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田：我的母亲

迟浩田

从妈妈最初对我的希望，到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后作出送儿参军的选择，以及多年后妈妈见到带有多处伤痛的儿子的悲与喜，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透露着母亲的平凡、伟大与对我的无限疼爱。

我出生在胶东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我在男性中排行老三。家里人多物薄，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穷，“家徒四壁”的矮屋和“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家孩子那么多，一人一张嘴就是无底洞。父母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只求能勉强糊住十余张嘴，就是最大的满足。母亲是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没读过一天书。但母亲的的确确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就是凭着那双小脚、那副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务劳作，还要整天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为困苦的事情费尽心思，这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就在我长到7岁时，妈妈竟下定决心，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要送我去学堂念书。记得那次妈妈说：“我想了想，只有念书，学到文化，才能改变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不念书就没有出路，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我看小三挺机灵的，是块当先生的料，让他去念书吧。”

正是在妈妈的坚持下，我离开了整天赤着脚、光着屁股在村头玩耍的小伙伴，背着妈妈用旧衣裳改做的小书包，迈进了学堂，迈向了从此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全新的世界。

为了妈妈的笑容，我拼命吸吮知识的雨露。一份汗水，一份收获。每次的成绩都会让妈妈笑得像孩子一样开 心。我让妈妈深信，这条路她为我选对了，一直走下去，我一定能当先生。

1941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大扫荡”到我们那里。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兵跑得不见踪影了。我们村子西边大庙，是八路军用土翻砂试制手榴弹、地雷的“兵工厂”，被鬼子一把火烧成一片火海。乡亲们到处躲避。当时，妈妈什么东西也顾不上带，拉上我们几个孩 子就往外跑。妈妈心惊胆战地喊着这个叫着那个，拽着我们的手拼命地跑，想尽快冲出鬼子的包围圈。一双小脚、几个孩子哪能跑得快？在村头的河畔遇上了鬼子，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用穿着铁掌皮鞋的脚把瘦小的妈妈踢到了沟里，也正是这一次，我们和妈妈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杀人场面，看到鬼子的野兽暴行。凶残的日军杀害了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新郎，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新娘。目睹这惨不忍睹的一幕，我们感到妈妈那攥紧我们的双手在颤抖。乡亲们也都个个咬紧牙关，攥紧双拳，但也只能强压怒火、用仇恨的目光进行着无声的反抗，心灵挣扎在痛苦的无底深渊。

也正是这一次血的经历，震撼着妈妈那颗慈软的心，和家人商量后，妈妈毅然作出了送我当兵的决定。妈妈那天对我说：“小三，你要和二哥一样去当八路，不打走鬼子，日子没法过！”她后来对我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过安稳的日子，这些孬种、坏蛋为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看来，光靠当一个先生，挣几顿饱饭，改变不了我们穷人的命运！”

几十年后每当想起妈妈从“好男不当兵”到送儿子当八路这一思想转变过程，总是感慨万千。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妈妈的这一转变就她本人而言是再朴素不过了。她也许没有抗击外敌、翻身解放的智慧和胆略，当然那时更不会期盼儿子通过从军征战，走上仕途，成名成将。她的想法只是，当日本鬼子逼得我们一名普通百姓连成为一名“先生”、过上能吃顿饱饭的日子都不可能的时候，就只有去抗争，去反抗，去拿起枪打击敌人。从对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军队的厌恶，到送又一个读过书的十几岁的儿子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队伍，从与世无争到奋起抗日，妈妈以及千千万万的妈妈这一朴素转变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伟大啊！

离开家后，从当文书，直到当团政委，这一干就是20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随部队南征北战，已几年没有与家里联系了。行军途中，战斗间隙，妈妈送我的那一幕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1947年在孟良崮以北的南麻战役中，我的左小腿被打断了，由于失血过多，人近昏迷。在生死边缘的我，真想和小时候一样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尽享幸福。这个时候外面谣言四起，传我已经牺牲了。转到莱阳后，巧遇邻村学友，我便迫不及待地让他给家里带了口信：“我还活着。”家人知道我没有死的确切消息后，妈妈并没有完全从担心中解脱出来，她老人家已知道从没离开过家的孩子，现在正忍受着战火摧残的痛苦，忍受着伤痛的煎熬。骄阳似火，再加上医疗条件有限，我的伤口逐渐恶化，化脓生蛆，恶臭难闻。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我和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友坐在一辆沂蒙老大爷推着的独轮车上，向战地医院赶。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没有消炎药品，医生将热盐水晾一晾，用小扫帚蘸着盐水扫扫蛆，仔细清洗伤口时，就像用利刀在我身上割肉一样，豆粒大的汗珠落地有声。在医生的精心救护下，总算保住了我完整的身体，做完手术后我在想，可以上战场了，可以自己走回去见妈妈了。

我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快结束时回国，并作为志愿军观礼代表团的一员，去首都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劳动节观礼。不久，才回到了已阔别12年的家乡。再见到妈妈已是满头银丝，岁月的风霜刻满了脸庞。吃过饭后，妈妈执意要给我洗洗脚。我理解妈妈的心思，顺从地按妈妈的意思，坐到了一把高椅上。我正准备脱掉鞋袜，老人执意不肯，她把我的两只脚全揽在怀里，放在膝盖上，细心地帮我脱鞋、脱袜，挽起裤脚，也就在那一刻，妈妈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伤痕。妈妈吃惊地叫了一声，赶忙又抱紧了我的双腿，把裤筒挽了又挽，一双粗糙、长满老茧的手在疤痕处抚摸着、停留着、颤颤巍巍的。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我的双腿上，凉凉的，又重重的。我听到了妈妈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抽咽声，妈妈哭了，苍老而又瘦弱的肩头剧烈抖动着，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

年轻时在地里刨食，吃糠咽菜的时候，妈妈没有哭过。含辛茹苦地把一大群孩子拉扯成人，妈妈没有哭过。面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掳，妈妈有过愤怒和仇恨，但也未曾哭过。送儿子上战场，刚强的妈妈同样也没有哭。可今天，年迈的老人面对儿子的伤痕，她流泪了，而且哭得是那样的伤痛。那一刻，我忍不住也掉了泪。“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想着与我一同征战南北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想着无数母亲已经失去了为征战回来的儿子再洗一次脚的享受，革命的成功，共和国的成立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我一边用手细心地为妈妈梳理着稀疏的银发，一边和老人讲着这个道理。年迈的妈妈听懂了儿子的话，不住地含泪点头，用她那颤颤巍巍的满是青筋的双手摸着儿子腿上的一处处伤痕，眼泪却仍旧不断线地涌出。

临走时，妈妈为我新做了一双土布鞋。我提出不让大家送了，自己一个人走就行了。可妈妈坚决不同意。她在我的搀扶下，送了一段又一段路，最后还是我硬阻止她老人家停住了步子。然而，走出好远，我一回头，再回头，妈妈瘦弱的身躯却一直伫立在村边石碾盘上，向我挥着手。就在这依依不舍中，我几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乡。

1968年10月，我在北京接到妈妈病危的电话。部队有任务不能请假，只好让11岁的儿子代我回去看望。我没有来得及赶回去，妈妈就离开了人世，儿子替我给妈妈送了终。看着地上的一堆黄土，想着操劳一生却没享一天福的妈妈，无尽愧疚都化成伤心的放声痛哭。

多年来，没有在妈妈的床前、膝下尽孝，这种愧疚是难以言表的。妈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从妈妈最初对我的希望，到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后作出送儿参军的选择，以及多年后妈妈见到带有多处伤痛的兒子的悲与喜，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透露着母亲的平凡、伟大与对我的无限疼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种爱只能化作永久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了不知道有过多少次，每当夜深人静时，妈妈那忙碌的身影、殷切的教诲，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一觉醒来总是老泪纵横。

妈妈，我永远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