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现状调查

【摘 要】 本文以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现状调研为基础，从内部发展程度和外部影响因素两个方面的多个维度来衡量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现状，综合分析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偏低的原因，并最终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与合理化建议：重视父母在家庭中的作用，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气氛；完善学校课程设置，提高随迁子女对学校的喜爱程度；积极开展交往活动，正确处理群体同伴关系；构建包容开放社会文化，提升随迁子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關键词】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调查

一、有关研究概述

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崛起，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外出流动格局逐渐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使得西部地区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增幅日益明显，伴随而来的是另一规模巨大的群体——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殊概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被定义为：年龄在14周岁以下，随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父母或其监护人在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未成年人。而基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概念，社会适应性被定义为随迁子女在社会生活中动态的，调整原有行为模式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西安市作为西部地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吸引规模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西安市区进城务工人员总量约为110～140多万人，占常住人的13%～17%。统计数据显示，西安市六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为41.42万人，随迁子女人数为14.21万人，占六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34%。随迁子女人数占暂住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0.29%。2008～2010年西安市随迁子女呈逐年递增趋势，由13.80万人增加到14.21万人。这些城市“流动花朵”从农村来到城市，在融入新生活环境过程中面临学习、人际、环境、心理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社会适应性问题日益凸显，直接或间接影响身心健康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逐渐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截至2010年底，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六成，主要表现为缺乏自信心、情绪不稳定、人际关系冷漠等。

目前，有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国内研究数据截止日期都比较早。缺乏新的数据，缺乏多角度、整体性的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于一些问题也尚无统一结论，这给目前研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及推行相关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近年来，学界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研究不断深入，但现有文献多数研究局限于心理学、教育学或社会学等各自的学科之内，学科之间较少借鉴与整合，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国内外的研究均存在一些争论，尚未得出比较一致的观点。国外关于移民子女的社会适应性研究以早期芝加哥学派Burgess、Locke和Thomes（1963）为代表，他们研究了城市中移民群体及迁移对移民子女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关于迁移是否会对儿童与迁入地社会的融合造成危机，国外学者存在相互对立的两种争论（Myers，1999）。一种观点认为，迁移破坏了正常的家庭机制，给家庭中每个成员带来了新的负面影响，儿童需要适应新社区、新学校和新同伴群体，这种生活事件会对儿童的个人发展上产生困扰，但是，由此带来的困扰范围与时间还不清楚。然而，James等（1985）并不认为迁移会破坏儿童与社会的融合，相反他们将迁移视作一种机遇。迁移使儿童交往加入更多的团体，获得更多的朋友，尤其当迁移儿童来到一个较好的社区和学校时。Fischer（1984）认为影响孩子社会适应性的不是迁移本身，而是与孩子相联系的家庭的种种特征。由此可见，国外关于移民对子女社会适应性的影响目前还存在明显的争议。国内对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型，流动人口规模逐渐扩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问题日益凸显。国内最早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研究论文始见于1991年吴国钧发表的《关于温州市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健康现状的研究》。21世纪以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现状受到广泛关注。其中，在专项研究中，以心理因素进行社会适应性研究偏多，例如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心理发展角度研究其社会适应性的观点：进城务工人员的人格成长问题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人格成长有着直接关系（连磊，2009）；城市户籍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各维度（消极情感除外）均高于随迁子女（王丹丹，2011）。也有一部分研究从教育角度来分析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如有观点认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完成义务教育后不能继续参加升学考试的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其在流入地的发展生活（吴霓，2012）。也有研究谈到，教育经费的划拨、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以及自我与社会认同层面上存在着社会排斥，导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经历了与普通城市儿童不同的教育过程而被排斥于主流教育环境之外，进而被边缘化（白文飞，徐玲，2008）。而从整体各个角度出发，时蓉华教授的社会化影响因素颇具影响力，其将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归为社会文化、家庭父母、学校、同辈群体及大众传播媒介五点（时蓉华，1983）。在社会适应性理论方面，陈建文、黄庭希教授将社会适应性理论分为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心理弹性四个部分，下设自信心、控制感等十四个维度（陈建文，黄庭希，2004）。

与全国相比，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的研究还有待加强，特别是亟待从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视角进行研究。在西安地区，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的研究也仅限于家庭教育缺失，教育质量欠佳等方面，而现有的调查资料表明，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处于相对较弱阶段，他们在家庭生活、学校教育、同伴交往、社会环境这几方面均表现出较差的适应能力，从而不利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成长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提升的体系建构问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针对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展开研究具有必要性、紧迫性和价值性。

二、数据结果分析

1、对象与方法

（1）对象。本次调查选择西安市五所中小学，按班级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600份，问卷均由研究者亲自带到学校，在班级内统一施测并进行回收，共获得有效问卷531份，其中随迁子女371份，城市儿童160份。使用371份随迁子女问卷数据作为本研究数据来源。

（2）工具。①社会适应性发展现状问卷。采用陈建文、黄庭希教授编制的《社会适应性量表》对西安市城乡儿童社会适应性现状进行测量，该量表包括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心理弹性四个部分。下设自信心、控制感等十四个小部分，问卷得分越高、儿童社会适应性现状越好。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②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问卷。使用自编的《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问卷》对西安市城乡儿童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进行测量，问卷以时蓉华教授的社会化影响因素为基础，将儿童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分为家庭、教育、群体同伴、社会环境四个部分，下设父母态度、家庭氛围等十二个小部分，问卷旨在测量儿童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各部分得分。经过检测，问卷的各部分相关程度、克伦巴赫α系数及半分信度等都达到心理学测量要求水平，问卷的编制过程、因素分析结果及与社会适应性问卷的相关分析，也证明了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及效标关联效度。

（3）统计方法。运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运用EXCEL对数据进行灰色分析。

2、结果

（1）西安市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现状均值评价。运用EXCEL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加总求和，将社会适应性现状得分分为十个等级：65分以下、66～75、76～85、86～95、96、105、106～115、116～125、126135、136～145、146以上，分别计算它们的比例，及该分数段对应社会适应性现状四个部分的平均得分，以了解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现状。

由表1可知，就社会适应性现状四大部分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心理弹性而言，心理弹性在各区间的分数差异最大，从75分以下的0.85到156分以上的32.39，差距达到了31.54分；其次是心理能量，从75分以下的32.04到156分以上的60.78，差距达到了28.74分；再次是人际适应性，从75分以下的15.83到156分以上的41.28，差距达到25.45分；差距最小的是心理优势感，从75分以下的16.40到156分以上的37.39，差距达到20.99分。由此可以看出，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现状四大部分中，心理优势感发展程度分数差异较小，发展水平比较一致；其次是人际适应性，再次是心理能量，而心理彈性分数差距较大，发展水平较不一致。

（2）西安市随迁子女皮尔逊相关检验结果。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描述西安市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得分与社会适应性现状和影响因素间的相关关系的强弱程度。将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得分分别与社会适应性现状四大部分及下设十四维度和外部影响因素四大部分及下设十二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表3。

由表3，在社会适应性现状与其下设部分的关系中，从总体上看，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心理弹性四大部分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心理优势感方面，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自信心、控制感、自主性均存在统计学显著性；在心理能量方面，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动力及能力存在显著相关；在人际适应性方面，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乐群性、信任感、社会接纳性、利他倾向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心理弹性方面，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自控性、挑战性、灵活性、乐观倾向均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由表4，在社会适应性现状与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的关系中，从总体上看，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家庭、教育、群体同伴、社会文化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家庭方面，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父母态度、家庭气氛、家庭居住条件均显著相关；在教育方面，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课程设置、对学校的认同、学习情况也都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关；在群体同伴方面，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交友范围、交友意愿、对同伴关系认识均显著相关；在社会文化方面，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与对社会环境认同、社会适应情况、对城里人的态度也都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3）西安市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影响因素灰色分析。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它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对象，用灰色关联来描述各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是对关联序列进行相似或相异程度的分析计算。序列所表达的对象发展变化态势一致，关联度越大；反之，关联度越小。灰色关联分析对数据要求较低且计算量小，便于应用。

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内部发展程度得分作为参考序列，以外部影响因素四大类（家庭、教育、群体同伴、社会文化）、十二小类（父母态度、家庭气氛、家庭居住条件、课程设置、对学校的认同、学习情况、交友范围、交友意愿、对自己同伴关系的认识、对当前社会环境的认同、社会适应情况、对城里人的态度）作为比较序列。将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归一化处理，计算各指标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从而得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外部影响因素排序。

采用归一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求出各影响因素的一级和二级最大差、最小差，计算每一个因素的灰色关联系数并排序。详见表4、表5。

从表4外部四大类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来看，得分分别为家庭0.793075，教育0.792276，群体同伴0.791556，社会文化0.793456，差距只有0.0019。可以看出，这四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差距并不大，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现状是受到这几个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对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外部影响四大因素进行排序后可知，影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的外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其次是家庭、教育和群体同伴。

由表5外部十二小类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来看，他们的得分区间为0.791842～0.801387，差距为0.0105。可以看出，这十二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差距也不大，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现状是受到它们综合影响的结果。

对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外部影响十二小类因素进行排序，依次是对当前社会环境的认同、课程设置、父母态度、交友意愿、家庭气氛、学习情况、对城里人的态度、社会适应情况、对于学校的认同、家庭居住条件、交友范围、对于自己同伴关系的认识。

三、分析和讨论

通过对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随迁子女的内部发展程度还是外部影响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在社会适应性的调查中所包含的这些影响因素广泛而复杂，几乎涵盖了随迁子女成长与生活环境的各个方面。综合看来，这些影响产生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外部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变化带来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问题

从表1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随迁子女在心理弹性方面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心理弹性指个体持续应对心理压力所需要的心理素质，根据个人对情绪的控制和管理、意志激发、认知期望等。随迁子女跟随父母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文化氛围的改变。这些变化对于随迁子女造成的心理冲击以及所产生的心理压力是其社会适应性的一个重大挑战。

随迁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学习环境，同时也面对着陌生的人群和新的交流符号系统。这些改变难免会带来随迁子女对新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陌生感和排斥心理，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适应性问题。这种不安全感可以看作是外部環境的巨大变化在随迁子女身心上的反映。而相比于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文化环境的变化则是一种软环境的改变。随迁子女正处在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脆弱的心理适应性无疑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熊易寒曾就其影响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逐渐从他们的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城市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李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熊易寒，2008），这对他们更多是心理上的冲击，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身心发展和自我认同。而心理不适感对其健康成长来说是一个重大障碍，只有消除这种不适感才能提高其社会适应性。

2、多方因素共同造成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偏低

本次研究将影响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的因素具体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除了随迁子女自身的内部心理发展因素外，外部影响因素中的十二个要点中，涉及了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等众多主体。其中，家庭因素中涉及主体主要是父母，教育因素中的主体主要是学校以及教师群体，群体同伴因素中所涉及主体包括同学及其他同伴。社会文化中的影响因素虽都是从随迁子女的视角出发，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包含了政府等公共管理主体及其他社会人群等。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外部环境中的因素都可能与特定主体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影响到特定主体的社会化进程。随迁子女作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群体，自然会受到各方主体的影响。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意味着由此可能构成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社会影响系统。在调查中可以发现，除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适之外，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也影响着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这种影响并不是单一的，社会环境各要素之间及它们与随迁子女之间也在不断交互影响着。众多要素的改变对他们原就脆弱的适应性而言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在采取干预措施时，单方主体的努力可能不会收到明显效果，一定情况下必须要求多方主体的联动才会起效。

以上因素均对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产生影响。因此，导致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偏低是由多方因素共同造成的。

3、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问题的存在没有得到相关主体足够的重视

社会适应性问题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随迁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但在生活中，当随迁子女出现一系列由社会适应性偏低造成的问题时，相关主体往往不会立即意识到是其社会适应性的不足，而是将问题归因于随迁子女的性格和行为因素或其他原因。这种归因错误一方面会造成继续掩饰社会适应性问题的存在，久而久之会阻碍问题的最终解决。另一方面导致干预措施缺乏针对性，无法从根本和全局上解决问题。

归因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概念模糊，社会适应性问题的概念相较于随迁子女的个别行为问题而言，是一个较为宏观和全局的概念。如果只是关注其行为和表现的某一方面或某个时间段，则很难正确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当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问题表现出来以后，有些主体认为这只是随迁子女面临生活环境变化所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结果导致因对“必然性”的强调和心理暗示，忽略了对问题实质的重视与解决。更有甚者认为这只是生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正常问题，无须矫正就会自行恢复。以上这些都是对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问题重要性的估计不足，这会削弱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

四、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讨论可以得知，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社会适应现状是多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因此，解决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性问题需构建全方位多主体提升体系。各个相关主体要树立长远眼光和全局意识，有力配合，积极沟通，形成一个全方位多主体的提升体系，采取整体性和针对性的措施，促进随迁子女的环境认同、社会适应以及社会融入能力，改善其社会适应性，提升其发展空间。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重视父母在家庭中的作用，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气氛。家庭在随迁子女社会适应中的作用在于父母通过家庭生活的某些方式把社会规范和准则传授给儿童并纠正其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首先，父母应该积极主动并耐心宽容地帮助子女增强社会适应性；其次，父母之间应保持和谐的关系，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应以沟通为主；再次，父母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舒适整洁的家庭空间，这和房间大小没有太大关系，但是需要让孩子们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2、完善学校课程设置，提高随迁子女对学校的喜爱程度。教育的作用在于，随迁子女通过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获得社会规范、道德价值观以及知识、技能，他们在教师、同学、学校纪律等的影响下，将进一步适应社会。在教育方面，首先，学校应有针对性、分年龄开设针对社会适应性的心理辅导课程；其次，学校应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氛围，增强同学们的学校认同感；再次，教师应及时与随迁子女及其父母进行沟通，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并给与及时的帮助。

3、积极开展交往活动，正确处理群体同伴关系。群体同伴对于随迁子女同样十分重要，在群体中，群体氛围和要求等都会令儿童意识到自身在群体中的责任和义务、群体评价诱发儿童的自我意识。在这一方面，首先，要鼓励随迁子女扩大交友范围，与城里的孩子们交朋友；父母和教师应引导随迁子女意识到交友对自身的重要性，正确地选择朋友；再次，随迁子女要学会如何处理群体同伴之间的关系，积极融入群体之中。

4、构建包容开放社会文化，提升随迁子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文化的重要性在于社会文化及文化中所包含的社会态度能决定其人于事物的判断和选择、影响人的行为及行为效率。关于社会文化，首先，城市居民应积极帮助自己身边的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使其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其次，政府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在生活上和学习上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再次，强调父母、教师及同伴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他们应引导随迁子女接受新环境的变化，加强随迁子女对于新环境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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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红兵（1967-）女，陕西长安人，西安市长安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