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研究资料集》编选者前言

2017-12-29 07:19敬文东
星星·散文诗 2017年8期
关键词:诗歌

敬文东

《钟鸣研究资料集》编选者前言

敬文东

1

如果没有记错,时间应该是1995年春夏之交,地点是济南。那正是我硕士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当时,济南的文化东路上有一家著名的书店,名曰“济南三联书店”,距离我就读的那家高校很近,只够散步之用。我不时要么独自一人,要么友朋二三,前去光顾,并且时有收获,不少书至今尚在书房。不记得是一个午后,还是某个黄昏,在那家书店,我偶然看到了东方出版社刚出版的《畜界 人界》,作者钟鸣。这个在中国重名太多的名字,此前并未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只知道眼下的钟鸣是个诗人,在成都生活,与当时业已名声大振的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一道,被诗歌江湖称作“巴蜀五君”。当我翻开那本至今看来都装帧奢侈、纸张精美的书籍时,把我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即使以我当时粗浅的判断力,也能马上粗浅地断定:那是一部罕见的、独一无二的著作。二十一年多过去了,我认为我现在看得更加清楚:单就随笔写作而论,如果不说《畜界 人界》比肩于《野草》,起码也敢称共和国文学史上随笔写作中的第一名。

1997年冬,我开始试着和钟鸣通信。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经选定博士毕业论文大致的研究范围、主题、主旨,以及那时候我特别热衷的所谓理论目的(是否太不自量力了呢?)。这急需要钟鸣的帮助。自1995年以来,我借各种机会,读到了当时能够读到的钟鸣的许多诗作(比如《树巢》)、文章(比如《告别九十年代》、《窄门》)与文集(比如《徒步者随录》),自以为对他的“脾”性和“癖”性都有大致的了解,懵懵懂懂中自以为他可能会帮我。尤其是他收藏的各种当代文献,可以解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以燃眉之急。没想到,钟鸣很快就回信了,还为他那手漂亮的钢笔字感到抱歉,理由是他多年来一直用电脑写作,手写的文字很不得体,希望我能原谅。他在短信中反复强调,他愿意帮助我,“乐于效力。”

1998年初春,我从上海到达成都。那时的川西平原终日春雨绵绵,让人感伤,让人落寞,让人陷入并不漫长和复杂的回忆。很巧,我见到钟鸣的那天正好是妇女节。钟鸣长得英俊,但不太高大;声音洪亮,极为自信,却真挚诚恳,善解人意。这让我很感动,确信自己此前对他的所谓了解并非一厢情愿。在钟鸣地处水碾河的居所短暂停留后,他带我去一家街边的苍蝇馆子吃晚饭。那时,他已经辞职近五年,在穷困(而非穷苦)中,专心于多卷本大著《旁观者》的写作;我见到他时,此书正接近于全稿杀青。两个妇女用品在没有妇女陪伴的情况下,在妇女节那天,品尝了我们四川人最喜欢的几道菜:回锅肉、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凉拌折耳根……我记得钟鸣把没吃完的饭菜,全部打包带了回去。

我不仅从钟鸣处复印了很多资料,更让我多年后诧异的是,他竟然允许我拷贝他尚未修订完稿的、一百五十万字之多的《旁观者》。这件事越是时间靠后,越让马齿徒增的我感慨不已:只有足够真诚的人,只有真正热爱文学和学术的人,才会如此慷慨;才会如此原谅,甚至忽略一个穷学生的失礼和唐突。那时的拷贝工具,是一种学名“A盘”的东西,俗称软盘,1998年之后不多时,就已经永久性地死去。可能是因为格式问题,我的电脑打不开钟鸣拷贝给我的“A盘”。我电话求救,他居然快递给我纯文本格式的《旁观者》。而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快递为何物,也搞不清楚,祖国曾经遍地开花的镖局,何时进入了速递时代。尚未出版的《旁观者》为我其后的毕业论文提供了太多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钟鸣和我都心中有数;我对他的感激,他可能也会心中有数。

1999年元旦,大连富豪、诗人麦城邀请钟鸣,还有当时尚居成都、刚创立“白夜酒吧”的翟永明,来上海一游,顺便去一趟周庄(那时周庄刚成名不久)。因为钟鸣的缘故,我也在被邀请之列。记得那次同游上海和周庄的人,除了麦城带来的大连朋友,尚有吴俊、曹元勇,以及刚从祖国的看守所或密室重新归来的陈东东。彼时,钟鸣刚出版《旁观者》,一部至今被批评界、学术界忽略和遗忘的伟大著作。钟鸣为此得了一笔不菲的稿酬,传说有接近二十万之多。看得出来,他因为走出了五年写作生涯的清苦,心情颇为愉快。同行的人都为他高兴。

1999年7月,我到设立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报到,正式成为“北漂”一族,过上了舌耕只为稻粮谋的黯淡生涯(称失败者生涯或许更干脆、更直撇)。是年国庆节,孙文波从成都来京,说起曾经的好友钟鸣时,居然咂舌不止。原来,钟鸣靠那笔稿费,买了一部国产小奥托,无师自通地当起了古董商,短短十个月不到,竟然成了“数百万富翁”(孙氏原话如此)!彼时,还有幸“为人类写作靠老婆养活”的孙文波,面对神迹一般的成功事例,又岂能不无善意地羡慕、嫉妒、恨呢?

此类消息不时在江湖上流传,我也时有耳食。若干年下来,给我的大致印象是:钟鸣的古董生意越做越大,差不多已经成为真资格的大款。我有些落寞,心中不乏恨恨,也不免恨恨。一入生意场,就像“一入侯门”,都称得上“深似海”啦,难有抽身而出的时候,写作之于钟鸣,怕是该结束了吧。自1999年元旦以后大约十年时间,我们没有任何交往(除了2002年初,我把刚出版的博士论文邮寄给他)。大约到了2009年3月,《十月》杂志的副主编宁肯兄向我约稿。为鼓励我,肯兄说,你可以读一下《十月》这年第二期钟鸣的《涂鸦手记》,也许能给你启发。“你就好好给我写吧。”肯兄最后诱惑我说。记得那天是又一届硕士新生的入学面试,我趁中途休息,去了隔壁的学院资料室,见到了《涂鸦手记》,并将杂志借了出来。我急切地读了开头两段,就完全可以判断:十年过去了,钟鸣的文字更繁复、更老道,像是陈年火腿,更醇厚,更有嚼劲。回到面试现场,我跟一同参与面试工作的张枣说起了钟鸣的新作。枣哥轻描淡写地说,这不奇怪,钟鸣一直在写作,无论是诗,还是随笔,都从未放下。当天,我通过别的渠道,找到了钟鸣的邮箱,给他发了第一封邮件(我直到2000年才会上网)。我告诉他:您还在写作,是我们这些文学人的福音。此话听上去很矫情、很煽情,但我至今不准备收回。

钟鸣是那种干什么都能成什么的当代奇人,就我目力所及之处,尚未见到第二个(也许是我目力太弱之故?)。他用了十年时间收集文物、买卖古董、筹建主题博物馆,一边拯救自己曾经穷困的生活,一边暗中写作,渐渐走上了以出土文物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道路。钟鸣认为:百余年来,尤其是自“疑古学派”以来,中国的上古史研究一塌糊涂,现在,正可由他拨乱反正。他暗自期许为罗振玉、王国维那样的学者,有一股天之将降大任于其身的豪情,渴望着扭转乾坤。我对这个领域完全外行,对钟鸣的想法不敢置喙,却愿意欣赏他一以贯之的豪情,相信他绝非无理狂妄之人,唯有祝愿他心想事成。

2009年10月,由钟鸣牵头的学术会议——“三星堆与古彝文探源”——在西昌召开。钟鸣居然邀请我这个彻头彻尾的外行与会,希望我能在他的领导下,为中国上古史研究并肩战斗。我参加了邛海之滨的会议,但主要是为了再见钟鸣,其次是为了增长见识,未曾有染指陌生领域的丝毫歹念。他一如既往的豪迈、自信、大嗓门和诚恳。紧接着,是《涂鸦手记》在同年稍晚时间的出版,也是一如既往的奢华、装帧精美、内容的匪夷所思和思维的天马行空。十年后,一个体量更为庞大的钟鸣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我感到很幸运,也很激动,还很感慨。我私下里愿意垄断他:他是那种只为我辈而生的人物。

2010年7月,我的学生曹梦琰正在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我指定她的研究课题就是“巴蜀五君”。那时,张枣刚刚在德国故去,翟永明、欧阳江河客居京华,钟鸣和柏桦长居蓉城。我让梦琰等人暑假天去成都采访钟、柏二氏,为翌年初夏必须完稿的论文写作夯实基础。令人感动的是,钟鸣早已做好了准备,在他摆满古董的家里,对他们滔滔不绝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纵论诗歌与人,纵论天下学问,俾倪天下人物。其派头,真称得上大气磅礴,挥斥方遒。梦琰录音整理后的文字,竟然超过了三万;而他们几个人提出的问话,却仅有区区数百字。不用说,这个访谈对梦琰的硕士论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各有缘。所谓“缘”,也许正是广泛出没于天下民人口中的“命”。我因为接触钟鸣的文字,继而接触钟鸣其人,继而窥见他深不可测的境界、淹博的学问与思绪,还有大气磅礴的诗篇,我的学生因我继而接触到他并试着理解他,有类于古人所谓的薪火相传,都是天命和冥冥定数使然。我不敢说,由我编选“钟鸣研究资料集”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但如果说,由我来编选它是合适的事情,也许所言不虚,并未大言欺人。

2

眼下,能够找到的有关钟鸣数量不多的研究文字,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但诗歌仅仅是钟鸣所有艺术/学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虽然很有可能是他极为看重的一部分。这种境况之得来,既与钟鸣自身的复杂性有关,也跟他涉猎过广和过于超前有关,当然,还跟批评界的无能、浮躁、胆怯、犬儒和伦理失范有关。而目下能找到有关钟鸣诗歌方面的研究资料,最早并且较成建制的,反倒出自于美国人Wendy Larson之手,题作“当代中国诗歌的唯美与色情情调”,译者为钟鸣的好友张枣,汉语译文发表于北岛在海外主编的《今天》杂志1993年第3期。这篇短文主要是以钟鸣和另外几个中国诗人为例,探讨当代汉语诗歌中某些较为打眼的特质,钟鸣等人以及他们的诗作,更主要是起到了道具的作用,个人化的色彩很淡。真正意义上第一篇专门探讨钟鸣诗歌的文章,出自于德国人Susanne GBe之手,德文题作Intertextualitāt und Virtueiies Ggedāchtnis in zeitgenssischer chinesischer Lyrik,时在1999年;英译本题作The Poetics of Memory,译者王虎。很奇怪,英译本问世反倒早于德文原本,时在1998年,不清楚是何种原因造成了这等局面,但也由此可知,德文原本的完成时间绝不会晚于1998年;汉译本题作“记忆诗学”。Susanne GBe的文章篇幅很长,很可能带有德国人的偏见或睿智,却至今仍然算得上钟鸣诗歌研究领域内的杰作,这也是眼下这本研究资料集以“记忆诗学”为主标题的原因所在。

钟鸣是我的博士论文重点照看的研究对象。虽然在整个博士论文中对他都时有道及,但更主要的,却集中在论文下篇的第一章和第四章中,并且两章都是对钟鸣的专门论述。第一章原题“强人时代(上)”,收入本书时,更名为“诗歌写作在1990年代的伦理任务”;第四章题为“椅子和树”,收入本书时,保持了原来的题目。它们分别被写于1998年冬天和1999年春天,算是比较早的有关钟鸣的研究文字,并且涉及到他复杂难缠的随笔写作。在当代批评界,秦晓宇也许是对钟鸣极为看重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晓宇2009年开始写作的长篇诗学巨著《玉梯》,把很大的篇幅让给了钟鸣,并且极具慧眼,妙论迭出。这本书和这篇文章,也许有搭救诗歌批评于坏名声的作用,总算为当代中国诗歌批评争得了颜面。梦琰在2011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和201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对钟鸣之诗都有专门论述,分别题名为“恍惚与界限之间的身体:钟鸣论”、“身体与声音:钟鸣诗歌中的繁复与变形”,有一个女批评家特有的那种敏感、独到、智慧和细腻,算得上更年轻的一辈人试图理解钟鸣的典范之作。2014年底,我的专著《艺术与垃圾》以专门论述钟鸣作为结尾一章,题作“论知音”,后来单篇发表时题作“我们和我的变奏:钟鸣论”。虽说此文是专著的组成部分,有所谓问题意识上的急迫性,也有专著本身急需的逻辑,还有在结构上担负的重任,但暗中却有向钟鸣致歉的意思在内——批评界欠钟鸣太多了,能还一点债务就算少了一点债务。

钟鸣首先以诗名世,继而以随笔大家的身份独步文坛,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他的批评工作。在当今批评界,钟鸣算得上真正的、不多的几位批评大家之一,这在明眼人那里没有不被承认的。现在看起来,人们对他的诗总算慢慢重视起来,评价也大有看涨之势,但对他的随笔、批评和学术工作(尤其是学术工作),却甚少道及;除了极少数的知音、朋辈对他的随笔偶尔发言外,便什么也没有了。本书所收朱琺、冷霜、西闪诸君的文字,都是对钟氏随笔的妙论,文字虽短,但在在都是知言和真言,显得更为珍贵。

3

记得二十多年前,曾读到过一位美国汉学家的文章。大意是,江浙一带的文人无需离开故土,都能获得全国性的名声;四川文人如果不走出盆地,即使水平很高,也较难获得像样的声望。比较一下马一浮和廖季平,比较一下巴金和李劼人,便不能不说这位美国人眼光独到。这种情况即使在所谓全球化时代,似乎也不全然例外。以钟鸣之博学和睿智,并非不知道此中奥秘,但他是那种罕见的,终身不愿离川居住的四川文人。不知道他的不被理解和不被了解,是否真的与此有关?

好在还有真挚的友情和真正的推崇者存在。本书第一辑所收的几篇短文,就出自钟鸣多年的朋友之手:翟永明、柏桦、王寅、李中茂、洁尘。与其说他们在研究钟鸣的作品,不如说这些生动、诚挚的文字,在向不熟悉钟鸣的读者生动、诚挚地介绍钟鸣其人其文。相信这些令人感动的文字虽然篇幅不大,但用于勾勒钟鸣的形象已经足够了。本书所收秋华撰写的文章,是我在网上偶然看到的,以我的观察,此文对钟鸣的著作的出版史有准确的考察。我至今不知道秋华是谁,但他(或她?)肯定是钟鸣的粉丝。我不打招呼,就使用了他(或她?)的文章,估计不会有版权之争。此处得向这位陌生的朋友致敬。

2010年秋,《畜界 人界》再版,朋友们在成都宽巷子的“白夜酒吧”为钟鸣搞了一个首发式,洁尘女士是主持人。张闳、冷霜和我作为嘉宾,参与了整个过程。座中有记者问我,既然你对钟鸣评价那么高,你能告诉我们在座的,钟鸣都影响了哪些人吗?我只好告诉这位记者,钟鸣没什么影响,他只是影响了我们这些喜欢艺术和渴望思考的少数人。这本研究资料集,就是献给那些喜欢钟鸣的人,那些尚不知名姓、尚不知身在何处的同类与同好。

最后,要感谢我的学生万冲、王辰龙在搜集资料方面给予的帮助;要感谢翟永明、洁尘、秦晓宇、西闪、朱琺的慷慨大度。他们为这本薄薄的文集付出的劳动令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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