把他们送回艾门家里。还没来得及休息，一号工地的一个项目经理给我打电话，他说：一号工地还有女人，你可不可以过来接一下？我答应了，但没想到这次去接人险些发生意外。

在一号地门口，我看到一个阿拉伯人拿着枪站在门外，很多中国人趴在铁栅栏门上。我们的车离他们大概四五十米的时候，阿拉伯人就拿着枪乱喊，停车！艾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继续往前开。那个阿拉伯人很紧张，朝着车顶扫了一梭子子弹。

当时我坐在副驾驶上，艾门开车。虽然看不见子弹，但是火光在我们头顶上扫了一排。艾门紧急刹车，然后把双手举起来，我也跟着举起了手。阿拉伯人拿着枪指着我们的挡风玻璃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跟他们说：我是中国公司的，这是司机，我们过来接人。

阿拉伯人还没说话，趴在门上的中国工人抢先说：这个阿拉伯人是来帮我们守工地的。双方这才发现是个误会。

原来，这个阿拉伯人住在一号地旁边的一个村子里。听说我们二号地头天晚上被抢了之后，他很愤怒：班加西市里的人怎么能这样？他发动了全村的人，帮助一号地守住各个大门。这件事情让我们很感动。

我们从一号地总共接了十多个人出来，都安排在艾门家里。艾门家在班加西市区的一个别墅区里面。他和岳父各有一套别墅，两个别墅挨着，中间有个大地下室，是他们原来的宴会厅。我们十多个人就都住在这个地下室里。

大家都很累了，我也已经三天没有合过眼了，很快就睡着了。睡了一两个小时后，我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枪响，我一下子就惊醒了。枪声响成一片，间隔着有一声很大的来复枪的响声，接下来就是很多妇女的喊叫，男人的嘶吼，小孩的叫声。

这下所有的人都醒了。有一个人要去开灯，我赶紧劝他，千万别开灯。这时候大家都很紧张，我们出来以后，就把艾门一家当成我们唯一的庇护所。如果这里再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没有一点安全保障了。

在地下室里，还有另外一个男翻译和他的老婆。我们三个懂阿语的人就站在木头门边，听外面的动静。这时候，枪声停了，只听见一帮人的脚步声，咚咚地下到地下室门口，然后就是敲门声。

我的心真是紧到嗓子眼了。我以为艾门一家被杀害了，暴徒抢了他们的家，否则不会有暴徒再来敲我们的门。男翻译姓杨，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把所有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弄到大厅的卫生间里。

等那些人全部躲进去之后，我和杨翻译站在门口，听见外面在喊，开门，开门，开门！外面的人没喊我的名字，也没有钥匙，这让我更加坚信他们是暴徒。

我心想，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开门，一开门我们下面这十多条人命就没了。突然，我听到外面一个小伙子说：钥匙钥匙，找到钥匙了，快，拿钥匙来开门。

我想，完了，天要亡我。听见他们把钥匙插进门孔要转，我自己主动把门开了一条缝，说：谁呀，要干什么？

我当时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我想跟他们讲道理讲不通，至少可以給里面的人留点时间，让他们多活十分钟、五分钟。反正要死，我就比他们早死五分钟吧。

结果一开门，发现原来敲门的不是暴徒，是艾门十七八岁的小侄子。这时候我才放下心来。他说，你们别害怕，之前卡扎菲说我们这里暴乱，准备派飞机来轰炸。结果飞行员不忍心轰炸利比亚人民，开着飞机叛逃了。他们当时很激动，对着天空放枪，可能把女人和孩子惊吓到了。

直到这时候，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我第一次用AK47射击，也很害怕

在暴乱发生五六天以后，我们的领导张作合给所有管理人员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大使馆和国家都很关心中国人在海外的安全，国家专门成立了应急救援小组，组织了各种力量来救援利比亚的中国人，请大家一定不要乱，注意自己的安全。

张作合是中建八局副局长、利比亚分公司总经理。利比亚首都在西部，内乱一爆发，西部到班加西的路就被切断了，班加西机场也被炸毁了。在班加西，中建的人数是最多的，所以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就委托中建利比亚分公司总经理张作合当东部撤离行动的总指挥。

作为总指挥，张作合主要是跟国务院成立的应急救援小组、希腊大使馆和利比亚大使馆联系，沟通外部船只以及通报我们这边的情况并视察工地。内部在班加西的组织安排，就由两位副总负责。我们两个副总——樊乃贤和周桂中作为撤离的副总指挥。

暴乱头几天的时候，大家几乎绝望了，能活一天算一天。张作合的这条短信给了我们莫大的精神支持。

后来我们得到消息，中方的紧急撤离小组跟希腊政府协商，花钱从希腊包邮轮，把我们从班加西的港口，运送到希腊的克里特岛和马耳他等国家。但是，轮船怎么样在港口停靠？我们的人怎么到港口？这成了滞留在班加西的中国人最头疼的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车辆，利比亚的局面已经乱了，当地人白天到处哄抢，到处厮杀，晚上七点以后就开始宵禁。从工地到码头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我们一万多人如果走过去的话，路上会不会遇到不测和危险？这也是要担心的。

班加西发生内乱后，我作为翻译一直在樊总身边。有一天，我收到了樊总一条短信，说准备用车把工人运到码头。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小朱啊，组织车辆这个事就交给你来负责。

樊总给我打的这个电话，让我很感慨，因为我没有义务做这个事。如果我白天出去联系车辆，有可能被流弹打中、被绑架、被抢劫，或者被杀。但是，如果我不出去，即便国家派船来接我们，我们的人到不了港口，依然逃离不了这个是非之地。

后来我想，逃离不了，待下去还是死。当地的食物和水一天天减少，再这样持续一两周，我们不是被打死也是被饿死。我最后决定：那就干吧——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干。

我跟艾门商量，在当地要再找大巴车是不可能了，给再多的钱，也没人敢来拉。但是凭着跟这些砂石供应商和开卡车的司机的关系，他们能不能用卡车把工人拉到码头？

当天我就和艾门给各个货车司机打电话，司机们都说：这几天我们不敢拉，我们自己的车都藏起来了，都害怕被这些暴徒抢了；如果我们把车开到路上，车被抢了是小事，我们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证。

百分之八十的司机都拒绝了我，这让我很绝望。艾门心一横，说：我们开着车去司机家里找他们，给他们做工作，找他们帮忙。

就在找司机的这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惊险的事。

当地发生暴乱以后，晚上七点半宵禁，所有的车辆和人员出去，都可能被无条件地开枪射杀。那时候已经没有安保和警察部队，只有当地社区的民兵组织维护安全。艾门决定找司机的时候，是在晚上，当时情况紧急，第二天第一艘来营救我们的船就要入港了，我们要把第一批人用车送到港口去。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宵禁的时候开着车在城市里穿梭。我们有可能遇到当地民兵，或者在经过某个社区时遇到他们设置的路障和路栏。跟民兵还可以商量，但如果遇到暴徒，他们会把我们从车上拉下来，把我和司机打死，把我们的车抢走。

艾门说，首先我们经过一些我们比较熟识的区域，这些地区的领导人我都认识，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请求他们给我们放行；如果中间遇到拦路的，我把车开快一点，你拿着枪，坐在副驾驶上，任何人让我们停车，都不要管，只管往前开就行了。

就这样，我们出门了。我们开了一辆拉集装箱的车头，我坐在副驾驶上拿着一把AK47。在去找第二个司机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当时经过一个比较大的街，街上只是摆着简易的木头栅栏。那些人一直在前面拿着枪比划着。我们的车离栅栏还很远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们停车，往我们前面的路上打枪。

艾门说，这个时候不敢停，这些人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暴徒，是来抢车的。他说，我加一脚油门，我们快速开过去，如果他们再朝我们开枪的话，你就马上开枪还击。

艾门加大了油门，往他们的关卡冲去。离关卡还有将近200米的时候，他们开始朝着我们的车射击。艾门对我大吼了一声，开枪！我第一次用AK47射击，也很害怕。我把整个身子放低，把枪拿出来，伸出副驾驶的窗口，对着前面一通乱扫。

AK47的后坐力很大，我感觉枪几乎要掉了，还好有个带子套在我身上。到底打死人还是打伤人了，我都不知道，好在我和艾门都没有中枪。我想对面可能也是一帮小孩，之前也从来没用过枪，不可能射得那么准。我们很快就冲过了那个木头栅栏，开过去了。

过去之后，我们也不敢往后面看。我问艾门，我打到人没有？艾门说，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很紧张，这也是在一个月当中，我唯一一次真正跟他们交火。

如果不把這些人带上，我就不上船

那天晚上我们找人还算顺利，有七八个司机愿意帮我们拉工人。最后，总共有二三十辆车运送我们的工人到港口。艾门自己也开着一辆大卡车来帮我们拉人，这让我们很感动。

一辆车能装50人，我们总共有一万三千人，拉得还是很费劲。在运送过程中，因为没有发现太多安全威胁，我们还组织工人徒步往港口进发。之前还担心在路上会不会有暴乱分子，我们特意找了艾门这样的供应商，让他们家里的年轻人拿着枪在队伍两侧保护工人，结果发现在路上走，大多数的班加西老百姓给我们送来吃的，包括饼干、牛奶。

他们都在说，你们中国人不容易，这两天暴徒把你们折腾得够呛，我们国家的人对不起你们，现在你们国家的船来了，你们赶快跑吧。

如果没有当地阿拉伯人，没有当地穆斯林朋友们的鼎力帮助和支持，即便撤离出来我们也不可能全身而退。我始终坚信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做好事的好人和干坏事的坏人，跟种族、宗教、国籍这些标签并没有任何关系。

在撤离过程中，让我很感动的一个事情是，不管是从工地把人拉到港口还是上船，永远是伤员、老弱、妇女儿童先走，第二批是工人，然后是管理人员，最后才是领导。我们单位在利比亚大概有一万三千多人，管理人员就有八百多，官职越大的走得越晚。

最后上船的是张作合总经理，他要等所有人上船后才走。当时工地上还外聘了一千多孟加拉和越南的工人，班加西当地还有一些韩国经商的人或者是开公司的人，他们想要和我们一起走。但是我们当时去希腊其实也没有签证，这都是因为中方跟希腊政府沟通，希腊给我们开了绿灯，其他国家的人没有签证登船是很困难的。

希腊的船长一度说，只能允许中国人上船。张作合跟船长谈判说：无论这些人是哪里来的，都是为中国人工作的，是我们的同事；外面打得一塌糊涂了，你们把这一千多人留在这，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如果不把这些人带上，我就不上船。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船长紧急和希腊政府联系，张作合也跟中国驻希腊大使馆联系，最终他们同意让这些人跟着船去了希腊。因为这件事，孟加拉国和越南还专门给中建公司写了感谢信。

2011年撤离回来后，我们对卡扎菲还有一些信心，以为过半年或者一年他就会把叛乱镇压下来，整个国家重新恢复秩序，到时候我们再回去复工。

我一直在国内等着。作为翻译，回国之后并没有太多合适我的职位。虽然我跟中建的合同到期了，没有续签，但他们有一个口头承诺——政局稳定了，我们会续签合同，再回去。

我为了回班加西等待了三年。2012年，办了签证，买了机票，那边又打起来了。前前后后我总共办了三次签证，连续三次都是马上要走了，却因为局势不好没去成。

一直到2014年5月，利比亚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不行了，我再也没机会去利比亚工作了。（“故事FM”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