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瘠与苦难大地上生长的乡村诗意

田承良

龚继岳小说集《都不算么》精选了他这些年来创作的百篇小小说。作者不忘初心，从故乡出发，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拥抱生活，书写乡土，探微人性，体现出一种悲悯的人文情怀，带给读者温暖的诗意。诸篇虽都在千字左右，但却短小精悍。尺幅之间，拓展心灵空间；一枝一叶，总关世态人情。尤其是小说语言，根植于地域文化；原汁原味的当地方言俚语，幽默风趣，对真实刻画人物与再现生活场景，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作用。可以这样说，读龚继岳的小说，仿佛与旧友围炉煮茗，时时让人会心一笑。一言以蔽之，文学的诗意情怀往往不是生长于温室大棚，更多的产生于贫瘠与苦难的乡村大地，龚继岳当是这片土地上荷锄劳作的虔誠农民。

一、回望中的乡村诗意

海德格尔说过，人应当诗意的栖息在大地上。而故乡，就是作家文学创作的精神家园与诗意想象的出发地。《都不算么》是一部以乡村回忆为主的小说集，作者以一个“亲历者”的口吻进行叙述，读来亲切、自然，有强烈的代入感。作品散发出的是泥土芳香，能咀嚼苦菜根般的苦涩与酸甜，在余味回甘中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感动。作品写的真诚，写的本分，蕴含着真诚、质朴的生活底色，甚至有些土得掉渣，但这恰恰构成了作者接地气的乡土草根特色。小亮子、常发、章小兰、兰寡妇、大能人、张三胜、小翠、小转、小六子、呆瓜等书中人物，以不同角色身份多次出现在作品当中，作者甚至直接用自己的名字“龚继岳”充当叙述者或主人公，给人以“在场”“亲历”的真实感觉，成为历史的见证人、评说者与生活的体验者，叙述人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参与乡村往事的叙述，成为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第一辑《情为何物》，作者撷取了乡村记忆中的陈年旧事，陈述了乡村贫穷却温馨的回忆，升腾着淡淡的乡愁。小说用生动细节与具体场景，打开尘封的往事，力图还原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真实，叩动记忆深处的最为丰富与柔软的心弦，让人产生感情上的强烈共鸣。恰如冯骥才《怪世奇谈》《俗世奇人》等作品一样，钩沉出了老天津的历史风情。纵观全书，信手拈来带有故乡文化符号的泰山、大汶河、徂徕山、化马湾、角峪、大汶口、歇车庄等，在作品中时时与读者的记忆不期而遇，并引导读者回到特定的那个年代，重新打量历史文化与人性人文的交集与纠结，这，无疑是一部类似现实版的“世说新语”，如向读者徐徐打开了一幅幅展现泰汶地区的民俗风景图画。

这些作品，有的以轻松写沉重。如《宽口布鞋》《奶奶的鞋垫》《处女》《水红色的内褂》《上庄下庄》《酸涩的糖块》《瓷罐》等篇，或写亲情，或写爱情，或写一段记忆，或写一个场景，看似家长里短，但读后却让人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因为它承载着苦难年代的无可奈何与小人物的伤痕累累，历史的内在迷离与个人的创伤记忆无缝隙对接，有机缝合在一起，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留下了不尽的思考。

有的以幽默写苦涩。如《样板刘》《谁是银环》《心愿》《你真是个傻瓜吗》等，样板戏与戏曲电影以及文学作品，为我们曾经贫乏的生活年代透过一抹亮色，承载了一代人温馨而又焦灼、沉重的记忆，而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反差，又形成了现实生活的咏叹调。当我们看到最后样板刘、二栓、小亮子等人物的痴情与悲剧时，我们再也笑不出来了——理想的希望却无情地带给我们幻灭与泡影，却又永远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向我们频频招手！

有的以荒诞写真实。如《冥条》，写一位老太太在不同节令写给早已去世老伴的冥条，寄托思念，揭示儿女漠不关心带来的晚年处境的凄凉。这一社会问题普遍存在，这一写法触人深思，香烟袅袅中幻觉被真切的现实放大或聚焦。《焊针鼻锔灯泡》，历史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小说借助荒唐年代的荒唐事，循环中凸显了人性的扭曲变形。《向前开》，写喜欢喝酒打牌的乡长，让司机将车一直向前开，昏头昏脑之间，司机竟然将车开到了火葬场跟前，荒诞与现实竟一步之遥，令人警醒。《变味的柿子》，类似寓言故事，更是现实讽喻，喜鹊王国、柿子树下的故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正不断被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有的以欢乐写悲情。如《孙大炮》，孙大炮是孤儿，是旧社会地主的长工，文革中红卫兵让他上台作报告，进行忆苦思甜，他却历数地主对他的好处种种，说，净吃棒子（玉米）面煎饼就货郎（咸）鱼了，下雨天还要烫一壶酒。这还不算，三忆两忆竟控诉起“三年灾害”带来的饥荒，这还了得，政治活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闹剧。“集体狂欢”中，政治运动的灭顶之灾，陷入了个人的悲剧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无论是写苦难还是悲剧，都要铺设一层温暖的底色，洋溢出浪漫主义的温情色彩。如《烤地瓜老甜了》《这地瓜，一定是甜的》《高手》等，都寄予了对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同情，并给了他们以美好的结局或前景。又如《一九五八年的地瓜》写道，“更值得一提的是，石头和英子生了个浓眉大眼的儿子，起名叫地瓜。”苦难终将过去，未来孕育着希望。《上庄下庄》里结尾处，我和章小兰“有情人终成眷属”。《变味的柿子》结尾写道：“很快，啄木鸟大夫来了……”，预示了希望的明天。总之，龚继岳小说烙着深深的青春印记，苦涩中渗透着甜蜜，惆怅中蕴含着怀念，荒诞中预示着真实，绝望中萌发着希望。这些情景，犹如发黄的老照片，将那一份份苦涩，一份份艰辛，一份份温馨，一份份关爱，永远留在了感情记忆的底片上。字里行间，作者在直面泰汶大地的沉重苦难、书写人生的尴尬与无奈的同时，用文学为乡村生活、为故乡营造了一处处浪漫的空间，抒发了一缕缕浪漫的诗意，形成了作者特有的芳草地，葱茏得让读者难以释怀。

二、荒谬历史与现实咏叹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作家的历史观都是从现代性的当下立场生成的。龚继岳的小说无论是叙写历史，还是描写现实都注意发挥文学的批判性功能，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对国民劣根性予以思考。

在对乡村历史的打捞和想象性构建中，作者注重剖析国民灵魂与人性的展示。如书写乡村抗战历史的作品《倒搭钩》《范镇烧饼》《本性》《二王庵》（冤假错案）等。尤以《石楼菠菜》《范镇烧饼》最为出色，这些作品将民族性、民俗性、地域性与人性有机地糅合为一体，交织着“家”“国”的爱恨情仇，深化了作品的历史文化意蕴与厚重感。endprint

人文关怀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色。作者之所以能直面乡村大地的苦难，亦或是疼痛处，是骨子里化不开的浓郁“乡愁”。如书写建国以来极左路线对农民利益戕害的作品《1958年的地瓜》《孙大炮》《那年的洋火枪……》，内容沉淀着我们民族一段历史的灼痛，作者有意用轻松甚至诙谐的笔调，书写历史的沉重与生活的艰辛，让我们越发感受到那个年代人情温暖与单纯善良的可贵。

作者对乡村现实生活的描述，不仅仅是记忆与经验的平面展示，也不是简单与单调的复原回望，更注重作品的社会批判功能，对集体无意识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无情抨击。《儿子要结婚》以澡盆为道具，对社会上的不孝现象进行了控诉。此类作品還有《示儿》《往来》《发丧》等。《遍地儿女》则对坑骗退休老人的“保健现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具有醒世意义。讽喻官场腐败与世道人心的还有《能鱼》《向前开》《上盘豆腐多好》《焊针鼻锔灯泡》《样板是这样树起来的》《折腾》《机会》《退休以后》《哪有电脑不配鼠标和键盘的啊》《还要你们干什么》《子夜的脚步声》《我该怎么办》等。尤其是《能鱼》，精致巧妙，颇似讽刺小品笔法。退休后的刁局长带着七、八个钓友，到吴老二鱼塘钓鱼，鱼却迟迟不上钩。原来，吴老二早已喂饱。当然，以前的丰盛鱼宴、狩猎活动及丰厚的馈赠都没有了，因为刁局长下台后没人买单了。浅层面上看，似乎写的是世态炎凉，物是人非，但深层的意义却在于揭示人性的势力，官员的腐败。鱼能，还是人能，值得玩味。

这类作品最具现实意义的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题材。如《顽石》《感觉》《桥庄桥事》《拐弯处》等。比如《拐弯处》写到了化工厂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引发的矛盾。《顽石》则借助一头在厂里拉货的毛驴，因粉尘形成的顽石一般的矽肺，揭露无良厂家漠视环保及职工健康的同时，也暗示当下我们生活在何种境况之中。

有些作品则是“含泪的微笑”，家长里短、乡里相邻之间，彰显的是亲情伦理、众生浮世。如《储钱罐》《五叔》《绝活》《常发叔的菜园子》《娘，我是常发》《血红的土豆丝》等，以平淡写沉重，以悲悯之情写乡村苦难，幅散出浓浓的亲情温暖。有些作品看似无关宏旨，却能勾陈民俗乡趣，直指世道人心。如《碎嘴子》写一个老农民嘴比较损却最后损在了自己女儿身上，陷入尴尬。《不是轮回》以对话展开情节，巧合中具有画面的质感与轻喜剧色彩。《还赶姜寨集吧》让人忍俊不禁，但出人意料的结尾同样耐人寻味。

总之，作者一味寻求乡村诗意，旨在反思历史，直面人生；聚焦社会问题，直指国民的劣根性。

三、结构的内在律与生活流

文体之妙在于“大体须有，定体则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表层上看龚继岳的小说，似乎不太在意经营小说的表层结构，其实，作者有着文体的自觉追求，注重构思的精巧与结构的精心布局。只不过，他更在意小说的“内在律”，即生活本身的故事性、戏剧性与逻辑性，较多的保留了小说“生活流”的本色质地与可能性，随物赋形，道法自然。给人以大巧似拙的感觉，故事像生活本身那么自然，看似“无法之法”，实则自有一番技法和趣味在其中。

轻喜剧笔法。开篇《都不算么》是一篇独特的作品，运用了复调对比的结构方式。乔不屑父辈因家族利益结缡的长相丑陋的妻子麦，便出入于妓院烟馆赌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并与如花似玉的小玉打得火热。麦在受尽屈辱之后，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公然带着下人大宝，也如乔一样出入娱乐场所，下馆子、赌牌。后来，乔病入膏肓，驾鹤西归，麦仍以夫妻名分葬了乔，并将乔生前输出去又被麦赢回来的房契、地契等，一烧了之。麦烧掉的，显然还有自己不再的青春与错误的婚姻，乃至悲剧的一生。一句“都不算么”的口头禅，让读者体会调侃人生的同时，也感叹命运的无常与无奈。颇有点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名重一时的丁西林轻喜剧，即“会心的微笑”，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不粉饰夸张，没有大的矛盾与外在的冲突，但关键是，把握住了喜剧性“种子”——“都不算么”，形成核心情节，巧设波澜，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结尾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烧掉契票），悲喜剧效果进一步得以强化。

“悬念”与“留白”。如《老马的身份》，在众人的猜测与推断中，到最后也没告诉读者老马是何许人也，给读者留出了想象的余地。《幸福一生的老萧》，弥留之际，在老萧回首往事，对老伴说出一段艳遇时，老伴也赌气说这几个儿女哪个像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萧以后的幸福感还能保持吗？《子夜后的敲门声……》那个敲门人到底是谁？她与抓奸的当事者到底怎么回事？作品也没有进一步交待，戛然而止。一如国画的留白，将悬念与各种可能性留给读者，扩展了作品的情感张力，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戏剧化”与传奇性。《上盘豆腐多好》，写一位领导干部每次接受宴请，总是面对满桌子的山珍海味，慢条斯理地说一句“要是上盘豆腐多好”，可是他几乎每次都不动筷。他不“剪彩”，别人自然也不好享用，至少他每天两遍饭局，却从没有少过这盘豆腐，自然也从未动过筷。离休之后，他仍坚持这种习惯，老伴变着花样做豆腐，他却从不动筷。在他的寿宴上，仍坚持“要是上盘豆腐——吆——多好！”全文结束，留有喜剧小品似的余味：少数人在其位“忘本”的同时，还善于做表面文章，把形式做足。在全国上下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大背景下，讽喻意义不言而喻。这篇小说与张敬东的小说《忆苦思甜》，有异曲同工之妙：杨部长每次下乡，饭桌上都让上野菜以示清廉，却都是毫无例外的一筷未动，最后杨部长一句“甲鱼汤好啊，大补。”陡然反转，绝妙的刻画了个别官员的装腔作势。《靶子》中的女民兵神枪手阮红梅，从粪坑里救出了老农民，做了好事却不被理解，被视为狐狸精，还被大队书记、民兵连长糟蹋。阮红梅忍无可忍，借一次打靶，枪击了二人。为掩盖真相，基层定为误伤，甚至想将死者追认为烈士。而阮红梅自杀，也有的说没死。后来，一直爱着阮红梅的小亮子（前面用“影子”做了铺垫）也一同不见了……故事一波三折，富有戏剧性，故事在延宕中带给人深长的思考。

小说的传奇性是中国民间叙事的文化传统，体现着民间的隐形文化立场与价值观念及理想主义，也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如前所述，《石楼菠菜》《范缜烧饼》都具有传奇色彩。《高手》以奇人奇事取胜。《给你说个媳妇》用的是民间故事“走马观花”的套路，虽无新意，但读来倒也趣味横生。endprint

“新瓶装旧酒”。作者还有部分作品属于故事新编，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如意娘》写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后的心理独白，作者有意进行了意境化、诗意化的处理，呈现出与别的小说截然不同的“空灵”朦胧。读来，不禁联想到“崔老夫人的心理独白”（香港作家刘以鬯《寺内》）。《愚公移山后传》《花果山上失了一把火》等，体现了作者对当下社会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批判与思考。这类作品虽少，但显示出作者对写作题材多样化的探索与开拓。

另外，作者还用了对比的手法，巧设情境。如《多收了一元钱》，身为省级优秀教师，市拔尖人才，全市道德模范标兵的尤老师，刚刚在电视台呼吁全社会要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却在回家路上，误以为出租车司机多收了一元钱，小题大做，拍坏了出租车计价器不算，还把车门给踢变了形。作品意在讽刺社会上一些所谓成功人士表里不一的嘴脸，对人性的复杂性做了由表及里的透视，这也正是小小说显微镜的功能所在。

四、叙述本体的“草根化”与时代性

小说是叙述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好的作家也往往是语言大师，如老舍、巴金、钱钟书、沈从文等。

沈从文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写作要贴着人物走。最忌的是“漂浮”与“游离”。贴着人物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叙述语言要符合故事情境、人物身份性格与地域风俗习惯，也就是典型事件的典型人物语言要符合设定的典型场景。在这方面，龚继岳的小说语言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作者不断将叙述本体化，体现出较厚实的语言功底。为了与他的“乡土”文学本色相对应，小说人物语言也尽显“草根”本色，方言俚语与故事人物浑然一体，互相呼应。作者频繁使用的泰汶一带的一些口头语，无疑激活了人们的乡村记忆。如说人笨或懒，就说“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说人摆谱架子大，就说“马大骡子大值钱，人大不值钱”；说人中看不中用，就说“抓住辫子打一巴掌，还是个秃子哩”；说人们喜欢随大流，就说“山东买卖一群羊”。还有，“什么人什么福，土地爷爷住草屋”，“迷糊人家一顿酒菜，还迷糊来人家的大闺女”，“老天爷真是饿不死瞎家雀”，“狗窝里藏不住干粮”，“站着说话不害腰疼”，“不到八十八，千万别小看瘸和瞎”，“农民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各人的家什各人使，别胡乱拉巴”以及诸如啰啰、不沾弦、扎过、踅摸、撒目、夜儿后晌、倒逡等等。需要强调的是，作者这一“土话”的运用，不是标签似的硬贴上去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化为小说情节的血肉，生成人物的个性化符号，从而成为作者乡土风格浑然一体的有机元素。

龚继岳在注重小说语言地域性的同时，也注意了小说语言的时代性。如打捞起的极左年代形容共产主义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香油果子蘸白糖”一类的话，将人们拉回那个浮夸的年代。比如《石楼菠菜》，石楼菠菜之所以成色好，是因为“井水都源自大汶河，但又跟徂徕山的水脉相通，掺和在一起成了懒水（惰性水），浇菠菜正好……”；尤其是《熔炉》，生产队长张三胜向农民作报告：“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要看到当前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没有了碗，我们不是有集体食堂吗？只要我们炼出钢铁，超过了英国，赶上美了国，天天吃香油果子蘸白糖，白面馒头都不稀罕，啊——是吧？双手叉腰的三胜队长被自己美好得憧憬激动的不行，干脆把手一挥，说，到那时，咱都实现共产主义了，还要锁干什么，是吧？啊——”一下子把读者带回到一九五八年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加深了读者对时代造成的人物悲剧的理解。

龚继岳的小说语言，洗炼形象，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充分生活化，性格化；写情境历历如现，写人物呼之欲出。“久的拳不行，但酒行；全的酒不行，但拳行。”一句话勾勒出一幅乡村淳朴的生活图景，演绎了村民的古道热肠与急公好义。“还赶姜寨集吧”反复出现在文本中，写出了姜寨集的百姓自得、自足、寬容、好客等乡风民俗，推动了情节的展开。《都不算么》中那句“这是么，那是么？要是干么，谁干么？”从乔和麦各自口中说出，语境虽不同，题旨却相近，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悲剧意味，耐人咀嚼。《绝活》结尾，最能体现龚继岳小说语言的干净利落：“只见楔子从师傅手里箭一样，径直飞上屋脊，稳稳楔入脊檩东头下面，不偏不斜，切中肯綮。”小说由此结束，余音袅袅。“切中肯綮”，这也是龚继岳叙述的绝活。

综上所述，龚继岳就像一位朴实的农民，在自己“一亩八分地”的田园里戴笠荷锄，深耕细作，收获着自己丰硕的瓜果蔬菜，呵护着自己的绿色产品不受转基因的影响。也不去追风赶浪，标新立异，殊为难能可贵。他的小说能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立场，注重写实，注重写人，注重发掘地域风情文化的元素，关注挣扎于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寓政治风云于风情民俗图画，借个人命运演绎乡村生活变迁”。在文体结构方面也有着“生活流”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乡土文学风格特点。当然，作者同时也应该突破生活经验与惯性写作的限制，在题材的广阔性、深刻性与风格的多样化上，积极做出新的尝试与实践，我们期待龚继岳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乡土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