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演变、威胁及前景*

刘 云

国内外学界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学界对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研究相对不足，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该组织在利比亚兴起的原因、扩张模式与特点、对利比亚国内政治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三个方面。在发展成因方面，学者大多认为，“阿拉伯之春”以来利比亚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利比亚特殊的地理位置等，都是“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兴起的主要原因；[注]关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兴起的原因，参见郭强：《“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张初探》，载《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7期，第37-39页；张金平：《从安全环境分析“伊斯兰国”在北非的扩张》，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5第6期，第7-9页；“ISIS in Libya: A Maj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reat,” The Meir Amit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January 20, 2016，https://www.terrorism-info.org.il/en/20943/，登录时间：2017年7月7日。在扩张模式与特点方面，国内外学者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主要表现为依赖外籍极端分子、挑拨和利用当地部落矛盾、训练和向外输送恐怖分子等；[注]关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行为模式与特点，参见王晋：《“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及其制约因素》,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96-99页；王金岩：《利比亚已成为“伊斯兰国”的“新中心”》，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6期，第44页；Alice Fordham, “Derna, the Sleepy Town of Islamist Extremism,” The National, September 22, 2012。在影响方面，“伊斯兰国”组织加剧了利比亚的政治动荡和无政府状态，增加了利比亚政治转型的困难，对北非和欧洲的安全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注]关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参见江涛：《利比亚“伊斯兰国”的威胁及应对之策》，载《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85-87页；王金岩：《利比亚已成为“伊斯兰国”的“新中心”》,第44-45页；Geoffrey Howard, “ISIS’ Next Prize, Will Libya Join the Terrorist Group’s Caliphate?,” 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libya/2015-03-01/isis-next-prize,登录时间：2017年5月2日；Shaul Shay and Av Baras, “The Islamic State in Libya: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Yoram Schweitzer and Omer Einav, eds., The Islamic State: How Viable Is It?,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6, pp. 203-210, http://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systemfiles/IslamicStateENG5.pdf, 登录时间：2018年9月5日。在扩张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部落因素和资金问题制约了该组织在利比亚的进一步扩张。[注]关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扩张的制约因素，参见王晋：《“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扩张及其制约因素》，第100-102页。

当前，国际社会在打击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并没有彻底消灭该组织，因此不能排除其利用利比亚政局动荡“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对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政治特征、对地区安全的危害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考察。

一、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政治特征

全球化理论认为，全球化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虽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定好处，但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从而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对全球化的反弹或抵抗，这种反弹或抵抗可能以恐怖袭击的极端形式对全球化进程的最前沿国家发动攻击，以此表达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不满。[注]Stanley Hoffmann. “Clash of Globa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4, 2002, pp. 104-115.巴伯(Benjamin Barber)将恐怖主义看作是由“综合现代化”和“进攻性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扩张所造成的“破碎部落文化”(disintegral tribalism)和“保守的原教旨主义”(reactionary fundamentalism)的结果。[注]Benjamin Barber, Jihad versus McWorld: Terrorism’s Challenge to Democracy, New York: Ballentine Books, 2001, p. vii.现代化和全球化将所有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互动网络，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权威及其地位，引发了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本体”不安全感，结果引起防御性的、反全球化的动员，当代恐怖主义就是这种动员的重要表现之一。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领土、建立政权和政治机构，目的是以暴力方式建立以伊斯兰教法治国的原教旨主义国家，这可以看作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以及发展道路选择方面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极端反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当代大多数恐怖组织的目标都是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实现完全以伊斯兰教法治国的“理想”，反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制度便成为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诸多恐怖组织的特征，袭击西方国家的设施、企业、平民以及被视为西方代理人的当地政府机构便成为其“顺理成章的使命”。另外，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促进了恐怖分子的流动以及恐怖袭击事件的扩散，提高了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程度。[注]Albert J. Bergesen and Omar Lizard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World-System,”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2, No. 1, 2004, pp. 38-51.“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发展不但表现为在组织结构上建立了国际性的恐怖网络，而且其骨干成员的组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动员都具有国际化特征。

(一) 控制与扩张领土

利比亚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唯一成功建立了广泛领土控制的国家，该组织不仅对当地人口实行综合管制，而且接管了控制区域内的各种基础设施，领土控制成为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显著特点。除上述三国外，“伊斯兰国”势力在其他国家基本上是以突袭和游击战开展活动的，尚无法控制人口和基础设施。正如不承认伊拉克、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国家一样，“伊斯兰国”组织也不承认利比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试图在巴格达迪领导下在利比亚设立三个“伊斯兰国”省份，即东部的巴尔克省、西部的的黎波里省以及南部的费赞省。

“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首先选中了德尔纳这一伊斯兰极端组织最为活跃的地区。2014年4月，约300名“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分子来到德尔纳，建立了该组织在利比亚的第一个据点。同年10月5日，以德尔纳为中心的利比亚东部被宣布为“伊斯兰国巴尔克省”。2015年下半年，利比亚政府军与当地的“基地”组织分支“圣战士舒拉委员会”(ShuraCouncilofMujahideen)纷纷对德尔纳发动进攻，驱逐“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大多数“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逃至德尔纳以南法塔赫(Al-Fataih)山区。2015年11月，反“伊斯兰国”联盟对法塔赫山区发动进攻，共击毙30名“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注]“ISIS in Libya: A Maj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reat,” p. 33.尽管遭受重创，但“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并没有被赶出法塔赫地区，反而加强了在法塔赫山区的防御，伺机重新夺取德尔纳。

利比亚中北部的苏尔特是位于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之间的沿海城市。卡扎菲政权垮台后，萨拉菲圣战组织“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组织迅速控制了苏尔特。2015年初，“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分批到达苏尔特，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该城，宣布成立“伊斯兰国黎波里省”。此后，苏尔特成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分支机构的重要据点。随着该组织在德尔纳和利比亚东部的实力逐渐下降，苏尔特的重要性开始上升。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控制了出入苏尔特的沿海公路，造成了苏尔特与的黎波里、班加西之间的隔离。该组织企图控制苏尔特西南部的油田和石油设施，并将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到首都的黎波里。2016年5月，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开始进攻苏尔特；自8月1日开始，美军战机在苏尔特实施了多次空袭；12月5日，利比亚政府军队完全占领苏尔特，“伊斯兰国”组织残余武装逃到南部山区负隅顽抗。

(二) 建立政权

同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一样，“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控制区域建立了政权机构，力图从军事和行政两个方面实行领土控制，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2014年4月10日，德尔纳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宣布成立“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MajlisShuraShababal-Islam)，作为巴尔克省的最高领导机构。之后，该组织在德尔纳街头进行武力示威，宣称要为德尔纳提供安全保障，并实行伊斯兰教法。恐怖组织需要借助意识形态和话语资源为自身行动和诉求进行话语构架，赋予其行动以“合理性”甚至“正义性”。[注]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78页。因此，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控制模式的核心。一个月后，“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建立伊斯兰教法委员会作为司法机构，负责在德尔纳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禁止饮酒和出售香烟、没收毒品并按照伊斯兰教法实施惩罚。“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组建教育部、宗教基金会(瓦克夫)、伊斯兰道德警察部队、伊斯兰刑事警察部队、伊斯兰法院、公共事务办公室等一系列行政机构，甚至还建立了广播电台。

在苏尔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接管当地银行并没收了数千万美元；征用逃离居民的房屋和财产，作为“战利品”分发给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同样在当地建立了行政与司法机构，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对“违法者”在城市广场进行斩首示众；严格限制和监控互联网和当地媒体；禁止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育，强制各级学校教授宗教课程；强制妇女穿戴蒙面罩袍；强行关闭吸水烟的咖啡屋，并在礼拜期间关闭普通咖啡屋；消毁毒品、香烟和含酒精饮料；组织《古兰经》知识竞赛等宗教活动。接管苏尔特十个月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颁布“城市宪章”(Wathiqatal-Madinah)，规范苏尔特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与该组织的关系。[注]“ISIS in Libya: A Maj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reat,” p. 44.该组织还在苏尔特任命当地人担任领导职务，如苏尔特最著名的宗教学者哈桑·卡拉米(Hassan Karami)被该组织任命为负责苏尔特中央清真寺的事务官。

总的来看，“伊斯兰国”组织的统治模式整体上能维持城市的运转，使当地平民不得不接受其苛刻的规范准则。

(三) 袭击政府军警、外国使领馆和石油设施

社会运动理论认为，恐怖组织可以通过恐怖行为塑造和维持集体认同，从而加强恐怖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注]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80-85, 158-166.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反西方本质决定了其袭击目标主要是的黎波里政府及其下属的民兵、托布鲁克政府和哈夫塔尔指挥的政府军、外国使领馆和外交官、油田和石油设施等。从行为模式来看，该组织主要采用游击式的突然袭击，以及自杀式炸弹袭击和定点炸弹袭击。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大多数恐怖袭击针对民用和政府目标。2015年1月27日，该组织对的黎波里科林西亚酒店发动恐怖袭击，2月20日在库巴市对国家安全局和加油站发动汽车炸弹袭击；2016年1月7日在兹利坦对政府军事营地发动汽车炸弹袭击。2014年至2015年间，“伊斯兰国”组织对阿尔及利亚、伊朗、西班牙、韩国和摩洛哥等国驻利比亚使馆发动了一系列炸弹袭击。自2011年利比亚陷入动荡以来，大多数外国使馆人员已经撤离利国，因此该组织的袭击没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针对利比亚政府军和军事基地，“伊斯兰国”组织主要采用突然袭击和远程炮击等手段实施攻击。2015年2月13日，该组织在苏尔特以东约160公里处击落了一架利比亚陆军直升机；2月21日该组织向利比亚东部阿卜拉克(Al-Abraq)国际机场发射了数枚火箭弹；4月20日该组织对班加西附近的萨布里地区利比亚陆军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机枪射击；2016年1月4日，该组织使用肩扛式导弹击落了一架利比亚陆军战斗机。

“伊斯兰国”组织企图控制利比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以解决其资金问题，提升其在利比亚的军事实力和治理能力；该组织也试图阻止托布鲁克和的黎波利政府、利比亚军队和各种民兵组织从石油工业中得到收入，削弱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为此，该组织曾多次尝试接管或破坏石油设施和港口，对扎尔坦(Zaltan)等大型油田、利比亚最大的石油出口码头西德尔港(Sidre)和大型石油城拉斯兰诺夫(Ra’s Lanuf)多次发动攻击。2015年10月1日和2016年1月4日，“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先后两次使用汽车炸弹袭击西德尔港，并与当地保安人员发生交火，双方伤亡惨重。2015年10月底，该组织两次引爆汽车炸弹对拉斯兰诺夫发动袭击，后被政府部队击退。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多地建立训练营，对武装分子实施恐怖活动进行训练。这些训练营除了训练自愿加入该组织的极端分子外，还强制当地青少年接受训练，训练课程包括武器射击、汽车驾驶、炸弹制造等。苏尔特的“伊斯兰国”组织还对武装分子进行模拟民用飞机和模拟战斗机飞行训练，以培养他们劫持飞机的技能。

(四) 骨干成员的国际化

人员构成的国际化是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骨干成员主要来自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周边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之间人员流动频繁、语言相通、历史联系紧密，而且国家治理能力孱弱，无法对边界进行有效管控，有利于恐怖分子在区域内的跨境流动。该组织成员最初主要由从叙利亚和伊拉克转移至利比亚的300名极端分子构成。此后，不断有来自西亚、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极端分子加入。据估计，至2016年4月，该组织武装分子的数量在4,000到6,000人之间。[注]Courtney Kube, “Number of ISIS Fighters in Libya Has Doubled,” NBC News, April 7, 2016, https://www.nbcnews.com/storyline/isis-terror/number-isis-fighters-libya-has-doubled-n552476，登录时间：2017年8月14日。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骨干成员构成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利比亚籍极端分子，以德尔纳和的黎波里的“圣战”分子为主，他们是该组织的核心力量。第二类是来自利比亚周边和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极端分子。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因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蛊惑宣传，通过海路或陆路进入利比亚，加入该组织在当地的武装。自2015年底以来，国际社会加大了对盘踞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打击，导致当地许多恐怖分子被迫转移至利比亚。德尔纳据点建立后，“伊斯兰国”组织派出多名高级人员赴利比亚，以加强该组织核心力量与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沙特籍武装分子阿布·哈比布·贾扎维里、伊拉克籍武装分子阿布·纳比尔·安巴里(Abu Nabil al-Anbari)等。[注]阿布·纳比尔曾是“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最高司令官，2015年11月被美国飞机炸死。第三类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极端分子，包括曾公开效忠巴格达迪的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数百名武装分子，这些人员一度在苏尔特集中接受“伊斯兰国”组织的训练，在利比亚从事各种恐怖活动。此外也有来自苏丹的极端分子加入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注]Gabriel Gatehouse, “Top IS Commanders ‘Taking Refuge’ in Libya,” BBC, February 3,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35486158，登录时间：2017年2月2日。据估计，外籍人员占“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总数的70%。[注]Ibid.

(五) 受到当地极端组织和部落武装的支持

有学者认为，几乎所有社会运动都需要动员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动员能力是任何社会运动发展壮大的基本要件。[注]J. Craig Jenkins,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9, 1983, pp. 527-553.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惯常采用的自杀式爆炸战术需要付出高额的人力资源成本，只有愿意为自杀式袭击做出“牺牲”的极端分子的不断加入，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才能持续。[注]Colin J. Beck,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o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Sociology Compass, Vol. 2, No. 5, September 2008, p. 1568.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与当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泛滥密切相关，后者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储备。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广泛的动员和自身影响力，将各类极端组织聚集在自己周围，壮大和发展自身实力。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建立与当地极端分子直接相关。2012年，利比亚当地的极端分子在叙利亚成立了一个名为“巴特尔营”(Al-Battar Battalion)的军事单位。2014年4月，约300名“巴特尔营”的武装分子赴德尔纳建立“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的首个据点。同年11月10日，“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在德尔纳集会，许多当地极端组织派代表出席会议，共同宣布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并宣誓效忠巴格达迪。

利比亚“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对“伊斯兰国”提供的支持力度最大。最初，班加西的“伊斯兰国”组织实力薄弱，但随着2015年当地极端分子的加入，该组织影响力日益增强。2015年4月，班加西“伊斯兰教法支持者”头目阿布·阿卜杜拉·利比(Abu Abdallah al-Libi)率领部分成员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利比被视为班加西的宗教权威，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后，他担任宗教法官，利用社交网络发布文章和颁布宗教法令支持该组织。

卡扎菲政权倒台后，“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曾长期管理苏尔特的日常生活。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苏尔特的兴起和壮大，许多曾支持卡扎菲的当地居民加入了该组织，视该组织为后卡扎菲利时期在利比亚拥有权力、获得庇护的唯一途径，这进一步扩大了“伊斯兰国”组织在苏尔特的势力范围。[注]Ruth Sherlock and Sam Taring, “Islamic State: Inside the Latest City to Fall under its Sway,” The Telegraph, March 10, 2015, http://www.telegraph.co.uk，登录时间：2016年7月8日。“伊斯兰国”组织通过联合福尔建(Furjan)、卡达法(Qadhadhfa)、阿玛姆拉(al-Amamra)和瓦法拉(Warfalla)等当地部落和宗教权威，实现对苏尔特的控制。

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和扩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信息、技术、观念等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伊斯兰国”组织利用跨境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发展壮大，在北非甚至欧洲地区发动恐怖袭击，是全球化进程中人员、资源、信息跨境流动与当代恐怖主义交互影响的结果。

二、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安全威胁

社会网络是国际恐怖主义通常采用的组织结构形式，在这种网络内，独立行动的单元通过少数几个关键成员联结起来，从而有效增强恐怖组织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恐怖袭击和人员招募的能力。[注]Ami Pedahzur and Arie Perlige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Suicide Attacks: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Vol. 84. No. 4, 2006, pp. 1983-2004.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正是利用社会网络，将埃及、突尼斯以及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联结起来。在欧洲，该组织主要通过联系人将分布于欧洲各国的“独狼式”恐怖分子招募进自己的网络。通过广泛的国际网络，该组织将其影响力和安全威胁扩散至利比亚之外的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洲国家。

(一) 向欧洲输入难民并发动恐怖袭击

利比亚地理位置便利、政府管理失职、边境巡逻松散，为人口走私网络的建立提供了近乎完美的条件。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每年都有大量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难民融入利比亚，使其成为典型的无序移民枢纽。“伊斯兰国”组织将走私移民视为其重要收入来源，有计划、分批次地组织来自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向欧洲偷渡，加剧了欧洲的难民危机。“伊斯兰国”组织由于控制了利比亚部分海岸线和海事设施，走私移民与难民对它来说轻而易举。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很多极端分子伪装成难民穿越地中海抵达欧洲，尤其是从土耳其和希腊进入欧洲的线路因两国的严格管制而日益困难之时，该组织更加重视通过利比亚向欧洲输送恐怖分子，这对欧洲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注]Nick Paton Walsh, “ISIS on Europe’s Doorstep: How Terror Is Infiltrating the Migrant Route,” CNN, May 26, 2016, http://edition.cnn.com/2016/05/26/middleeast/libya-isis-europe-doorstep/index.html，登录时间：2017年4月13日。“伊斯兰国”组织曾发出威胁，如果欧洲在利比亚对其进行军事打击，该组织将动用数百艘船只将50万移民运送到海上，[注]“The Islamic State’s (ISIS, ISIL) Magazine,” The Clarion Project, September 10, 2014, http://www.clarionproject.org/news/islamic-state-isis-isil-propaganda-magazine-dabiq，登录时间：2017年1月13日。2015年就有情报显示该组织将极端分子送往欧洲地区。[注]“ISIS in Libya: A Maj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reat,” p. 20.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经常向意大利发出恐怖威胁。2015年2月12日，该组织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标明了苏尔特距离罗马和西西里的距离，表示飞毛腿导弹可以打到意大利。同年8月23日，该组织再次通过“推特”发表声明，称利比亚是“通向欧洲的钥匙和通往罗马的门户”，并通过电子期刊《达比克》(Dabiq)发布了“伊斯兰国”旗帜在梵蒂冈上空飘扬的照片。[注]Ibid., pp. 20, 21.

近年来，欧洲国家的多起恐怖袭击都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有关。2016年12月德国柏林市场货车冲撞人群事件、2017年5月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的实施者都与该组织存在密切联系。[注]Tim Lister, “Under Pressure in Syria, ISIS Looks to Libya to Plot Terror Attacks,” CNN, May 25, 2017, http://edition.cnn.com/2017/05/25/middleeast/isis-looks-to-libya-to-plot-terror-attacks/index.html，登录时间：2017年10月21日。

(二) 向突尼斯输出恐怖主义

本·阿里政权倒台后，突尼斯新政权尚不稳定，利比亚的“伊斯兰国黎波里省”与突尼斯在地理上的临近以及突尼斯国内大量极端分子的存在，都使突尼斯成为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输出恐怖主义的优先目标。该组织将成员送往突尼斯以实现同突尼斯国内极端分子的勾连。与此同时，突尼斯极端分子也前往利比亚接受训练，并返回突尼斯实施恐怖袭击。2015年3月突尼斯议会大厦附近巴尔多国家博物馆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6月苏斯酒店海滩袭击事件、11月突尼斯总统卫队巴士炸弹事件，均是由“伊斯兰国”组织策划发动的。

近年来，突尼斯安全部门挫败了数起“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这些未遂袭击的对象包括突尼斯国内的酒店和基础设施，武装人员袭击时欲使用的步枪、爆炸物均来自利比亚。这表明，突尼斯极端分子和利比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多被突当局拘留的嫌犯都承认在等待从利比亚萨布拉塔(Sabratha)“伊斯兰国”组织那里接收爆炸物。[注]Tarek Amara, “Tunisia Says It Prevented Major Islamist Attack This Month,” Reuters, November 17, 2015，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tunisia-security/tunisia-says-it-prevented-major-islamist-attack-this-month-idUSKCN0T60R420151117，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0日。

(三) 与埃及西奈半岛“伊斯兰国”组织相互勾连

近年来，利比亚与埃及的“伊斯兰国”分支组织相互勾连，尤其是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提供的大量先进武器，成为埃及西奈半岛恐怖组织发展壮大、当地安全形势恶化的重要原因，埃及安全部队和政府面临比以前更加艰巨的反恐任务。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长期向西奈半岛的“伊斯兰国”分支走私武器。2014年11月，“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AnsarBaital-Maqdis)对“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宣誓效忠，成为该组织在西奈半岛的分支，随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加紧了向“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走私格拉德导弹、反坦克火箭弹、斯特雷拉(Strela)防空导弹、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奥地利斯太尔狙击步枪、俄式重机枪等尖端武器。[注]Zvi Mazel, “ISIS In Sinai: The Libyan Connection,” The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1, 2017, 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ISIS-in-Sinai-the-Libyan-connection-482149，登录时间：2017年11月17日。

塞西上台后，埃及安全部队在埃及与利比亚接壤的边界地区开展安全行动，加大了对恐怖组织的打击力度，试图切断利比亚与埃及恐怖组织的联系。2015年底至2016年初，埃及安全部队拘留了300多名与“伊斯兰国”组织存在联系的人员，[注]“ISIS in Libya: A Maj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reat,” p. 97.这些人通过互联网被招募，计划赴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塞西政府与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的合作下，两国在反恐行动中共享情报、加紧边境巡逻，有效地打击了恐怖分子在边界地区的活动，降低了武器走私的规模与频率。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不但鼓舞了埃及恐怖组织的嚣张气焰，而且借助武器走私加强了“伊斯兰国”埃及分支的整体实力。自2016年底以来，埃及“伊斯兰国”组织多次发动针对该国科普特基督徒的袭击，造成重大伤亡。2017年初，埃及军队在埃利边界地区一个地下仓库发现了足够生产1,000吨炸药的材料。在边界另一边，利比亚部队也发现了一个藏有70袋重量近半吨炸药的地下仓库。[注]Zvi Mazel, “ISIS in Sinai: The Libyan Connection”.

(四) 增强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的实力

萨赫勒地区的马里、尼日利亚也是“伊斯兰国”觊觎的国家。为了把势力范围扩大到西非，“伊斯兰国”组织将“博科圣地”作为拉拢对象。2015年3月7日，“博科圣地”头目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呼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各类极端组织加入“伊斯兰国”组织。[注]Lizzie Dearden, “Isis Increasing Co-operation with Boko Haram — The World’s Most Horrific Terrorist Group,” Independent, April 21, 2016，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frica/isis-increasing-co-operation-with-boko-haram-the-worlds-most-horrific-terrorist-group-a6994881.html，登录时间：2017年5月19日。几天后，“伊斯兰国”组织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纳尼(Mohammad al-Adnani)宣布接受“博科圣地”作为“伊斯兰国西非省”。巴格达迪表态支持“博科圣地”，号召非洲“圣战士”就地加入“博科圣地”。同年10月，谢考发布视频称“博科圣地”控制区域是“伊斯兰国”领土的一部分。“博科圣地”开始引入“伊斯兰国”旗帜、“国歌”等意识形态元素。此后，数百名“博科圣地”成员前往利比亚，在米苏拉塔、苏尔特等地的“伊斯兰国”训练营接受训练，其中部分返回尼日利亚，大多数则留在利比亚与“伊斯兰国”组织一同与利比亚政府军作战。美国驻非洲特种部队指挥官唐纳德·波尔杜克将军认为，“博科圣地”和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分享战略战术和指挥程序，从伏击方式到设置简易爆炸装置，再到对酒店发动袭击，两个恐怖组织的行动模式越来越具有相似性。[注]Ibid.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还向“博科圣地”提供武器和医疗援助。

2015年上半年，“博科圣地”在多国部队的围剿和尼日利亚政府的打击下控制区域迅速缩水，活动范围被挤压至尼日利亚偏远的丛林地区。但“伊斯兰国”组织的援助补充了“博科圣地”的武装人员和武器，尤其是对其骨干成员的训练，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博科圣地”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能力。随着两个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暴恐战术、资金和人员方面交流的增多，萨赫勒地区近年来的恐袭风险进一步升高。

(五) 向周边地区各类非政府武装走私武器

社会运动理论认为，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需要物质资源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对恐怖组织而言，其物质资源主要是指恐怖分子为达到其目标而使用的各种武器、交通工具、硬件设施和资金等。[注]David Boyns and James David Ballard, “Developing a Sociological Theory for the Empirical Understanding of Terroris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35, No. 2, 2004, pp. 5-25.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流失的大量武器，为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获取各类武器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走私武器获得资金来源，进一步加强了该组织的行动能力与整体实力。据估计，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军火贸易的市值在1,500万到3,000万美元之间。[注]“Libya: A Growing Hub for Criminal Economies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in Trans-Sahara,” The 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May 11, 2015, p. 3, http://globalinitiative.net/wp-content/uploads/2015/05/2015-1.pdf，登录时间：2017年3月4日。从事武器走私的主要是犯罪团伙、民兵和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相当数量的武器流入北非、西非和西亚国家的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手中，导致近年来西亚、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例如2012年马里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利比亚武器走私造成马里国内各势力争斗加剧的结果。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利比亚动荡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及其与埃及、突尼斯、苏丹、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和乍得的开放边界，成为北非、西非和中东最主要的武器走私团体，且走私对象主要是“博科圣地”、“耶路撒冷支持者”等地区极端组织。该组织还将欧洲的武器走私到利比亚后转卖给西亚与非洲地区的各类极端组织，从中获取资金。该组织曾多次使用在利比亚盗窃的文物与意大利南部的黑帮组织交换火箭炮等武器。[注]Paddy Agnew, “Isis and Italian Mafia in Artefacts for Arms Investigation,” The Irish Times, October 20, 2016,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europe/isis-and-italian-mafia-in-artefacts-for-arms-investigation-1.2837261，登录时间：2017年10月18日。

三、 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在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下，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整体实力大幅下降，但利比亚动荡的安全环境和政治局势，使得“伊斯兰国”组织仍存在“卷土重来”的可能，并威胁利比亚国内和地区安全。

(一) 苏尔特战役并未彻底消灭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

苏尔特战役后，“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境内的控制范围大幅缩水，但该组织并未被完全消灭。被赶出苏尔特的“伊斯兰国”组织残余势力转移至利比亚南部山区和农村地区，尤其是在距离突尼斯边界仅60英里的萨布拉塔地区仍然存在该组织的武装力量。恐怖主义分析家罗伯特·沛尔顿(Robert Pelton)认为，当前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大部分战斗力来自突尼斯，而萨布拉塔是该组织不断增长的新据点。[注]Hollie McKay, “ISIS, Squeezed out of Iraq and Syria, Now ‘Regrouping’ in Libya,” Fox News, July 30, 2017, 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7/07/30/isis-squeezed-out-iraq-and-syria-now-regrouping-in-libya-analysts-say.html，登录时间：2017年11月8日。

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伊斯兰国”组织时常发动攻击。由于在摩苏尔和拉卡的节节失利，“伊斯兰国”组织呼吁武装人员转战利比亚，使得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力一度有所增强。2016年12月，“伊斯兰国”头目谢赫·穆哈吉尔表示，该组织武装人员隐蔽地分散在利比亚境内，穿梭于东西沙漠之间，他们将使敌人“尝到苦头”。[注]Thomas Joscelyn, “Islamic State Has Lost Its Safe Haven In Sirte, Libya,” Long War Journal, December 7, 2016,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6/12/pentagon-islamic-state-has-lost-its-safe-haven-in-sirte-libya.php，登录时间：2017年6月9日。2017年7月，米苏拉塔军事情报机构发现，有60～80名“伊斯兰国”组织残余武装分子在苏尔特以西170公里附近的吉尔扎(Girza)一带活动，另有约100人的小组在距离苏尔特东南约300公里的扎拉(Zalla)和马布鲁克油田周围出没，同时还有一股力量在阿尔及利亚边界附近活动。[注]Aidan Lewis, “Islamic State Shifts to Libya’s Desert Valleys after Sirte Defeat,” Reuters, February 10,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libya-security-islamicstate/islamic-state-shifts-to-libyas-desert-valleys-after-sirte-defeat-idUSKBN15P1GX，登录时间：2017年10月4日。根据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2017年9月底发布的视频显示，该组织在利比亚南部山区和河谷地带建立了训练营。恐怖组织盘踞的地区多为山区丘陵地带，加之其采取化整为零的游击方式行动，利比亚政府军难以采取有效行动将其彻底消灭。目前，外界仍不清楚“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残余武装分子的精确数据。但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6年恐怖主义国家报告》估计，约有4,300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潜逃至利比亚西部和南部沙漠、该国境外或邻近的城市。[注]Thomas Joscelyn, “How Many Fighters does the Islamic State Still Have in Libya?,”.2017年下半年以来，该组织通过制造小规模恐袭来显示其存在，但溃逃至利南部沙漠地区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尚缺乏反攻主要城市的实力。

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实体被剿灭，该组织残余势力极有可能转战局势仍然动荡的利比亚。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国”组织会在利比亚南部进行整合与重组，并可能通过游击战破坏西方利益和利比亚国内的石油设施。[注]“ISIS Digs Its Claws into Libya: Terror Group is Using Chaotic Country as a Platform for Its Resurgence after Being Chased of Iraqi and Syrian Strongholds,” Daily Mail, July 31, 2017,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4747018/ISIS-using-chaotic-Libya-platform-resurgence.html，登录时间：2017年11月23日。

(二) “伊斯兰国”组织再次实现领土控制的可能性很低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进行大范围领土扩张的可能性有限，尤其是该组织尚无法找到替代苏尔特设立总部的地区。转移至利南部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不得不与事实上控制利比亚西南边界地区数十年的其它极端组织争夺地盘，同时还面临法国和美国部署于尼日尔等国的反恐部队的军事压力。[注]Emma Farge, “The US Military is Building a $100 Million Drone Base in Niger,” Reuters, September 30, 2016, http://uk.businessinsider.com/us-military-building-a-100-milliondrone-base-in-niger-2016-9，登录时间：2017年6月19日。尽管如此，“伊斯兰国”仍在积极利用南部最大城市塞卜哈(Sabha)附近部落的冲突以及当地的走私网络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利比亚境内，再次控制大片领土对“伊斯兰国”组织而言可能性较低。2017年7月，哈夫塔尔宣布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全面解放班加西后，该组织开始尝试在西部城市萨布拉塔及其周边地区重建训练营。但是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以及利比亚民众反对“伊斯兰国”的立场，导致其很难在萨布拉塔重新立足。而此前该组织在艾季达比耶和米苏拉塔以西的巴尼瓦利德(Bani Walid)都试图重组力量，但当地社会的部落结构以及这些部落反伊斯兰主义的传统，使得“伊斯兰国”组织尚不具备扩大领土的社会基础。

此外，资金短缺问题也是“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6年5月以来，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逐渐停止扩张，至6月该组织已经出现资金危机。[注]James Roslington and Jason Pack, “Who Pays for ISIS in Libya,” Hate Speech International, August 24, 2016, https://www.hatespeech.org/who-pays-for-isis-in-libya/，登录时间：2017年5月14日。虽然其组织头目宣布利比亚存在“不会干枯的资源”，但由于缺乏与世界石油市场的合法联系，“伊斯兰国”组织从未真正从利比亚的石油资源中获利。[注]Jon Donnison,“Sirte and Misrata: A Tale of Two War-torn Libyan Cities,” BBC, December 20,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16257289，登录时间：2017年3月10日。资金问题限制了该组织在利比亚进行领土扩张的能力。

(三) “伊斯兰国”组织重建的其他可能性

面对不利的环境，“伊斯兰国”组织正在采取分散和重塑战略，在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利比亚南部化整为零、分散潜伏。许多极端分子在“伊斯兰国”被打散之后，仍会各自为政、以自己的方式发动所谓的“圣战”，或加入其它恐怖组织。

西亚和非洲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及其分支在遭受重创后陷入危机，导致该组织面临再次重组的可能，其分支组织或将因此消失。然而，该组织在利比亚的“行省”可以在休眠状态下生存下来。[注]Clint Watts, “When the Caliphate Crumbles: The Future of Islamic State’s Afliates,” War on the Rocks, June 13, 2016, http://warontherocks.com/2016/06/when-the-caliphatecrumbles-the-future-of-the-islamic-states-afliates/，登录时间：2017年8月9日。由于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中很多都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斗的经验，这些武装人员架起了利比亚同西亚地区极端组织领导人之间的桥梁，使得利比亚“伊斯兰国”组织更容易获得外部资金支持。同时，“伊斯兰国”组织领导层在被逐出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后，存在前往利比亚发展组织的可能性，并加强利比亚作为极端分子“迁徙”目的地的吸引力。哈夫塔尔及其支持者对利比亚国内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压制可能会使更多年轻人转向伊斯兰激进组织和极端组织的阵营。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一旦破裂或无法实现统一，“伊斯兰国”组织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

(四) 利比亚政治重建与经济重建是瓦解极端组织的根本所在

利比亚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在于持续的政局动荡、政府软弱、安全措施不力、经济停滞、法治建设滞后、民兵武装横行，以及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合法政府的支持不力。这些根源性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即使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实体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国恐怖主义的泛滥。

当前，位于首都的黎波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及其武装支持力量控制着的黎波里、米苏拉塔、苏尔特等利比亚西部地区主要城市；位于托布鲁克的国民代表大会与班加西世俗势力代表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联盟，控制着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之下，2017年5月初，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杰(Fayez al-Sarraj)和哈夫塔尔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会谈。然而，随后双方部队对峙升级破坏了和解努力。[注]“Eye on ISIS in Libya,” The Anti-ISIS Coalition, January 31, 2017, http://eyeonisisinlibya.com/the-anti-isis-coalition/libyapolitical-dialogue-agrees-amendments-to-lpa/，登录时间：2017年11月1日。7月下旬，萨拉杰和哈夫塔尔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安排下在巴黎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联合十点计划》，同意停止冲突，许诺只在对付恐怖分子和保卫利比亚边界时才使用武力，并答应尽快举行全国选举。[注]Raf Sanchez, “Libya Rivals Agree to Cease Fire and Elections after Peace Talks Hosted by Emmanuel Macro,” The Telegraph, July 25, 2017,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7/25/draft-statement-says-libya-rivals-have-agreed-ceasefire-election/，登录时间：2017年12月20日。9月，冲突各方在联合国特使加桑·萨拉姆的监督下在突尼斯举行会谈并提出解决利比亚问题的“三步走”行动计划，即修订《利比亚政治协议》有争议条款、召开全国大会并进行宪法公投、2018年9月选举产生总统和议会。[注]Elvis Boh, “Libyan Rival Parties Hold Peace Talks in Tunisia,” Africanews, September 26, 2017, http://www.africanews.com/2017/09/26/libyan-rival-parties-hold-peace-talks-in-tunisia/，登录时间：2017年12月18日。

利比亚政治对话的困境在于各方之间缺乏政治互信；而安全局势脆弱，武装冲突时常升级，武器扩散严重，进一步加重了国内安全压力。重建国家秩序有赖于各政治派别间的妥协与合作。如果利比亚和平进程无法取得重大进展，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无法建立，那么任何纯军事性质的国际反恐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各派民兵继续混战造成的政治权力真空，或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再次兴起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