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内涵探析
——基于与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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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内涵探析
——基于与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的关系*

谢芳芳，燕连福

数字劳动；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

近年来，“数字劳动”这一主题在国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领域中备受热议。本文试图通过对数字劳动与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三者关系的梳理，系统地阐释数字劳动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理路。最后高度肯定了福克斯借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剖析数字劳动的理论意义，指出了其在反驳非物质劳动理论，在采用阶级分析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与矛盾，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数字劳动中的话语权指明了方向。

现如今，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系统，已日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种新常态①。在国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不少学者敏锐地洞察到了数字使用价值在生产、分配与消费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性，进而提出需重新思考，甚至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才能更确切地分析与批判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及其矛盾。他们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只有加以改造，才能成为解密资本主义数字经济的一把关键钥匙。原因在于，随着数字生产工具，如硬件、软件、互联网的普及，一种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劳动”新形式正在为数字经济做出显著的贡献。

针对此“劳动”新形式的研究始于意大利学者泰拉诺瓦(TizianaTerranova，2000)，也是她开创性地将其冠名为“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并果断地指出：作为“免费劳动”(free labour)的“数字劳动”对资本主义数字经济的作用远被低估了。[1]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欧美学者们纷纷聚焦于这种新兴的劳动形式。研究中，他们虽赋予其不同的名称，如“消费性工作(consumption work)”，[2]“玩劳动”(playbour：play labour)，[3]“产用劳动”(produser：1/4 producer and user)，[4](P2)“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产消劳动”(internet-and social media-prosumerlabour)，[5]“非物质劳动2.0(immaterial labour 2.0)”[6]等等，但事实上都异名同谓。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劳动的发生场所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尤其是对等协作P2P和社交网站*数字劳动在数字经济中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对等协作(P2P)生产，在自我分配任务的系统中每个人自愿地贡献自己的时间和技术。第二种形式是网络2.0中主动的参与者创造内容，可被任何人利用或分享。相对前一种形式创造了具体的“共同对象”而言，网络2.0的非物质劳动则生产了分享自身的“平台”。)，劳动主体是互联网用户，劳动对象是主体的情感、认知、经历等，劳动产品是主体在互联网上生成的内容。相较于传统的工业劳动，其主要特性是：无酬的，不被察觉的，[7]生产性与消费性同一的。而在美国、加拿大相继召开的主题为“数字劳动：作为游乐场兼工作场所的互联网”(2009)，“数字劳动者：工人、作者、公民”(2009)和“数字劳动：血汗工厂、纠察线、路障”(2014)三次学术会议，[8]更是将“数字劳动”的研究推向高潮。

目前的数字劳动研究有三个核心概念贯穿其中，其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受众劳动，其二是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其三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劳动。笔者试图从梳理这三者与数字劳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系统地阐释数字劳动的内涵、性质及发展理路。通过呈现“以非物质劳动理论为视角的数字劳动研究”与“以马克思劳动理论为视角的数字劳动研究”之间的殊异与争论，以期进一步认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数字经济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受众劳动：数字劳动的历史形态

1.受众劳动与受众商品概念。

20世纪7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Smythe)在其撰写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1977)中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仅是单一地探讨了大众传播体系为资本发挥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作用，忽略了该体系“为资本发挥什么样的经济作用”[8]这一重要问题。基于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探究，斯迈兹进一步提出：现在的“门槛问题”是“什么是由大众生产的和由广告支撑的传播系统的商品形式？”[9]与此同时，斯迈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指受众劳动力(audience labour-power)或受众群体的“注意”能力。[8]换言之，广告商从传统媒体公司(电视台、广播台等)购买了受众劳动力，受众群体为广告商进行了免费的劳动：通过学会“购买特别的消费商品品牌，并相应地花费掉他们的收入”，也即是“学会创造需求”。[9]由上可知，斯迈兹试图采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转向关于受众商品(而非其他媒体或文化商品)的思考，同时将传播理论转向关于受众劳动或受众劳动者(而非作为消费群体的受众)的思考。[10]但是，由于斯迈兹的视域仅限于大众媒体在消费领域是如何将受众商品化并进行资本积累的，缺失对“媒体资本家如何在受众劳动生产过程中攫取价值”这一问题的思考。因此，在受众商品的政治经济学建构中，斯迈兹本人，包括其后继者们(苏特加利等)都本能地舍弃了对受众劳动过程及其特征的研究，遗憾地使得受众劳动的剥削问题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探讨。

2.数字劳动对受众劳动的三个转换。

21世纪，互联网平台对用户免费开放，并由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等鲜活特征标志着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支撑的互联网欣然跨入2.0时代。已有数据表明，网络媒体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参见福克斯的《社交媒体中的数字产消劳动》[Christian Fuchs, Digital Prosumption Labour on Social Media, Time & Society ,2014, Vol. 23(1) 97-123]一文。文中数据显示，在2007—2011年间，互联网广告收益占全球广告收益的比例翻倍增长，而广播、杂志、新闻等广告收益呈负增长。，其资本积累的策略是：通过监视收集用户在互联网上创造的信息，整理后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这与斯迈兹所分析的传统大众媒体的资本积累策略相当类似。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受众商品思想非常适合用于诠释互联网平台对用户活动的商品化行为。[10]甚至于，有学者直接用受众商品化、受众商品等概念，也有学者采用互联网产消劳动(商品)、移动受众劳动(商品)等概念(源于受众劳动商品概念的启发，异名同谓)，来剖析互联网平台的价值攫取本质。上述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表明：受众劳动在数字化媒体时代理应，且必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数字劳动。具体而言，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受众劳动已经悄然地发生了以下转换。

第一，劳动主体从静态的、可测控的集体到动态的、可监视的身体。斯迈兹创造性地把受众界定为一个集体，它不属于一个阶级、性别或种族的范畴。因此，他断言：“寄生于广告的大众媒体的受众是一种商品，他们被不自觉地出售给广告商们，原因在于他们能为广告商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11](P81)用斯迈兹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这一集体实质上是一个市场，基于其上，媒体或公司可以出售文化(如电视节目)或其他商品。同时，该集体身处于一个等级化井然的媒体系统中，其组织形式是一个由中心网络控制着的，处于终端的受众群体，群体中的个体元素因面对同样的文化类商品而相互关联着，这就决定了受众群体是静态的、可测控的(评级产业通过测算受众的收视率而制定受众商品的价格)。而在数字劳动视域中，劳动主体通过在互联网络上生成个人信息(包括语言、图像、影音等)，树立起自身独有的、鲜活的公共形象，借此在个人主页或社交网站上积聚更多的人气，进而延伸自身与外界的交互关系。因此，劳动主体需与时俱进地塑造自身形象，使自己成为一个适应“大千数字世界”的“数字身体”(Digital Body)，[12]此时的劳动主体是动态的，其言行举止在媒体资本家的监视中暴露无遗。

第二，劳动力从“注意”能力到“情、智”能力。斯迈兹认为，大众传媒内容的根本性目的在于招募有忠实关注力的受众群体：“通过提供给受众群体‘免费的’某些文化类商品这一诱饵，来招募广大潜在的受众群体，并保持他们忠诚的关注度”。在这里，斯迈兹将大众传媒内容类比为酒吧里赠送的免费午餐(能够强化食客的“食欲”)，都是为了：“①吸引并让他们一直参与到节目中；②培养受众群体对广告商们的商品信息的喜爱情绪。”[9]由此可见，受众群体在传统媒体中所付出的劳动力，实质上就是在诱导之下持续付出注意力。而在数字劳动视域中，由于劳动主体是一个个受七情六欲驱动的、能创造性地生成内容的和自由构筑社交网络关系的“身体”。因此，劳动主体除了耗费对在线广告的注意力之外，使用更多的是自身的情感能力和聪明才智，从而使其劳动过程被注入了情感与智力维度。相应地，处于资本一方的传播媒体，则通过不间断地为劳动主体提供新潮的且多样的设备资源，以“帮助”劳动主体永不间歇地发挥其主体性，拓展其以情、智为基本的社交关系。

第三，劳动力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从单向性到双重性。斯迈兹曾惊世骇俗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非睡眠时间都属工作时间。”[9]原因在于，受众群体身处再生产劳动力的闲暇之时，由于其避无可避地要面对大众传播媒体，导致他们无意识地且无偿地为资本主义大众媒体创造了注意力商品，同时也为广告商们创造了购买需求(有别于资源稀缺的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社会需求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进而不自觉地协助资本家完成了商品生产的关键环节，并为他们提供了销售服务。一语道破其实质即是：受众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单向地被资本家所占有。而在数字劳动视域中，受众群体，也即社交网络用户会同时创造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方面，由于用户有意识地创造出了一种自身与公众能见度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为自己和社会其他群体生产了作为社交需求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用户也不自觉地为广告产业创造出了目标广告空间这一使用价值。对于媒体资本家来说，上述两种使用价值都可演化成交换价值，也即出售广告空间和用户信息。

基于上述讨论，在数字化(Web2.0)时代，用户主体地位更具能动性，劳动力生产更具多维性，使用价值创造更具双重性，意味着数字化时代的劳动过程更具复杂性。这也使得资本家从数字劳动中攫取价值的方式变得更具隐秘性，进而促使受众商品理论所研究的重点“受众劳动力如何被商品化的问题”转换为“数字劳动过程如何进行”与“数字劳动力如何被商品化的问题”，这也即是当今数字劳动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则成为探讨数字劳动的新增问题——“数字劳动过程”的基点与焦点。

二、作为非物质劳动的数字劳动—— 基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非物质劳动”概念的首创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1996)将其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与文化内容的劳动。一方面，商品的信息内容，意指工业与第三产业大型公司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也即在参与直接劳动的技能中，涉及控制论与计算机控制(还有横向与纵向沟通)的技能日渐增多。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非物质劳动，意指制定文化、艺术、时尚、品味、消费等标准，或者是执行更具战略性的公众舆论等活动形式，此类活动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具有非工作属性的。上述两层非物质劳动，前者属生产性协作，后者指生产与消费者的社会关系，都是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它在持续创新社会交往(也是工作与消费)的形式与条件的过程中，形式化且具体化了消费者的需求、形象与品味，此劳动结果反过来成为了需求、形象与品味的生产者。其所生产的商品并不会因消费而受损，反而扩大、改变和创造了消费者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环境。因此，非物质劳动实质上生产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创新、生产、消费的关系)，只有实现了这种生产，非物质劳动才具有经济价值。从本质上讲，非物质劳动揭露了工业物质生产所掩盖的：劳动不仅生产了商品，更重要的是生产了资本关系。[13]

对非物质劳动作更深层诠释并使其声名远播的是奈格里与哈特，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意指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交往、人际关系或者情绪反应的劳动形式。具体包含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大脑或思维的工作，其生产平台从工厂的物质领域转向了思想的符号维度。该工作形式的典型代表是文化产业中的技术部门，如公共关系、媒介生产、网站设计等。第二种特指情感的生产，也即指创造出一种轻松的、健康的、存在的、满足的、兴奋的或是激情的感觉的劳动过程。[14](P108)在历史上，此劳动通常被认为是“妇女的工作”且是无酬的。该工作领域的典型代表是利用身体提供服务或照料。第三种是指在通讯技术与原始工业生产相互融合，并转变了原始工业生产方式的背景，具有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特征的劳动形式。不难看出，相对于拉扎拉托，奈格里突出了非物质劳动中情感劳动因素的地位。

比较拉扎拉托和奈格里等人的观点，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非物质劳动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具有如下相同的性质：(1)产消合一性。如拉扎拉托所言：“非物质劳动发现自己正处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新关系的十字路口(更确切地说是二者的交界面)。生产性合作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通过了交往并在交往过程中实现了。”(2)合作性。奈格里与哈特都认为，“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性，并非以往劳动形式中的那种由外部施加的合作性，它是非物质劳动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拉扎拉托进一步认为，“非物质劳动形成之初就是合作性的，或者说它只以网络和流动的形式存在。”[15](3)情感性。拉扎拉托认为，在经济的后现代进程中，情感劳动不仅直接参与了资本生产，而且还身处于劳动形式链条的顶端。[15]奈格里也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在政治经济的压制下愈发得以彰显，并影响着全球生命的政治层面。与其说是劳动变成情感的，不如说劳动在情感中发现了其自身的价值。”[16]

基于对非物质劳动内涵与性质的深度理解，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构建起非物质劳动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包括如下观点：(1)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的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一般智力，也即作为死劳动的、对象化在机器等固定资本上的科学知识，而是在合作网络中自发产生的集体智力(collective intellect)，即相互连接着的人类思维的认知属性，它作为活劳动，通过穿着认识范式、对话展示及语言游戏等外衣在交往互动中展现自己。[17](2)非物质劳动产品价值凝结着的不再是可等值交换的，及可用社会劳动时间衡量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而是不可计量的、多样化生产性活动发挥作用的社会本体——抽象知识，[17]它是无法用单位劳动时间来计量的。(3)非物质劳动过程与其成果，已超越出资本的控制范畴。原因在于集体智力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与流动性，可独立于资本之外发挥作用。奈格里与哈特也认为，集体智力的这种自主存在性使得非物质劳动表现出了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潜能。[18]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数字劳动不仅是非物质劳动在数字时代的一种表现，更是一种延伸、一种发展，属非物质劳动的一种崭新类型。

第一，数字劳动是生产商品信息与文化内容的劳动。具体来讲，数字劳动者(用户)在自主生成互联网内容(如上传图片、视频、个人资料等)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就是在为媒体资本生产个人的形象、品味、偏好等信息内容，这些信息商品不但构成了用户的社交网络关系，而且吸引着其他用户的访问、评价与持续关注。基于此，数字劳动恰是拉扎拉托所阐述的非物质劳动的一种表现，它所生产出的并不是看得见的、具体的实物商品，而是以社会关系呈现的、抽象的形式商品，并且只有这种抽象的社会关系的呈现才能体现数字劳动的真正价值。只不过数字劳动者生成的信息内容，比拉扎拉托所提的非物质劳动者必须按标准或规则进行上传下达的信息交流，[15]显得更加不规则、琐碎而微妙。

第二，数字劳动是活跃的、持续的虚拟主体性建构的过程。数字劳动者依据自身的意志、兴趣加入到各种互联网社区，并根据所处的归属关系，选择编写及上传个人的信息资料，充分构造、凸显自己的在线主体性，扮演恰当的虚拟公共角色，这样的主体性总是处在不断更新、重塑的过程中。然而这种主体性的增殖并不值得颂扬，用户要成为的主体实质上需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要求，如拉扎拉托所言，后福特制的资本宣扬“成为主体”(become subjects)，[15]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过程，也即是说，数字劳动过程(包括数字劳动主体的身体、意识)在劳动形式和劳动方式上都从属于资本的支配。

第三，产消合一、情感交往和合作性生产是数字劳动的三大核心性质。其一，互联网用户身兼二重角色：网络平台信息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一性质保障了网络平台信息内容不会因被消费或被占有而损耗，反而会促进产生更多的信息内容。其二，互联网用户在不断丰富“非物质自我”形象的同时，为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和维持与他人的密切关系，必然要参与到其他用户的关系构筑之中。因此，互联网用户的劳动过程其实是他们情感交往的过程；而网络资本家所要做的，就是在既不损害互联网用户情感利益又能将这些过程货币化的前提下提供技术服务。其三，数字劳动必须是合作性生产的，无论是在社交网络中，还是在对等网络中，互联网用户之间都需通过相互合作，才能使得数字劳动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第四，相关的数字劳动研究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致，认为数字经济生产方式已经超出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能解释的范围，应该发展关于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替代理论。其要点为：(1)数字劳动创造的不再是可衡量的价值，而是集体智力。在不同网站或模块中，数字经济的生产、分配、消费过程并没有在多样化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可公度性基础上进行。也即是说，每一个数字劳动者，如博客、社交网站成员、维基作者、自由软件开发者等，作为数字使用价值生产的一个自主单位，参与到数字经济过程，但当他们为数字使用价值生产作出贡献时，他们并没有产生一个定量的等价关系，而是一种超越了每个个体的知识、技术和贡献的抽象集体智力。(2)资本不直接控制数字劳动。在数字经济的社会技术条件下，随着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剥除了资本对对象化于固定资本的一般社会知识的垄断。更加重要的是，互联网2.0技术使每个个体更加自主参与集体智力的生产中，这种集体智力作为活劳动，并不能对象化于生产方式中，因而也不在资本的直接控制之下。(3)数字经济是资本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再是利润，而是租金。由于资本越来越外在于集体智力的生产过程，卡罗(Carlo Vercellone)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后工业阶段，资本家的收入主要的不是来源于劳动组织过程中的作用力，而是来自对某些物质与非物质资源所有权的占有权利，资本收入基本上具有地租的性质。这种论断体现在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中，就是数字资本，它作为网络集体智力运行的局外者，通过拥有数字平台所有权和数字权限来实现对集体智力的控制，并最终从集体生产力中获得地租性质的资金回报。[19]

三、作为物质劳动的数字劳动——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如果说采用非物质劳动作为理论起点是目前数字劳动研究潮流中的主流，那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观点可谓是一股逆流。他质疑了拉扎拉托、奈格里与哈特等人所提出的术语“非物质”，认为此类术语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世界上存在两种实体——物质与精神，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而作为精神层面的信息内容的劳动是脱离自然与物质的。对此，福克斯反对说：“如果精神被表现为是脱离自然与物质的，那么人们将会自然地离开对社会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领域，而进入以精神为不朽实体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与宗教的领域。”[20](P252)

在福克斯看来，应该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原著中的劳动观出发，来认知数字劳动概念。一方面，依据威廉斯的思想，文化作为符号化体系，虽在社会中表现为一独立系统，但其对应的文化劳动不能从经济生产系统中隔离出来。原因在于，文化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连接着文化存在所需要的一切物质与观念的生产过程，该过程涵盖了生产文化的社会关系，体系制度以及其作为文化技术的作用，这些物质与观念活动相互联系而构成了文化存在的基础。基于对文化的广义性理解，文化劳动被定义为包含了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劳动组织层面：文化劳动既是作为创造文化内容的信息劳动，又是在通过农业与工业劳动过程中创造信息技术的物质性文化劳动。[21]而数字媒体领域是文化产业与文化劳动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数字劳动是与数字媒体的生产与生产性消费相关的劳动，是文化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威廉斯对文化劳动的唯物主义界定之下，福克斯进一步认为，数字劳动应该涵盖了数字技术使用与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物质产品与信息的创造行为，而不能将生产数字媒体(如计算机、手机等)所需要的采矿劳动和硬件组装等劳动形式排除在外。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福克斯对数字劳动所作的广义性界定。

另一方面，对于互联网上用户的这一狭义数字劳动，福克斯则借用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劳动观进行了再阐释，以此为基础论证了数字劳动也是物质性的劳动。具体而言，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包括三个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0](P207-208)借助黑格尔的主客体辩证思想来描述三者的关系为：在劳动过程中，主体借助劳动资料(工具、技术等)并利用他们的劳动力改造客体(劳动对象，包括自然资源、原材料等)，结果使得劳动本身在劳动过程中被对象化，客体被改造为满足主体需要的使用价值(主体—客体)。福克斯眼中数字劳动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劳动过程：认知(大脑工作)、交流(群组工作)和合作(联合的群组工作)。在认知层面，劳动是指个体通过大脑对自身的经历进行组织和加工之后，生成一定的意见和思想的过程；交流层面的劳动是指在前者的基础上，网络社区中的个体与个体通过大脑、嘴巴、耳朵等劳动工具，对各个个体的思想进行组织之后，生成一定意义的过程；合作层面的劳动则是指联合的群组对交流生成的意义进行再度加工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具有分享与共同创造意义的数字劳动产品。不难看出，上述三层面的劳动过程辩证地相互联系着，每一层面的劳动对象都来自于前一劳动过程的劳动结果，使得信息对象(主体—客体)及其自然属性不会在理论演绎中消失，从而确保了数字劳动的物质性。总之，福克斯认为，作为信息劳动的数字劳动并不是脱离于自然与物质的，它本身是物质的——它是基于人类大脑活动的一个物质系统，是人类物质性的一部分。

在对数字劳动作物质性界定的基础上，福克斯借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斯迈兹的受众商品化理论，阐释了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首先，数字劳动同具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属性。互联网用户创造出了思想、意义等劳动产品，它们在满足互联网用户社会性与主体性要求的同时，网络平台则将互联网用户的信息和行为数据等劳动产品转换成为数据商品，这意味着互联网用户的劳动即创造了使用价值也创造出了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且，由于数字劳动者无法摆脱平台资本的监视，因此，他们的所有在线时间都属生产性劳动时间，且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可以由劳动时间来衡量的：等于互联网用户在网络平台上耗费的平均时间。我们知道，15-25岁群体每天花费在平台上的时间要比75-85岁群体的多，因此，他们会创造出一个更有价值的数据商品。原因在于：(1)) 他们每天在平台上花费掉更多的平均劳动/在线时间，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且可以被出卖的数据商品(依据脸书上的价值规律，某一群体在某个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多，相应地，产生的有价值的数据商品就会越多)。(2)他们在平台上在线时间越长，目标广告就越有更多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给这一群体。[20](P258)

其次，数字劳动受资本的直接控制。网络平台资本家是客户数据和客户数据利润的双重富有者。原因在于，其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数据控制者，还能够将控制下的数据作为销售商品来获取利润。表面上看，互联网用户通过使用平台拓展了自身与社会的接触面，似乎是第一受益者。但实质上他们的财富隐藏在了社会财富的表象之后：他们是网络贫困者，因为他们无法建立起不受资本关系控制的网络关系(数字劳动力的贫困：整个互联网几乎都被资本控制着)，他们缺乏在线平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劳动工具的贫困)，他们不能独立于资本之外去支配自己的经验表达(劳动对象的贫困)，他们最终也没有自己所生产的数字商品的所有权，而是为资本家生产了货币利润(劳动产品的贫困)。因此，资本异化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其积极地组织、形成和控制着数字劳动全过程。

四、简 评

在非物质劳动理论化的数字劳动研究中，福克斯独树一帜，他置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通过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激烈碰撞，标明了马克思劳动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数字化时代的诠释力，这无疑对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与作用。但由于福克斯的思想体系仍存在些许缺陷与自相矛盾之处，这也就削弱了其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潜能。

其一，福克斯忽略了马克思关于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的观点。以“在物质性世界中提非物质是不确切的”[20](P362)的观点来反驳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马克思明确地肯定了人类劳动过程中存在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他曾提到：“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2](P208)不论是何种形式或类型的人类劳动，都是将原材料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过程，该过程是离不开精神活动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将精神劳动引入经济领域，并且在其著作中多次直接提及“精神生产”[23](P96)和“精神劳动”。[24](P536)两者的区别在于：精神劳动是一切人类劳动过程中的必备要素，而精神生产是精神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定表现形式。它们既具体地体现于“可供出售的商品”(概指一切艺术创作的产品，如作家的书和画家的画作等等)中，也抽象地体现在生产工人的精神劳动中。这里的精神劳动可以是生产性的，也可以是非生产性的，比如，作为教育机构的雇佣劳动者，教师是具有生产性的，但对于教育对象——学生来说，教师则是非生产性的。这也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并未忽略和排斥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的存在。

此外，马克思是辩证地看待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在唯物自然观层面，世界统一于物质，这种统一是无限多样的统一，统一中存在着多样性与差异性。基于此，某些事物在一个层面看似是非物质的，但在其他层面可能又会表现为是物质的。比如，数字化了的网络虚拟世界在现实中看似是非物质的，但在电磁场、交流电等物理学领域又是物质的。[25]基于此，精神活动确实与由感官所感知的物理对象是不一样的，但精神活动也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22](P88)在唯物历史观层面，精神生产是不能脱离物质生产的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形式，也即是说，一切与社会历史相关的条件、因素和关系决定着精神生产的全过程。然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依据生产产品的物理性质提出了非物质劳动定义，使得非物质性成为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独立部分(或称第二实体)，试图以此来超越马克思的劳动观，但最终只能证明，他们并没有把握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辩证性，其所谓的非物质劳动仍然在马克思劳动思想的界域之内。无独有偶，福克斯也没能把握住马克思关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辩证思想，而是一味地否定有关“非物质”的提法，自然地削弱了马克思劳动思想在非物质劳动争论中的主导地位。

其二，福克斯一方面认同并扩展了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概念，同时，福克斯在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基础上，改造了其对无产阶级的定义。他认为，价值生产辐射方方面面：“剩余价值生产以及剥削不仅限于雇佣劳动，而且触及整个社会层面”。[5]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眼中，无产阶级是指：被剥夺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生存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26](P27)而福克斯强调了剥削是阶级的基础，只要有剥削就会有阶级的存在。所以“如果互联网用户成为了生产性网络2.0产消者，这意味着其也就变身为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被资本剥削掉”。因此，无酬性的互联网用户属同其他雇佣劳动者，不自觉地就成为了被商业平台剥削的劳动者，也即跻身为无产阶级中的一份子，这不但无形中扩充了“大众”这一概念，也大大拓展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范畴，使其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人——至少是涉及每个与互联网相连接的个体，但是，这一论述恐怕会减弱阶级划分的意义，甚至于福克斯本人也认为“在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清晰的差别”。[5]总之，如何处理好“大众”与阶级分析两者的关系，是福克斯亟须回应的问题。

另一方面，福克斯在坚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前提下，果断地批判了自治主义者的“价值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是不可衡量的，劳动价值理论已不具适用性”的主张，试图将以上的“大众”思想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如前文所述，福克斯基于马克思的利润率与剥削率公式，指出了作为互联网用户免费劳动的可变资本是为零的，继而本质性地得出了数字劳动者被资本家无限剥削这一结论。但这也意味着，只要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免费的可变资本)不断增加，其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会随之递增，进而媒体资本家的利润率将会呈现不降反升的形态。相反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23](P250)规律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表现为全部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的比重增大，可变资本的比重减少)。一般利润率则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呈逐渐下降的趋向。马克思还提到，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等因素能对利润率下降起削弱性的反作用，并不能取消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但福克斯所提出的无限剥削观点恐怕有悖于这一趋向。因此，在数字劳动争论中，正确阐明无酬数字劳动者的价值创造与资本主义基本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样是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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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ConnotationofDigitalLabor——BasedonRelationshipBetweenAudienceLabor,ImmaterialLaborandMaterialLabor

XieFangfang,YanLianf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Shannxi 710049)

digital labour; audience labour; immaterial labour; material labour;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ecently, the concept of “digital labour”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ly debated issues in contemporary theories o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digital labour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audience labour, immaterial labour and material labour, thereby exploring its connotation、characters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This article finally affirm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Christian Fuchs’ discussion in which he argues digital labour based on the viewpoints of classic Marxis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oints out three flaws of Fuch’s approach. This article may serve to point out a direc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debate of digital labour.

* 本文系西安交通大学第四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研究”(项目号：ML1J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2016年由中国主办的G20杭州峰会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可见其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谢芳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燕连福，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陕西 西安710049)。

[责任编辑孔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