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志看中晚唐教坊发展

刘 远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唐代教坊是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历来被学术界所关注，而针对于中晚唐教坊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代表性著作有日本学者岸边成雄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1]，书中富有灼见地提出了中晚唐教坊发展的新变化以及唐代教坊对宋代教坊发展的影响，为教坊专题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国内个别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议题做进一步研究，从研究材料来看，较多使用的仍是对史籍的钩沉。其中，李正宇、刘进宝、杨瑾等少数学者则开始运用敦煌文书、出土文物与壁画材料对唐代军营音乐、乐籍制度进行探讨，拓展了此领域研究的宽度[2-4]。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5]因此，从新材料入手，可以发现唐代教坊的不同面相，使这一议题更为立体、鲜活。针对中古史的历史研究，推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重构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元的重要因素就是对于墓志材料的整理与研究。随着出土墓志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墓志在中古史研究中所具有的意义日益突出[6]。虽然墓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仍是重要的研究资料。本文旨在对散落的墓志进行收集、分析，并与史籍相印证，以期发现中晚唐教坊发展过程中掩盖期间的历史面影。

一、教坊的世俗化发展

安史之乱是划分唐代兴衰的重要转折，“洎从离乱，礼寺隳颓，簨虚既移，警鼓莫辩，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章，咸皆衰坠”[7]。战乱在造成政治混乱、文化衰微的同时，也使宫廷音乐文化随之没落。开元、天宝时代是教坊发展的兴盛时期，安史之乱的发生使教坊惨遭重创，且造成大量乐人在离乱中逃亡。“天宝十五载，玄宗西幸，禄山遣其逆党载京师乐器乐伎衣尽入洛城。寻而肃宗克复两京，将行大体，礼物尽阙。”[8]“禄山以车辇乐器及歌舞衣服，迫胁乐工，牵制犀象，驱掠舞马，遣入洛阳，复散于北，向时之盛扫地矣。”[9]乐人在逃亡中，安禄山又胁迫、驱赶他们到了东都洛阳。而后，战乱得以平息，东都洛阳亦因此成为重要的乐人聚居之地，唐廷又于洛阳设立了同长安相一致的音乐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教坊乐逐渐向官僚之家、藩镇、地方州县中扩散和发展，呈现出突破宫廷封闭性特征而逐渐向世俗、民间转移的趋向。教坊的主体成员由起初的太常寺选拔，变为中晚唐时期从民间、藩镇中择选，乐人的身份也更为复杂。除此之外，中晚唐宫乐机构又在原有的教坊、梨园的基础上，增设仗内教坊，使得教坊乐在藩镇、神策军中承接相应的音乐任务。现以墓志材料挖掘安史之乱后教坊世俗化变迁的状况，墓志内容录入如下：

唐张氏墓记

张氏者，号三英，许人也。家为乐工，系许乐府籍。伯姊季妹及英悉歌舞，縻于部内。咸通五年，有刘異自凤翔节度使移镇于许，始面张氏。八年，纳而貯于别馆。从余罢许，憩于洛，官于朝。十一年，又从余出镇荆南。十三年，余得罪，分司东洛。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张氏殁于东都履信里，享年四。吁，痛乎天也！张氏明眸巧笑，知音声。[10]

墓志中的张三英“家为乐工，系许乐府籍。伯姊季妹及英悉歌舞”，“明眸巧笑，知音声”，说明其身份应为太常音声人，因为在唐代官贱民有太常音声人、杂户、官户等五种阶级，身份上又有所差别，最高者为太常音声人，在州、县有户籍。此外，太常音声人不仅为终身身份，父子相传，且具有音乐上的特殊才艺。然而，“縻于部内”则说明，张三英隶属于“许府”，而非唐代乐工的管理机构“太常寺”，表明此时的太常音声人不仅仅服务于皇廷，而是为许府内部服务，乐人流落到官宦之家。咸通五年，张三英又觌面凤翔节度使刘異，以供藩帅享用。从时间阶段来看，咸通是唐懿宗李漼（860-874）统治时期，属于唐晚期，张三英与藩镇节度使的密切关系是乐工流落藩镇的体现。而后，张三英“转纳而貯于别馆”，又出镇荆南地区。由此可知，乐工不断流徙，寄希望于不同官宦之家，以至不惜到边疆地区发展，以求生存。其中，张三英两次停留于东都洛阳，这说明洛阳继长安之后成为乐工又一聚集、发展较盛之地。

唐故仗内教坊第一部供奉赐紫金鱼袋清河张府君

墓志铭

府君讳渐，字鸿举，徐方人也。……府君禀准楚地秀，明达天才。望其气若鹰扬，道其词若泉涌。弱冠诣洛，名振大都。居守邀留，补防御将。后还武宁，以将族选授武宁军衙前将。久之，去职游宦，筮仕于燕。燕帅司空刘公授幽州同经略副使。谈笑辩捷，独步一方。长庆初，国相张公出将是府，下车乡军。府君首出乐部，歌咏化源，启口成章，应机由典。相乃竦听称欢，揖之升堂，敬谓之曰：如子之优，天假奉圣聪者也，非诸侯府所宜淹留。立表荐闻，旋召引见。穆宗皇帝大悦，宠锡金章，隶供奉第一部。弥历二纪，荣密四朝。虽于髡滑稽，曼倩戏诮，寔无愧焉。[11]

通过墓志可知：“词若泉涌。弱冠诣洛，名振大都”，说明张渐本人因词而名扬东都洛阳，这与史籍中安史之乱后，乐工多流徙洛阳、唐代在东都亦设置教坊相符合。“居守邀留，补防御将。后还武宁，以将族选授武宁军衙前将”与“仗内教坊”不免相联系，因张渐被选入军营，为军队服务。同时，张渐“词若泉涌”很可能是俳优之类的演绎形式，说明唐中晚期散乐在藩镇中的活跃与发展。而“去职游宦，筮仕于燕。燕帅司空刘公授幽州同经略副使。谈笑辩捷，独步一方”，又说明张渐从东都洛阳流徙到河北藩镇，为藩镇将帅所赏识，而后又因藩帅引见于国相张公，张公惊叹其音乐表演的才艺以至表荐穆宗。安史之乱以后，乐工由服务皇庭的传统因战乱而被改变，乐工因自身生存需要，活跃于藩镇、官僚贵戚之家即皇庭之外的场域，而非皇帝御用。乐工的自身发展也是通过自民间而上、层层举荐得以擢升，一改唐盛世之时，乐人由太常寺自上而下挑选的次序，乐人的选拔向民间全面开放，参与到地方州县、藩镇军营的活动之中。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中晚唐教坊对于乐人的管理日趋松弛，教坊乐人的来源亦变得更为广泛。张渐能够得到穆宗的重视且“荣密四朝”，一方面说明乐人通过皇帝赏识可以一跃获得极高殊荣，有的甚至授以官职；另一方面，张渐本人隶属于仗内教坊，表明从穆宗到武宗的统治时期，均有仗内教坊存在并维持发展。

通过对以上两方墓志的分析可知，安史之乱后，教坊乐工被迫流徙，教坊也从隶属于宫禁、由君主享有流转到民间和军队中。中晚唐中央政权式微，地方藩镇势力膨胀，外患与内乱相侵扰，使得中央对教坊的控制逐渐松弛。一方面，导致藩帅纵情声乐之风形成；另一方面，势必导致地方军乐乐人的队伍壮大、乐营活动频繁，促进了教坊乐在军队中的拓展与改进。此外，安史之乱后，随着宫廷贵族文化的衰退，教坊乐因庶民文化之抬头倾向公开化。到宋代，教坊乐因都市生活之充实与仗内教坊的维持，使得民营、官营妓馆极为繁荣[1]77-78。俳优、倡优等杂技在藩镇军营、民间活动中的活跃，促使唐末俳优艺术与散乐的分离，促进了戏剧艺术的发展。

二、宦官政治与仗内教坊的发展

唐代教坊设置经历由内教坊、左右教坊到与仗内教坊合署的演进过程，而教坊自创立之初，便与宦官有着密切联系。其中，教坊中乐官的设置与宦官紧密相关，史籍中对此有所载：“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12]。“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翰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开元末，馆废，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12]1222由此可知，教坊设于禁中，隶属内侍省，中官即宦官在教坊中担任教坊使、宫教博士等重要职务。

“唐宦官之盛，兆自武后，而极于玄宗。”[13]“玄宗尊重宫闱，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门施棨戟，故杨思勖、黎敬仁、林招隐、尹凤祥等，贵宠与力士等。杨则持节讨伐，黎、林则奉使宣传，尹则主书院。其余孙六、韩庄、杨八、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辉、郭全、边令诚等，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其郡县丰赡，中官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修功德，市鸟兽，诣一处，则不啻千贯，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菓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矣。”[8]4757玄宗在位期间，宦官权势渐重，不仅掌管教坊事务，还参与政治、军事事务。“肃、代以后，宦官寖横用事。及德宗时，宦官遂握兵柄。其后又有枢密之职，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宦寺既握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生死，遂操其手。”[13]479-481到德宗时期甚至执掌兵权，身兼要职，并且斡旋于藩镇与南衙之间，影响了中晚唐的政治走向。对于中晚唐教坊的发展，宦官仍扮演重要角色。在唐代墓志中亦可印证，兹将内容录入如下：

唐故桂管监军使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奚官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梁公墓志并序

儒林郎前行洪州大都府袁州萍乡县尉上柱国苏繁撰

公讳元翰，字，安定郡人也。考大夫讳崇仙，薨飞龙骡访使。才逾天厩，绩效云宫。皆奕叶传芳，簪官不绝。……贞元廿年九月，德宗皇帝以聪哲之叹，拔自宸衷，嘉锡绿绶，充东头供奉官。……至元和九年，宪宗皇帝奖以政直恭密之用，改充内冰井兼浴堂园覆使。至元和十一年，恩命缀其时才，转充梨园判官。至长庆元年三月，穆宗皇帝以义行贞固，奇会新恩，却改充东头库家。昆玉无私，出纳唯恡。至二年九月廿九日，圣上以政德吏用，改充教坊都判官。乐府推能，六律和畅。至三年八月十八日，驾幸本司，以文术精通，宫商不失，特宠赐绯，显其嘉绩。至大和六年八月六日，文宗皇帝闻命是资，从教坊判官除西头著番。至七年二月廿九日，恩命以廉恪奉公不次之材，改充南宫留后使。至三月十八日，天意重迴，却除西头著番。至四月十一日，左神策护军骠骑韦公讳元素，以公俊彦之器，简求是切，特期敷奏，举充护军都判官。……天眷资盛，君臣道隆，禁卫肃然，歌谣不忌。至九年十一月，待臣宰相王涯、贾餗等，以凤翔节度使郑注中外结构，为之逆党，伏恶日下，拨乱天机，辇毂惊骇，王庭沸腾，凶刃交驰，煞光肆起，君臣失图，万姓忘业。赖当军神姿动天，锐锋雪，旋出甲兵，遏其寇势、时我大夫忠孝罄命，亲受密旨，令监捍贼，不阵不战，垓下无殊。乃生擒归类，凡大辜臣者，八九人焉，余不可録也。咸于子城西南隅法所诛斩。欃枪既扫，宇宙廓宁。军收而社稷已，日明而皇心似悦。君垂父母，爱臣如子；公竭忠义，护国如家。……又左神策护军军容仇公讳士良，器抱风云，德涵山岳。以公变通之才，忠义两全，是妬前规，固唯重请，敷对是论，举充桂管监军。皇帝始恩，尽日书漏不移，饰用尤嘉。宠光新贯，委之重寄，特拜桂管监军使。……至三年三月六日，鸿恩进级，用光柱石，特加太中大夫阶。[11]195

故义昌军监军使正义大夫行内侍省庭掖局令上柱国赐绯鱼袋渤海高公墓志铭并序

故吏文林郎守夏州都督府参军陈毅撰并书

公讳克从，字师俭，其先始于太公。自后皆以爵禄炜晔，官宦辉赫。氐于大唐开元中，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知省事讳力士者，即公之五代祖也。……其年秋，拜掖庭令。洎开成初，边军难抚，蕃部易摇，推择良能，让临藩镇。二年正月九日，公当盛选，监守夏台。公韬蕴智谋，乐得其往。果塞众望，大惬藩情。自党项三百年来，厥相劫杀，寇雠不息，劳扰边军。公与元戎，敷法导诱，而威以典刑，特表上闻，悉与和断。遂得各舍雠隙，逐性便安。牧野不收，不扃外户。袑公监义昌军。自到河湟，夙夜匪懈，与元戎叶力，勤邈葺绥。才及数月而元戎改镇，公受诏旨，权军务，州人咸相谓曰：自立义昌，未有护戎亲执军柄，自此为始，得为难乎！辕门列校，亲戚不许相亲，故旧无敢叙故，咫尺千里，对面云泥，此则军之旧令也。公嗟之曰：草之随风，水之逐器，军令若此，岂非虐理而失训乎？公乃导之以礼乐，抚之以仁义。变九河为五湖之乡，遏豪强为鲁儒之国。说之以利害，齐之以国章。数月中间，大洽军意。乐之以歌吹，戏之以楼船。喜气浮空，欢声遍野。[11]198

大唐故右神策军护军副使朝散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闾府君墓志铭

并序

郎贡进士奠晦撰并书

韩林侍诏朝散大夫守亳州长史上柱国赐绯鱼袋毛伯

贞篆盖

公讳知诚，字处谅。……烈考讳忠幹，授将仕郎、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大和九年冬十二月，文宗皇帝顾令密近，旋以赐绿，授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会昌三年，武宗皇帝以公洞达事机，明敏居心，奉诏令讨回鹘，有破虏之功。四年夏五月，特赐朱绂银印，恩拜内园副使。……至五年春二月，转承务郎。六年，加徵事郎，充营幕使。春三月，拜镇州监军。行新政而日闻端肃，举旧德而人服清明。大中元年夏六月，授宣义郎。三年秋，拜染坊使，俄迁监学士院使。公望高紫禁，位重黄枢。……四年春，加朝散大夫，授掖庭局令。五年秋八月，圣旨以公恭勤幹略，迁宣徽上院，加供奉官。天子思近侍之劳，充平卢军节度使监军使。至十年六月，人视，充内访使，累迁翰林院使，仍赐紫绶金章。公才行过人，智谋宏远。十一年春二月，拜右僻仗。冬十月，充右神策军副使。[11]214

高克从为玄宗时期高力士之后裔，世代“皆爵禄炜晔，官宦辉赫”。开成初年，源于“洎开成初，边军难抚，蕃部易摇，推择良能，让临藩镇”，高克被派往藩镇，监守夏台。而后，党项扰边，又令其监义昌军。在监军期间“公乃导之以礼乐，抚之以仁义”，表明高克本人虽墓志未确切注明是否吏任过教坊职务，但必熟悉礼乐，因此，不免与教坊相关联。“数月中间，大洽军意。乐之以歌吹，戏之以楼船。喜气浮空，欢声遍野”，亦可知藩镇内部有军队乐营的存在，梁为军队乐营服务，军队乐营内部演出类型丰富，有歌、有戏，且军队乐营活动具有一定的规模。

闾忠幹其先祖便已为官于内侍省，文宗时期为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武宗时又被诏令讨回鹘，因功拜内园副使，而后又被转到军事系统拜镇州监军，后又转入宫禁之中，迁宣徽院，与皇帝关系近密，位重黄枢。闾忠幹此后又充平卢节度使监军使，充内访使，累迁翰林院使，后充右神策军副使。可知，闾忠幹曾任过内园副使、内访使等教坊职务，并有监军的特权。闾忠幹充平卢节度使监军使，充内访使可知其在军队中设有教坊，为军队乐营服务。

综合以上三方墓志，不难总结出中晚唐教坊的发展特点：

一方面，中晚唐教坊乐官仍由宦官担任要职，教坊由于设于禁中，使得宦官通过教坊的表现得以升迁。又由于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宦官不仅在教坊供职，还会被选入到军队，成为神策军的重要执掌者，并具有监军权，宦官气焰日盛。史籍中载：“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庚午，贬殿中侍御史王源植为昭州司马。时源植街行，为教坊乐伎所侮，导从呵之，遂成纷竞。京兆尹刘栖楚决责乐伎，御史中丞独孤朗论之太切，上怒，遂贬源植。”[8]518“长庆元年二月，检校右仆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会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诞，伶官纵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宰相以为事在有司执守，不合关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师。”[8]4361教坊宦官敢侮辱朝廷大臣，他们的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教坊归宦官管理，此时皇帝又宠信宦官，使其权势日盛，自然教坊乐官地位得到提高。中晚唐教坊与盛唐相较虽不断衰落，却也由于宦官为乐官进行管理，使其不至于在战乱中泯灭，一直曲折维系。

另一方面，不得不提及中晚唐仗内教坊与军队乐营的发展，如《唐故特进行虔王傅扶风县开国伯上柱国兼英武军右厢兵马使苏公墓志铭并序》中所述：

公讳日荣，字德昌，京兆武功人也。……至德初，领朔方三郡之士，卫北极九理之，奋千人被练之师，歼九蕃同罗之众，拜右领军卫将军。宇宙载宁，乘舆返正，转本卫大将军。蛮夷乱华，天子巡陕，率纪纲之仆，为腹心之臣，对扶风县开国子，除右千牛卫大将军。主上龙飞，录功班爵，当监抚之日，有调护之勋，改右武卫大将军，充仗内教坊使。六师无阙，八音克谐。[14]

由此可知，至德初，即肃宗在位期间，苏因歼敌而拜右领军卫将军、本卫大将军，“蛮夷乱华，天子巡陕”则为宝应二年吐蕃扰边，代宗被迫驾幸陕州，餗为右千牛卫大将军，“主上龙飞，录功班爵”则是德宗登基，苏为右武卫大将军、仗内教坊使。“六师无阙，八音克谐”可知仗内教坊服务于军队。柏红秀的《唐代仗内教坊考》中对此墓志进行分析，指出“六师”为仗内教坊的主要来源之一，又因德宗后神策军归入北衙禁军，且地位超过六军，可推知神策军是仗内教坊乐人的又一重要来源[15]。以上几方墓志无一不与藩镇、军营挂钩，“自安史之乱，太常寺、教坊、梨园等乐人失散；按唐朝中期以前被宫廷贵族官僚所独占之音乐文化，于唐朝中期至唐朝末期间已为民间解放”[1]99。除了民间，军队亦是教坊生存、发展的一个特殊空间，它与民间、宫廷相联结，对教坊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北衙禁军特别是神策军为君主所信任，而禁军中的音乐活动又由宦官掌控，为在政治上更好地控制皇帝，便怂恿皇帝纵情享乐，昏庸无度。史籍中亦有所载：

刘克明亦亡所来，得幸敬宗。敬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以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四方闻之，争以趫勇进于帝。尝阅角抵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所亲近既皆凶不逞，又小过必责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中人许遂振、李少端、鱼志弘侍从不及，皆削秩。帝猎夜还，与克明、田务澄、许文端、石定宽、苏佐明、王嘉宪、阎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饮，既酣，帝更衣，烛忽灭，克明与佐明、定宽弑帝更衣室，矫诏召翰林学士路隋作诏书，命绛王领军国事。[12]5883

唐代自穆宗至昭宗八世，由宦官立者七君，从以上材料可知，敬宗虽非宦官拥立，却是宦官所弑。中晚唐宦官专权是唐代的一大痼疾，但是从唐代后期教坊衰落的发展趋势来看，“仗内教坊”的机构设立，以及中晚唐君主多次到禁军，特别是神策军中与教坊宦官的密切互动都说明了中晚唐教坊乐在军队中的兴盛。

三、结语

通过墓志材料对中晚唐乐工、乐官与藩镇、军队乐营关系的分析可知，安史之乱对唐中央教坊构成破坏以致唐代教坊由盛转衰。又因兵燹交叠、外患内忧，使得地方藩势力膨胀，乐工流徙它所，使唐代教坊由禁闭性转向开放性。同时，也促使仗内教坊在军队得以持续、发展，以藩镇乐人为来源的禁军军乐的繁荣，势必将民间的音乐作品、伎乐人才输送到禁军中去，使军队乐营活动的规模得以壮大，继而成为教坊维系、发展的又一生存空间。地方藩帅将优秀乐人举荐入宫廷，又促进了宫廷教坊乐艺术的发展，诸如此类因素都为唐以后教坊音乐艺术的改良、繁荣做了重要铺垫。宦官专权、君主昏庸，这些造成唐帝国没落的因素，却为唐教坊的维系、改进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