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薪水哪去了

★文/王开林

左宗棠的薪水哪去了

★文/王开林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传奇人物，单论大器晚成，无人能出其右。他以举人身份，49岁投笔从戎，创建楚军，50岁即获授浙江巡抚，52岁晋升闽浙总督，此后22年，出则为阃帅，入则为辅相，乃国之重臣。

国之重臣收入必定不菲。雍正皇帝登基之初，订立了高薪养廉的制度，至晚清时期，总督和军机大臣每岁的养廉银高达白银2万两，以当今的货币折算，约400万元，数额很可观。左宗棠从小到大过惯了寒素的生活，自奉甚俭，养家之费仅区区二百两白银，至于求田问舍，置业生财，为子孙积攒造孽钱，更是他不屑为之的，那么他的大笔廉俸都用到哪儿去了？循着这个疑问，我们往下仔细探究，就不难发现左公的仁心之厚和义气之深。

晚清时期，战乱频仍，公私匮乏，遇上大灾荒，老百姓势必挣扎在死亡线上。左宗棠身为封疆大吏，蒿目时艰，每以赈济灾民为急务和要务。同治八年（1869），湖南大水，他捐出廉俸1万两。同治十年（1871），他捐出廉俸1万两给家乡湘阴赈灾。光绪三年（1877），西北大旱，他捐出廉俸1万两，以工（发动民众凿井）代赈，救济有方。他回复陕西巡抚谭钟麟：“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如经费难敷，弟当力任之，以成其美。”此外，左宗棠还曾拿出廉俸2000两给安西贫民购买羊种，拿出廉俸6800两赈济皋兰牧民。当年，左公从西北写信给长子左孝威，字字见心见意：“自入关陇以来，首以赈抚为急。吾不欲令吾目中见一饿毙之人，吾耳中闻一饿毙之事。”

建造公共设施，开办公益事业，费用浩繁，筹款不易，遇到资金短缺时，左宗棠总是慷慨解囊。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拿出廉俸1万两，在浙江严州收购茶、笋、废铁等物，以商代赈，在杭州卖出后，再用这笔钱办军工，开书局。说到开书局，左宗棠对于文化扶贫事业十分热心，行迹所至，在杭州、严州、福州、汉口、西安、迪化（今乌鲁木齐）都开设了书局，印刷蒙书、经书、史书、农书等，价格低廉，受惠者众，费用缺口都是左宗棠用自己的廉俸去填平。同治九年（1870），兰州兰山书院待建，他捐出廉俸1万两，每年还补足学生的膏火费2000多两。光绪四年（1878），兰州城墙要修补，他又拿出一大笔廉俸。同治十一年（1872）他还动用兵勇，在陕甘总督衙门右侧开凿挹清池，引来玉泉山泉水，可供数以千计的百姓汲饮清洁水源，所需费用数额不菲，用的也是左宗棠的廉俸。光绪七年（1881）冬，左宗棠离京赴湘，船过湘江时，风大浪激，航行甚险，经过考察后，他建议在北郊开挖碧浪湖旧址，形成江湾，以削弱水势，三年后，这项动议付诸实施，他慷慨捐出廉俸2万两，造福多多。

战乱年代，百姓水深火热，军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左宗棠关心士卒疾苦，经常与他们同吃同住，一旦拖欠军饷，他就心急如焚。咸丰十一年（1861）末，他在家书中写道：“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贻余福至吾身而折尽耳。”同治二年（1863）春，他回复史致谔，告诉对方：“至身家之念，则早置度外。上年廉俸并入军用，亦未敢划算。”光绪七年（1881）冬，左宗棠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翌年，他在扬州阅兵，见士兵辛苦，一时兴起，自掏腰包，犒赏每人两碗味道鲜美的鸡汤面。左宗棠对部下爱护有加。刘典是其经略西北时的得力助手，帮办军务，筹措粮饷，为左宗棠解除了西征的后顾之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功臣素以清廉著称，他病故兰州，身后萧条，左宗棠责无旁贷，从廉俸中拿出6000两，5000两用于丧葬，1000两给刘典的母亲建造牌坊。

左宗棠参加过三次会试，名落孙山，对于寒士穷愁潦倒的苦况有过切身体会。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得悉长子左孝威会试不中，特寄廉俸1000两到京，嘱咐他将这笔钱分赠给同乡寒士，充作返程的川资。此后，这一义举，他还多次施之于外省寒士。在西北时，左宗棠戎马倥偬，军书傍午，仍对贫寒士子呵护备至。清末铁胆御史安维峻年少时家境贫寒，就读于兰山书院，品学兼优，很受左宗棠的赏识，每至岁暮，左宗棠就寄钱给他，多年不辍。安维峻两度会试落榜，左宗棠一直资助他到光绪六年（1880年）考中进士为止。左宗棠任军机大臣时，听说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在京城贫病交加，立刻去看望他，资助医药费。故人之子病故后，他又支付各项费用，毫无吝啬。其时，曾纪泽驻节英法，闻讯十分感动，从伦敦特意写信致谢。

二十余年，左宗棠官高爵显，族人、亲戚、同乡攀附不绝，他们不远千里之路，不辞跋涉之苦，只求谋取一官半职。对于他们的请托，左宗棠从不首肯。但他仍拿出廉俸，打发路费，送他们回家。由于找他谋官谋职的人多，为此他花费了不少冤枉钱。在家书中，左宗棠忍不住吐露困惑：“我年七十矣，从未得子侄之力，亦不以此望诸子侄。乃子侄必欲累我，一累不已，而至于再，何耶？”

长年累月，左宗棠将廉俸都用在他认定的“刀刃”上，家人生活清苦，感受肯定复杂，他是如何说服他们的？在写给儿辈的家书中，他总是谆谆告诫：“古人教子必有义方，以鄙吝为务者，仅足供子孙浪费而已。吾之不以廉俸多寄尔曹者，未为无见。尔曹能谨慎持家，不至困恶。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吾意不欲买田宅为子孙计，可辞之。吾自少至壮，见亲友做官回乡便有富贵气，致子孙无甚长进，心不谓然，此非所以爱子孙也。”斯人而有斯言，斯人而有斯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耕读之士不忘本源，左宗棠的子孙做官的少，好学的多，自始就杜绝了纨绔习气，个个都能自食其力。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