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等你回归

马多多

电影《私人定制》中有这样一段戏——敌人的监狱里，潜伏人员握着手，轻轻而激动地叫一声“同——志——”，便明白了彼此的身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志”也算得上是流行词，称呼别人同志，会让对方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但是从1989年开始，同志这个词因为种种原因逐步退入到某些特殊的场合，甚至有了新的意思。

“‘同志这个词怎么就成了特指同性恋了？”2014年7月的一天，76岁的张光荣对记者抱怨说，前些天看到了一則新闻，标题是《网恋“同志”开房，乘机盗窃被判刑》。看了文章才知道，文章里的同志指的是同性恋。“我希望报社能呼吁一下，别乱用‘同志这个词！”张光荣又气愤又悲哀，“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拿‘同志代称同性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同志就变成同性恋了？”在张光荣看来，“同志”是一个很亲切的称谓，“这样用真是让人气愤。”

气愤的张光荣代表的是这一整代人。“‘同志，指同性恋？太要不得了！”年过八旬的离休干部李先生一听就炸开了，“我就喜欢别人叫我老李同志。”

当年“同志”曾经好神圣

在罗峰的记忆中，“同志”这个词很神圣。直到现在，78岁的他无论碰到谁都“同志”“同志”地叫。“我觉得它亲得很呀，我1950年参加土改时才14岁，当时一位姓李的处长拍了拍我肩膀，说了句‘小罗同志，不错嘛，我当时觉得那个亲切啊，心里高兴得人都想跳起来，差点打滚。”罗峰说，后来他谈恋爱了，“给对象写信开头的称呼都写小杨同志，她在回信中就写老罗同志，想起来，也很浪漫嘛。”

“同志”来源于日本

吉林大学副教授唐颖，曾经专门研究过“同志”这个称谓在中国的来龙去脉。“同志”作为称谓语大概在汉代就已出现。东汉大学者、经学家郑玄在注解《周礼，大司徒》时即说过：“同志曰友。”虽然此处还是可以看出原有的意义，即具有共同的志向，但是，此处已经用来代称他人。在西方，英文comrade源于拉丁文的Camarada，其原意为同伴、伙伴，而现代意义的comrade一词有两重含义，其狭义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則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后来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的意思，中国现代汉语中的“同志”一词就如许多特定名词一样，是从近代学习西方最有成效的日本转口引进来的。

唐颖教授研究发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互称“同志”。

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经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后来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表明党员之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的一种新型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唤一声“同志”，表达无上的尊重、敬爱与信任，给人以神圣的革命归宿感。这一称呼的流行是伴随着革命思想主张而来的。称呼虽然只不过两个字，而其中所传达的革命情谊却胜过千言万语。

解放后“同志”盛行

在20世纪上半叶，“同志”称呼仍局限于政治社团内部。“同志”成为泛尊称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所谓泛尊称，就是指在广泛的场合下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解放以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同性质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这样，在短促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迅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又运用政治手段肃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使全社会的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

吉林大学教授唐颖认为：“同志”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最权威、最普通的称谓，在新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一时，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社交统称。

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体党员以在全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共同理想，“同志”称谓迅速在党内普遍使用。正是由于产生时字面带有“志同道合”的界定意义，以及最初在政治团体内部兴起的使用背景，“同志”称谓逐渐成为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神圣称呼。可以说，“同志”一词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党内提倡互称“同志”，不称职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就提出：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为此，党中央于1965年2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出了通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一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称职衔。因为党内所有党员都是党的普通一员，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只有上下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党员。在党内互称同志，有利于增强党内民主观念，促进党内团结，有利于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所以，时至今日，在国内主流媒体、正式会议中，仍然使用“同志”一词。

“同志”怎么成了同性恋

正当“同志”作为泛尊称淡出大众语汇这个大舞台时，它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成為同性恋的代名词。

这一语义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于香港，90年代中后期经广东传人中国内地。1989年，香港人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是这层意义的开端。从此，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中文地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志”一词逐渐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另一个称呼。用的时候并不是如“某某同志”这样做称谓用，而是“某某是一个同志”“某某参加了一个同志团体”。这种用法开始时在同性恋群体中使用，后来影响逐渐扩大。

莫把“同志”搞成家臣

“同志”称呼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平等亲和的关系，以及对共同事业的信仰和追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变化，“同志”一词渐渐从群众日常生活中淡出。剥离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使日常生活变得轻松鲜活，也是时代进步的表现。然而在党内，如同中央所担心的那样，虽然在会议和文件等正式场合仍然使用同志称呼，但日常工作中党员干部之间越来越多地称呼官衔，潜移默化中强化了等级观念和对权力的膜拜。当然，称呼只是一面镜子，背后折射出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力等级现实。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资本对权力的寻租带来了权力的急剧膨胀，在缺乏足够有效的制约条件下，民主集中制、党的组织纪律遭到了破坏。封建的依附和帮派观念、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大哥、老大、老板等庸俗称谓在党内流行。

前段时间，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谈到，当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组织纪律松弛现象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在处理党员与党员之间关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有的喜欢当家长式人物，把个人等同于组织，搞“一言堂”；有的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有的信奉“圈子文化”，讲关系不讲原則，讲义气不讲党性，讲人情不讲纪律；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

《人民日报》也发文呼吁：党员干部从形象上、称谓上坚持原則，是加强和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也是党内生活的一种具体体现。要重新发现“同志”称谓的价值，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时刻不忘党的宗旨，力求做到“三严三实”，让承载着共同理想信念的“同志”精神，引领党内互称“同志”健康回归，让“同志”称呼代代相传。

（编辑·宋冰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