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漫游随录》观王韬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何联宜

从《漫游随录》观王韬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何联宜

《漫游随录》记载了王韬在香港、新加坡、埃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游历的所见所闻。这些新奇的经历使得王韬的思想日趋成熟，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并对中国人民现代化思想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文主要从《漫游随录》一书出发，通过分析书中关于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这三个方面的描写，来探讨王韬在游历各国途中现代化思想的转变和形成。

王韬，原名王利宾，字兰瀛。后因上书太平军逃亡，改名为王韬，字子潜，号仲弢。王韬17岁便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县学，成了秀才。后于“墨海书馆”编译期间，不断抨击清政府的弊端，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将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不料，王韬的上书被清军所获，清政府以其与太平天国互通之嫌下令缉拿并判其死罪。迫于无奈，王韬只好逃往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逃亡和游历生活。在逃亡途中，王韬并没有因此厌恶祖国或者苦闷踌躇，他依旧心念国家，叹息着中国生存之危亡。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次的“逃亡”成为了王韬远游的契机和改变人生的转折点。作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王韬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足和社会停滞不前的状态。他曾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可见在当时，王韬的思想已经开通于同时代的人了，他认为只要我们借法于西方，便可自强甚至与列强并驾齐驱，屹立于世界。这些，都是王韬游历各国后，思想开化的结果。本文主要从《漫游随录》一书出发，通过分析书中关于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这三个方面的描写，来探讨王韬在游历各国途中现代化思想的转变和形成。

教育

王韬从小便天资过人，广泛学习中国文化。在《弢园老民自传》中，王韬写道：“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正因如此，王韬每到一处新的地方，总会关注该地区的书院或教育现状。在此远游中，王韬更是参观了不少书院和图书馆，增长了见识，并更新了自身的教育思想。

在远游法国巴黎之时，王韬不断前往当地之所，博物之院参观。他在《巴黎胜概》中提到“法国最重读书，收藏之富殆所未有。”当地藏书的书库有三十五所，“名帙奇编不可胜数，借泰西文字也。唯‘波素拿书库’则藏中国典籍三万册，经史子集略备。”在藏书如此丰富的法国，王韬不仅前往观看，还特意寻找中国藏书，可见其虽被清政府追捕，但仍旧心系祖国，关心着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在《风俗类志》一文中，王韬更是提到了英国的教育。通过远游伦敦，王韬发现英国的教育十分注重文学，儿童小的时候，不论男女，都前往书塾读书，且每个人学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均需学习“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且都穷究其理，得其精理，长大成人后再前往工作。因此基本西方每个人，就算是从事十分卑贱低下工作的人都能读书识字。看此情景，王韬便开始反思中国的教育现状。男尊女卑、阶级分化和愚民政策，使得中国许多女子少与农民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淹没了不少人才。和中国教育还有很大一点不同的便是英国以实学为主，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光学、化学等为主，而中国则以诗赋词章为主，注重文艺类。王韬在远游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为什么西方科学技术日渐超越我国，主要的原因便是西方人注重实际，学以致用，能够运用这些实学知识，发明轮船、火车、火力、气钟等等。然而此时的中国还执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封闭愚昧，认为天朝无所不有，这是多么的悲哀。故王韬在《游博物院》中提到：“惜中国不遣人来英学新法也。”王韬期望着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故其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提倡对科举取士法、练兵法、教育、废除繁文等进行改革。

科学技术

王韬在游历各国的途中，目睹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由一开始的对西方先进技术文明的推崇到后来对西方制度的赞赏，可以看出在外定居的两年，让王韬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西方，看清了中西间的差距，也为其后来的政论文见解，推崇维新思想提供了基础。

首先是西方交通工具之便利，令王韬大开眼界。《漫游随录》描述了不少王韬乘坐火车、轮船、地铁、电梯的故事。在《改罗小驻》中，王韬就向我们展示了他第一次坐火车的情形：“始行犹缓，继则如讯鸟之投林，狂飙之过隙，林树庐舍，瞥眼即逝，不能注睛细辨也。”我们从文中不仅能窥见了王韬对新式交通工具的惊奇，更是能窥见他对经济的敏感。在下文，王韬感叹道，车的速度之快，运货量之大，实在是一个能带动地区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工具。除了交通工具的发达，王韬还向我们展示了各个领域的先进产品和各类工厂，如：印刷机、各类先进兵器、各类工厂机器设备和船厂、织厂、印书馆等等。当王韬去兵器陈列室时，他看到了法国古今各式的军器，发现西方国家早已用火器代替刀、矛、弓、箭了。确实，过去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处在世界的顶尖水平，但从鸦片战争便能看出，中国的军事武器装备已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矣。然英国军器局却在不断地改良着其武器装备，这使得王韬无限感慨：“英人之心思细巧，造器无不适用也如此。”在王韬多次走访当地工厂之后，他更是发现西方的工业化程度十分高，工厂一般具有一定的规模，且雇佣了大量的工人。如织厂有两千余人，印书馆有一千五百余人，船厂工匠两千余人。但如此庞大的工人数量并不会对工业的制作造成混乱，工人们各司其职，在流水线的作业下往往事半功倍，效率极高，产品能做到整齐划一，且精巧耐用。王韬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西方工厂的制度，工厂现状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国内还未形成如此大规模的工厂，而他认为这是不可忽略的，定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从最初的关注风景、景点转为关注现代化的产品，工业化的程度，提倡实业强国，大力兴利，如开发矿产、纺织业，发展海陆交通，造轮船、建筑铁路等，这正是作者在了解各国社会发展后其现代化思想转变的具体展示。

外国人对中国态度

王韬在游历西方的时候为我们展示了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态。他一方面游山玩水，结交朋友。另一方面又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为我们展示了中西的差异。但王韬的目的不在崇洋媚外，而是为我所用。

游历西方，自然少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从他记载的时间来看，当时的外国人对于中国普遍还处于一种推崇和好奇的阶段。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如诗词章赋颇有兴趣，他们十分乐于学习中国的文字、绘画、语言等。王韬在远游法国巴黎之时，浏览了各大藏书。其中他还提到，他的朋友儒莲司在收藏了中国三万册的书库中工作，虽从未去过中国，但却钻研于文义，翻译儒释各经，被当地人奉为奎臬。在英国巴黎的牛津大学演讲的时候，更是有大学生主动询问王韬孔子之道。可见当地人对于中国还是充满好奇和向往之情的。《两游敦底》中王韬就记载了他在国外时，朋友的女儿教其读西文，他则教女子读《琵琶行》。在作者准备返国之前，他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前来听讲的人数不胜数，讲到快意处，王韬还高声吟诵白居易《琵琶行》和李华《吊古战场文》。在《再览名胜》一文中，王韬还提到了詹那，“詹那怀中出中国笔墨，请余题诗壁间，作雪泥鸿爪之留。盖詹那于中国文字，夙所耽嗜，出自天性，其爱中国儒者，笃挚恳切，言皆由衷，非作泛然交接者，于余尤为领倒。其家楼顶大书“天下太平”四字，询为何人笔迹，则长人詹五曾食宿于其含，亦可谓好奇而爱客者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可见在当时，中国的文学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前文提及的都是对中国较为积极的评价。在王韬的行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负面的评价，如周西鲁离女士取笑中国女人的裹脚行为和中国被鸦片所毒害的事实等。在这场长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王韬更加认清了中国所处的困境以及日后中国发展的改革之路。他的态度也由一开始的自傲自夸转变为好学谦逊，思想上也汲取了西方的君民共主论，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闭关锁国，不接受外来先进的技术和观念，一味地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状。作为开眼看世界的人，从《漫游随录》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王韬在游历的过程中，在中西的交流中，看到了中西两国在教育和科学技术上的不同，并逐渐了解到中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更在于制度和文化层面。心系祖国的王韬在流亡的过程中，日益更新、成熟着他的现代化思想，并试图通过维新变法来使中国富强，对当时人们的启迪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