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于表象的反讽
——不可靠叙述下的《伤逝》主题分析

臧子逸

——不可靠叙述下的《伤逝》主题分析

臧子逸

鲁迅的小说以其复杂、深刻、多变的含义著称，读起来让人有无限想象与探索的空间。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来源于鲁迅创作时经常使用“留白”的手法，处理人物的语言、行为时，不讲明前后因由，看似荒唐疯癫却蕴含深意，让读者自行理解，耐人寻味。作为鲁迅唯一一篇以爱情为题材而创作的小说，可以说从面世以来，《伤逝》就被无数学者专家进行过各种视角的解读。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实非易事，但从主题方面切入对两个主人公褒贬的分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对子君未能彻底脱离封建礼教束缚，从独立走向依附他人，最终导致毁灭的叹惋；二、对涓生的怯懦自私、“始乱终弃”而导致爱人伤逝的批判。

《伤逝》所包含的意义有各种解读，本文着力通过叙事学中的“不可靠叙述”理论以及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涓生叙述中的不可靠性，并透视出作品隐藏于表象下的反讽主题。

一、涓生与“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是后经典叙事学中的重要术语。这一术语由美国著名叙事学家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首次提出：“我把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的叙述者。”布斯所说的“规范”是指“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

在一部小说作品中，通常会出现多个叙述者，这些叙述者通过是否参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可以分为参与叙述者和非参与叙述者两类。而参与叙述者与非参与叙述者都存在叙述的可靠性问题。并非参与叙述者的叙述就一定比非参与叙述者的叙述可靠，因为通过作者给作品中叙述者所设定的动机、目的、性格等等会使叙述者的叙述者产生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区别。根据布斯的区分，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区别在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隐含作者”的概念，也是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在他写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作品中遇到的那些隐含的作者......不管他如何试图非人格化......不管一位作者怎样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所组成的理想......因此，作家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表明自己。”何谓可靠的叙述者？根据韦恩·布斯的观点，一部小说中的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是根据他们与隐含作者的关系来进行区分的。通常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规范或隐含作者所表达的思想规范（即上文所说的“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相近的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就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换言之，作品中的叙述者是否可靠，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隐含作者所表达出的思想规范是什么，然后再考查叙述者的叙述和隐含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规范是否吻合，从而确定他是可靠的叙述者还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在鲁迅的《伤逝》这篇小说中，男主人公涓生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他与女主人公子君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一度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以热恋同居开始却最终走向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写出了两个主人公构成的小家庭，在生存还是理想，爱情还是面包中的错误抉择，最终走向了毁灭的故事。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事件的亲历者涓生，看起来他的“手记”形式的叙述是可靠的，但事实上，涓生的手记，同样也是被隐含作者进行的叙述。作者鲁迅没有用旁观者的第三人即非参与叙述者，而是用参与者涓生来叙述整个爱情悲剧，而且副标题更是强调“涓生的手记”，其含义就是在提醒读者：涓生的叙述未必是真实客观公正的。正因为涓生既是事件的参与者又是叙述者，根据“眼见为实”的观点，涓生的叙述应该是值得相信的，而涓生又是唯一的叙述者，因此歧义由此而生，很多读者自然而然的将涓生当作了隐含作者，将涓生的叙述当作了可靠叙述，从而忽略了隐含作者的真实叙述意图：涓生不仅是爱情悲剧的参与者，也是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读者应注意作者像润物无声的雨一样浸润在字里行间的反讽意味。

小说开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初看小说，涓生对子君的爱与忏悔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不仔细读下去甚至会认为这是“悼亡妻”一类富含深情的祭奠悼词。颓废无助的涓生，在已经没有子君的会馆里寂寞空虚，回想曾经小家庭刚刚建立的幸福美好，无限怀念与悔愧。初读文章，读者很容易被涓生的悔恨之情打动而忽略了他不仅是叙述者，更是爱情悲剧的缔造者，从而认为隐含作者就是想表达涓生悔恨的同时不自觉的批判子君的日益陷入日常琐事而失去理想，更进一步将涓生当作了可靠的叙述者。

二、反讽下的涓生与子君形象

所谓反讽，即说话或写作时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原本的意义正好是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涵的相反，通常需要从上下文及语境来了解其用意。反讽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事实与表象形成强烈的对照。

小说开头部分涓生在回忆与子君的热恋中很难发现反讽的存在，可细读之下，反讽便越来越多出现。当涓生回忆到他“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这一段甜蜜回忆的本能反应是“愧恧”；涓生对子君“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而子君对涓生却是“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相较之下，涓生对于子君的爱似乎与子君对他的爱相去甚远。涓生对示爱的态度是“愧恧”甚至认为是“可鄙”的，然而子君却“并不觉得可笑”，因为子君对于涓生的爱是“热烈”而“纯真”的。这里隐含作者对于涓生和子君的态度初现端倪：一边是对于爱“愧恧”，认为爱情“可鄙”的涓生；另一边是对于爱“热烈”和“纯真”的子君。这里表象上涓生对子君之前的深情与忏悔与事实第一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照，隐含作者显然是在赞颂子君之爱的单纯、热烈、自信。

小说接下来写到，在公园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时，他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而子君则是“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涓生在后文指责子君受不了房东太太的奚落而先拿饭菜去喂阿随时忘记了前文子君在流言蜚语面前坦然面对的从容以及为了和涓生结合而和家人闹开时的坚决，仅仅用“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将他不再爱子君的责任全部推卸了出去。

面包与爱情、理想之间究竟如何取舍，是自古就有的困扰着陷入爱情的芸芸众生的永恒话题，而鲁迅却用涓生与子君的经历表明了他深刻的看法。陷入生活琐事中的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子君为了小家庭基本的生活而陷入了家务的烦劳之中，而涓生一边嫌弃着爱人只为操劳而不谈心、上进，一边说着找女工的风凉话而推卸了男人应该赚钱养家的责任。这里隐含读者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了：只会夸夸其谈、推卸责任的涓生，和一边忙碌家务一边还要受涓生嫌弃的子君。隐含作者的理想应该是夫妻二人同心协力，先解决生活问题再谈理想。那么可以看出，隐含作者的对于涓生的叙述是持一种否定与讽刺的态度的。到了这时候我们可以说，涓生的叙述与隐含作者叙述中的思想规范是相背离的，所以涓生并不是可靠的叙述者，那么文章的主题也并不是表现涓生的怀念与悔恨，而是更深层次的反讽。

让涓生彻底抛弃子君的是对于“做菜吃饭”的问题。通过涓生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涓生态度的明显变化。一开始涓生认为“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涓生口口声声说不愿子君操劳，宁可自己不吃，但另一面又说“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明明白白的推卸了责任。隐含作者的叙述不言自明：家务应该是两个人共同分担，这正是子君看了涓生一眼，却又神色凄然的原因所在；即使不能共同分担，涓生也应多赚钱来支撑家庭的生活，兑现“招女工”的诺言，但涓生仅仅只会推卸责任，子君依旧操劳。

不久后涓生的失业无疑又是对小家庭一个更为沉重的打击，而这时候的涓生先推脱了失业的责任“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而后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子君这时一面想安慰涓生，一面又不免对小家庭的未来产生担忧，而这种合乎逻辑的担忧在涓生看来却变成了杞人忧天“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甚至觉得子君变得“怯懦”了。其实生活与理想的矛盾是会让人一步一步现实起来，子君一味的包揽家务初心是想让涓生能不受生活的压力而好好工作，没想到却也成了涓生嫌弃她的理由。

小广告收效甚微，译书工作进展缓慢，生活没有着落，涓生又推卸起了责任：“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进行得很慢”。涓生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自我反思与改进，而是将责任推卸到油鸡阿随以及叫他吃饭的子君身上。涓生将生活的无趣归结到子君喊他“川流不息”的吃饭上，埋怨子君不思进取，为了吃饭而打断其构思。在无止境的推卸责任中，我们终于不再受身为参与者的涓生的叙述所单方面影响，而开始深刻思索这一爱情悲剧的深层原因，也开始细细探索隐含作者的真实反讽的意图。随着小家庭生活的日益贫困，涓生先后抛弃了他认为拖累了自己的油鸡、阿随。最终，他以“见识日渐浅薄”抛弃了这个曾经为她与家人决裂、在他深陷困难时不离不弃操持家务的爱人，也最终导致了子君走向了灭亡。

三、隐含作者叙述中表现的真实主题——作者的反讽世界观

由上分析可知，《伤逝》表面上像一篇以涓生为叙述者，一方面悼念子君以及两人之间的爱情，一方面批评子君在小家庭建立后陷入琐事、不思进取、依附他人最终走向灭亡的未能褪尽封建旧思想的小说。但事实上，《伤逝》却是一片让叙述者被叙述、运用不可靠叙述的方法批判涓生推卸责任、怯懦绝情、抛弃子君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小说。鲁迅及其隐晦睿智地运用了不可靠叙述的方法，一层一层揭开叙述者涓生的不可靠性，并暗讽涓生的虚伪懦弱，揭示了他推卸责任与不切实际是导致小家庭毁灭、子君伤逝的真正原因。

在鲁迅为数不多的谈话中，仅有两次是涉及《伤逝》的。根据许钦文回忆，鲁迅曾把尚未完成的《伤逝》原告给他看，并告诉他：“这一篇的结构，其中的层次，是在一年半之前就想好了的”。由此可见鲁迅对于伤逝的叙述结构与策略是非常重视的。

在《伤逝》中，作为隐含作者的鲁迅，是否对子君采取全然的肯定态度呢？笔者认为也并不是。文中涓生对子君只顾家务而不思进取的批评虽然有推卸责任之嫌，但也并非毫无道理。虽然鲁迅在《伤逝》中对涓生与子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讽，但究其根本主题还是在于讽刺当时的社会，尤其是“五四”退潮之后，虽然出现了涓生与子君这样有意识的青年男女，但封建礼教的束缚依然强大，在日益强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的“觉醒”只是一时的，最终会屈服于封建礼教影响下的强大生存压力。就如同《伤逝》中，涓生的一段看似突兀而又耐人寻味的感慨：“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这短话恰恰说出了“五四”退潮后很多觉醒的青年的处境：看到了光明，命运却依旧被封建黑恶势力所左右。

小说结尾处，涓生离开了吉兆胡同，“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可见他最后的忏悔的确出自真心，但他仍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推卸责任、抛弃爱人而最终导致子君走上绝路。而当初被他赶走的阿随最后也回来了，这是否预示着新的开始和希望呢？或许这些问题的答案除了鲁迅自己，永远也没人能够知道了。

【注释】

[1]（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80页。

[2]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北京：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04期。

[3]（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80～81页。

[4]鲁迅：《伤逝》，《呐喊，彷徨》，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第194～214页。注：文中所引《伤逝》内容均出自上述书籍，不再一一标注。

[5]许钦文：《写〈彷徨〉时的鲁迅先生》，《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165页。

宋 坚 花的静物之三

[1]鲁迅.呐喊，彷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付礼军译.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3]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4]张寅德.叙事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罗钢.叙事学导论[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