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多维角度分析决策者的政治逻辑

张若静

摘要：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决策往往有着鲜明的主观情感色彩，这种偏于个体主观倾向的政治逻辑不仅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且也决定了政治的发展形态。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个体认知差异和外部的政治、文化环境因素是影响统治者进行政治决策的根本因素，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个体的政治逻辑影响着民族的变迁和历史发展。鉴于此，本文就从历史多维角度就决策者的政治逻辑展开详细的分析，并提出具体性研究策略，以供广大读者借鉴。

关键词：历史；多维角度；决策者；政治逻辑

一、“焚书坑儒”背后的政治决策

从我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环境因素、统治个体的主观意识、国家的政治形态是影响统治者进行政治决策者的根本原因。面临不同的政治局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封建统治者是很少凭借个人臆断进行决策的，往往是在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后，在自身政治能力范围之内进行决策，以此来保障政策的适用行和决策的价值性。以秦始皇皇焚书坑儒为例而言，很多人称他为暴君，但作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缔造者，他的政治手段不得不令人佩服。灭六国，一统天下是秦始皇的辉煌业绩，但不等于其政治统治就当如磐石，六国老世族无时无刻不想着复辟，各种力量扭曲涌动，统一初定的秦国暗流汹涌，如何维护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稳定是嬴政最担忧的问题。

在胡亥乱政、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国士儒生淳于越提出：“废郡县，立行王道，恢复分封”的政治主张。此时儒家老生老调重弹，并大以为非，其政治狂妄程度有悖常理。在这种表现的背后，显然有强大的六国复辟力量在推动。面对如此形势，丞相李斯痛加驳斥了以古非今的论调，揭露了儒家依附分封而存的立场，并倡导焚毁除实用之书、史学之书外的一切“王道之书和春秋古籍”。李斯的这种倡议恰恰验证了他作为荀况得意门生的法家理论。对于嬴政而言，焚书只是政治威慑力大于破坏力的一种威慑手段。焚书的发起人是李斯，而其政治目的是遏制以古非今、阻碍变革，所以焚书坑儒不应该是秦始皇应该背的锅，而其内在含义只是禁止私学，以达到思想控制和统治的目的。

嬴政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加强思想统治。但他并没有焚毁实用之书，他网罗六国客卿并不专注于“秦法思想传播”，反倒是博采众长。至于坑儒，秦始皇主要坑的是术士。他只是坑杀术士，并没有大范围针对某一个学派进行迫害。客观历史说明，秦始皇得罪的是儒家的文化学者，于是乎遗臭万年，事实上作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开创者，嬴政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且汉承秦制才有了我国封建历史上国家鼎盛的局面，所以说历史多元形态下的政治决策往往具有一定的环境限制和时间因素影响，历史事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是经过后人修改、具有学派政治色彩的政治历史。

二、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政治决策的影响

从我国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是基于儒家思想而形成的统治历史和专制历史，儒家文化的思想在历史的事实阐述中占据了主导。从西汉初年，遵从“黄老之言”修养生息，恢复国力，到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罢戳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俨然成为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正统。在这种尊崇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体制中，“武死战、文死谏”被看做是文臣武将的最高使命和责任，过于封建和固化的意识形态，不仅在千年的帝制长河中抹杀了学者、文人的创造性，更是固化了民众的人文理性和自然精神。“三纲五常”被看做是社会文化核心，伦理道德被看做最高的行为约束，在这种缺少理性精神的文化环境中文人学者从未有过任何关于实用之学、百家之术的创新，顺从圣贤之言，遵从圣贤之训被看做是最高的行为标准，统治者受到儒家封建思想主义的束缚，政治决策往往“以偏概全”，文化效果、政治目的和遵从“孔孟圣人训”是决策的出发点，有悖于儒家伦理的决策往往被士子看作是荒诞不经的，统治者的政治逻辑深深局限在了儒家的伦理框架中，政治主体和个人意志是难以凸显的。

三、儒家礼教对统治者的主观行为的影响

偏重于封建礼教和儒家学说的政治体制和朝政环境注定了最高统治者只能在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下进行决策，而这种不带有任何民主色彩和理性因子的政策行为既要上合“儒学天伦”、也要下合士子之心。封建王朝时代沿袭的政治体制是维护封建儒家和中央专权的核心所在，统治者必须在这种介乎人伦纲常和政治礼仪教化的环境中有所做，而不能是有所为。岳飞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在他的观念中保家卫国，维护民族独立是毕生的使命。就这样的英雄而言，在宋朝的官僚体制中也许注定了被杀的命运。“重文轻武，抑制武将专权”一直是宋朝政治管理的重点和核心。岳飞作为岳家军的军事领袖和朝廷的主战派在经过几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之后，其军事实力、民間威望、政治权力已经高速膨胀，且不说岳飞是否有专权之心，单单他的权力和威望已经严重威胁了赵构的皇权统治地位，功高震主显然是赵构不能接受的，秦桧之言只是给了赵构借口而已，实则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消除威胁才是赵构的政治目的。至于神化的岳飞和西湖一跪八百年的秦桧铜像只是统治者打造民族理想，转移矛盾的政治手段而已。

综上所述；儒家的文化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影响了历史王朝的政治形态，决策者的政治意愿实现是借助了儒家的文化和思想而已，无论功过是非，或是史实评论在儒家这里俨然成为了美化外在，转移目标的手段。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儒家思想从本质上决定了决策者的政治逻辑。就社会现实角度而言，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理念直接决定着决策者的政治逻辑，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所说明的那样：“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偶然和必然的联系，文化基因直接决定着统治阶级的决策意志”。如果想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必须在发展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列思想为指导进行改革，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略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历史地理因素[J].邱江.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02）

[2]近代以来“焚书坑儒”研究综述[J].堵斌，高群.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9（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