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徒先生

郑金玉

前一阵子看澳洲的报纸，看到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前财长，可能当官时得罪了人，离职后在餐厅遭到三个年轻人攻击。三人把他堵在卫生间里，其中一人按着他的脑袋向墙上猛撞。有意思的是，他是这样描述打他的人：“这时一个Gentleman（先生） 冲了进来，开始打我的头……”在描述案情时，他一直用极其正式的“先生”一词，来称呼对他施暴者。我们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应当咬牙切齿地说：有一个“家伙”，或有一个“暴徒”。

我于是注意到一个法律文化的细小差别。

在许多国家，对刑事被告人，无论他犯了什么样的罪，法庭成员对他仍然以“先生”相称。而我们是绝不会称这些坏蛋为先生的。我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就发现我们起诉书、判决，或者报道，都喜欢用“窜”这一个词。犯罪分子一定是“窜”到犯罪地点的。一个人一旦成为社会的敌人，我们对其一定要用贬义。

在这样的习惯之下，很多现象会让我们不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号称“红色男爵”的德军王牌飞行员，击落过八十多架英军飞机，用我们的话来说：双手沾满了英国人民的鲜血。但是，当他被英军击落时，英军却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还放排枪向这位“英勇的战士”致敬。

我們如果有人这样做，可能会被追问：立场哪里去了？会遭到整个社会的唾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几个故事时，我们是不是对那位称打人者为“先生”的前财长，对厚葬敌方飞行员的英军，隐约有一些称许呢？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这一隐隐的称许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