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探析与实践探索

内容摘要：文章分析了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的生平工作背景、学术研究背景，发表理论的社会时代背景包括国际及美国国内形势；对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重要观点进行提炼分析；站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角度运用相关的文明理论对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进行理性剖析；以建设性的态度指导中国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重视中华文明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和谐共处，发展以相应代表的亚洲4大次区域强国为重点发展好亚洲区域外交，突破美国为代表的以维护西方文明霸权为目标的对中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非西方文明的再度辉煌。

关键词：文明 冲突 理论 探析 实践 探索

一.作者背景与社会时代背景分析

1.亨廷顿学术背景工作经历简析

塞缪尔·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担任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以研究比较政治学特别是第三世界政治发展而知名。他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在1978年曾是当时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所率访华团的成员，据称是专门负责向我国领导人解释卡特政府基本对苏战略的。

其代表著作有：《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1957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年）；《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1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年）；《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2004年）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撰文归纳了亨廷顿一生学术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亨廷顿是反理性选择论的代表，是位典型的保守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反理性选择论是指：政治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假定人靠理性做出选择，并把人的行为不可预测、非理性、虚弱、邪恶当做既定的和想当然的事物加以接受， 并作为行动的假定前提。文化和认同正是这种非理性因素中的主要内容。在文明冲突论中，正是通过高度关注文化和认同在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亨廷顿勾画了自己的文明地图。

亨廷顿是位保守主义者，他认为保守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确保自由制度的生存，理智地保卫既存事务，反对空想；保卫秩序，反对混乱。他认为真正的保守主义是维护既有的，而不是去国外追求未拥有的或在国内推进激进的改革。在对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维护上，反对多元文化。亨廷顿曾对美国国内不信教的潮流感到十分担心。

亨廷顿也是位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外交政策并非是建立在法治之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 而是一个基本上是无法治可言的领域中的国家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主张美国加强自身的军事与情报能力，以便保护自己。亨廷顿的政策建议：西方应加强自身的认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保持优势，促进基于文明共性基础上的合作，以继续在可能到来的非西方对西方的文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2.《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书的国际社会背景

20世纪90年代，苏联瓦解，两极世界不复存在，美国成唯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全球进入后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国际人口变化不利于西方的变化趋势。

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开始向纵深发展，它进一步激化了政治的单极化与多极化的矛盾，激化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美国凭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力图实现政治单极化，在这种背景下，亨廷顿提出的以文明的类别来划分未来世界政治格局这一论断也脱离不了维护美国利益这种嫌疑。

国际人口变化：李慎之“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却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越，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

后冷战时期：“新凯南”呼之欲出。“单极时刻论”、“民族国家衰落论”、“不再有主要战争论”以及“历史的终结论”成为世界舆论的热点。亨廷顿指责“历史终结”论有两大错误。一是过分强调历史的可测性及时间的永恒性，二是忽视了人性的弱点及非理性因素。

3.美国国内社会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美国国内非白人群体尤其是拉美裔人口数量、比例迅速上升，其影响与日俱增。据预测，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16%是黑人，10%是亚裔人。也就是说到2050年欧裔白人从多数变成少数的临界点。这引起传统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是决定美国的价值标准与文化走向的美国社会的主体）主流的忧虑甚至恐惧，他们认为美国有被拉丁化的危险，从而使美国丧失固有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特性。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文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1]

4.亨廷顿与书中核心论文《文明的冲突》相联系的系列论文简介

欲窥文明冲突论之全豹，更准确地把握亨廷顿的思想，还要综合他的上述几篇论文才行。通过这几篇或长或短的文章，亨廷顿构造了一个丰富的体系。既包含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分析，又有实际的对策建议，亦不乏令学者们感兴趣的理论创见。[2]

1993年6月亨廷顿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冲突》的文章概要论述了自己新理论；继而出刊的夏季号《外交》季刊上面又登载了他的理论核心文章《文明的冲突？》，做进一步的详尽阐发；接着，他在《外交》季刊11-12月一期上著文《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回答各国學者的批评、质疑，补充前两篇文章为了突出论点而有意忽略的论断，加固了自己的论点。endprint

二.分析解读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重要观点

1.对“文明”的定义

亨廷顿对文明的定义：“文明是人类文化最高层次的组合，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领域，……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的客观因素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自我认同的因素。”笔者认为这是对文明的片面主观理解，文明就是从精神层面而言也是是主客观的两面反映，何况它也具有物质性，如古代文物如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印度的太姬陵、法国的凡尔赛宫、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圣地清真寺、俄罗斯莫斯科红场的“洋葱头”状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这些文明的载体已经作为文明本身载入人类的史册，代代薪火相传，成为不同种族信仰的人群的精神家园。从他对“文明”定义和解释来看，亨廷顿逐步回归了客观，他认为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是村庄、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团体，在文化异质性上不同层次中，这些文化实体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

《文明的冲突》是用美国式科学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的产物。我们的欧洲邻居以及美国人认为“文明”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用于克服生存问题的社会工具总和：包括经济方式、有影响力的社会关系、政治上的社交举止、移民体系结构、教育体系，同时也包括宗教、价值体系和美学。[3]

2.文明间的断层线

历史证实了与不同文明的断层线伴随而来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血腥的冲突。文明间的断层线的提出使对不同文明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文明间的断层线取代冷战期间传统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界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研究着眼点与判断区分依据，填补了暂时的理论盲区。

用文明间的断层线理论可以清晰发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特点：突的历史性，实力发生变化；冲突的非理性，冲突到处有。其他文明的边界也有冲突这一普遍事实证明了文明间的断层线理论的广泛适用性。

最困扰人类和平发展的是断层线冲突中的暴力问题。对“文明的冲突”的现象的研究发现，不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明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这将加大彼此的文化冲突，这些因素导致“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它一旦爆发，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事实也证明“最重要的未来的冲突将沿着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展开。”

3.“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角度以及国家战略角度提出的，可以说是源自其国内的矛盾冲突，指出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美国知道文明的冲突对联盟的破坏力，因此将移民问题这颗定时核弹留给欧洲，瓦解欧盟的竞争；美国共和党候选人TRUMP公然提出的拆毁美国的清真寺的选举谬论居然为期拉票得分这反映美国的民意；奥巴马政府以每年区区几千的移民名额来敷衍自己发动在中东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的移民问题祸源；这是美国政治对移民对非基督教文明现在与将来的明确态度与立场的揭示。移民带来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多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美国国内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本身文化的重新认定。随着移民逐渐的增多，带来不同的文化，有着相异的信仰，这些都日益使得美国国内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等发生了变化。

4.普世文明与文明的冲突性

亨廷顿对于普世文明的观点持一种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并认为世界不存在普世的西方文明，同时也反对关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在其划分的文明之中，要打破普世文明，则要防止其中任一文明的普适性。

虽然关于文明理论不是亨廷顿第一位提出，划分不同文明也不是其首创，而将文明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联系并指出文明的冲突性则是其理论生命力所在——从历史的角度、逻辑的角度、现实的角度这三个方面来剖析。

5.“文明冲突论”的现实意义

软权力则是是非量化的，不如一国的价值观念、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等，强调于一国非物质因素对别国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亨廷顿对于约瑟夫·奈有关“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分析持肯定态度。文明的传播与其自身的繁荣密切有关。一种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文明，其文明本身就很有说服力。

权力和文化是彼此互动，是一种独特的模式。可以说，亨廷顿在前后的几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中，逐渐表现出的是一种对于非西方力量的上升有着威胁感，并建议西方文明应保持自身文明，团结文明内部国家，也争取到与西方文明有类似的国家，对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多加留心。这反映出亨廷顿提防非西方文明，继续维持世界西方主导或者说是美国主导的霸权的一项写作意图，这位美国制定亚太在平衡战略，围堵以中国为重点的非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一、思想动员与舆论环境。以“9.11”事件为转折点：9.11之前，鉴于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对西方的威胁，亨廷顿的理论是为美国的现实政治服务的，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具有明显的“中国威胁论”的成分。

6.对于“文明冲突论”的不同认识

阿加米（Fouad Ajami）认为 “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文明冲突范式本身是对国家范式的批评和替代， 但却并不排斥国家在当今世界舞台的重要作用，并不否定利益政治的本质。亨廷顿想表明的只不过是文明在界定和认识利益中的过滤作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文明是利益政治的过滤器；文化实体借助政治实体实现自身伸张；政治实体把所归属的文化价值的伸張视为自身的利益。

关于儒教文明与日本文明的关系，亨廷顿认为现代日本文明大大地不同于儒教文明，因为它包含了更多的西方文明成分。但是许多中国学者认为日本文明与儒教文明的相似性远远大于不同之处，他们提出日本文明的起源不仅脱离不了中国儒家的影响，而且发展至今它仍受到中国儒家的影响。

7.文明冲突论中的新观点与评价

不认为苏共崩溃能让西方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内不再有敌手，永远赢得了胜利；西方文明表面实力强大，但却正在衰落；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化才能实现；交往的增加反而会强化非西方的现有身份认同，进而造成矛盾、对峙和对抗。文明冲突论理论充斥着悲观主义的基调；文明冲突论在学术界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方面，在舆论界为社会大众提供直观形象、简洁易懂的社会现象解释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的有效性；对国际组织、国家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NGO）、跨国公司的运作、战略规划具有一定的预测与政策建议效果；对非西方文明有成见，尤其是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联合反对西方文明的假想与宣传是误导世界主流传媒，并且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果，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endprint

三.寻求解决冲突的实践探索

1.中亚颜色革命的失败教训

2005年“颜色革命”成为国际政治界很流行的话题。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后，迅速蔓延到其他前苏联国家。然而吉尔吉斯坦“革命”与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其他中亚国家相比更有戏剧性。于2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初期很安静，没有任何形式是一个“革命高潮”，但很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奥什和比什凯克骚乱城市突然爆发了。几个月后，在5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地区发生武装叛乱。“颜色革命”的根源在“西方民主”，并从西方出口到世界各地，这一结论得到了西方政治学家一致认同。亨廷顿说：“......外国政府或社区组织可以影响，对个别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颜色革命”引发的几个主要原因：中亚地区有着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状况。该区域作为迁移走廊，是许多不同民族迁移的十字路口；这些革命都发生在新独立国家的最深刻危机之时，也即政治和经济危机中；期待通过与其有利益关系的世界大国和相关敏感的话题来促进自己的影响力；经济问题。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领域：大量贫困人口，缺乏保障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中产阶级层，这是问题的关键而且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没有物质文明为基础，空谈文明冲突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与出路的，因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不能解释中亚颜色革命的本质原因，更没有找到打开锁的钥匙。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人谁尝试重新划分世界秩序，最终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盲从西方国家怂恿，发动颜色革命中亚各国付出了社会长久动荡、经济进一步凋零、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的代价。

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然而，保持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该地区的稳定对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它的完整性取决于突厥语人口和斯拉夫人口的融合程度以及地方精英巩固社会稳定的能力。忽略这些特性可能会导致该国的地缘政治错误。目前，哈萨克斯坦主要的突厥穆斯林和东正教人口均赞成与俄罗斯实现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合作，亨廷顿的文明断层线理论失效了，在共同的反展目标凝聚下，穆斯林文明与东正教文明和平共处、相互融合。发展稳定才是王道，不能不现实地企望西方的恩赐，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远未解决的今天，无知幼稚的盲从会被西方强国无情挤压成转嫁危机的牺牲品，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曾经品尝过这一苦果。

2.文明理论的反思对中国发展的借鉴

西方的文明有西方的土壤来孕育和成长与兴盛，按照任何事物生命周期发展的规律，文明也不例外，它必然有衰败灭亡的归宿，这是已被千万年的人类发展历史证明过的。因此照搬西方文明来发展远在东方的中国，这是会引起水土不服的，挖掘自身文明的潜力，吸收洗世界各种文明之长处，注重传统与现代、现实与将来、东方与西方的全方位兼容并蓄才能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当下要运用拿来主义的方法，对于文明理论批判吸收，放出眼光，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自己来拿，发展文明理论，应用文明理论，以文明的软实力助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圆梦之力，也为解决文明冲突，为世界文明的和谐共存提供正能量。

A.注重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分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创造性融合，发挥中国传统家庭与社群相对于西方个体化、分散化的凝聚力与集体团结力，克服转型关键期、改革深水期、利益在平衡期的历史阶段性阵痛，换来复兴的崭新强大的中华民族的脱胎换骨。

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就是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巨大成就深深刺激了西方学界的神经，“中国模式”成为探讨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主题。然而，“中国模式”绝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独特的政治管理机制与经济运行方式，更体现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之中。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就这一问题而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绝不可能完全超拔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自行构建出一种“全新”的生活原则；中国文化传统也不可能不加改造地自行嵌入或者整体移植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在现代工业文化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之下，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创造性”地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问题的答案存在于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之中。目前，以下几点是可以明确肯定的：第一，中国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依旧立足于中国人民的感性直觉之中，而绝不是什么西方文明中超感性生命的社会契约原则之中；第二，中国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出发点不可能是西方式的原子个人，而是具有实体关联的中国式的家庭与社群；第三，与以上两者相统一的，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必定是和平主义的，是对以西方现实主义为主导原则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根本否定。

B.重视文明分析理论在中国亚洲区域外交中的运用具有紧迫性，有助以中国文明的太极推手和平破解美国亚洲在平衡战略，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破，维护中国和平崛起急需的至少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积蓄与西方文明抗衡的力量，维持世界和平的均势.

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产生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将多元的世界文化采取西方传统的奥克汉姆剃须刀式的简化方式简单分为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认为两者必然产生冲突。然而事实证明不同文化可以和而不同地共存。和而不同绝不等于多种文化無序地共存与冲突，而在霍布斯这一类型的西方思想家哪里，“竞争”和“差异”就意味着对立和斗争，就意味着双方间毫无回旋余地，最终只能是你死我活。在某种意义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霍布斯斗争哲学在文化领域的一种应用。[4]

中国亚洲区域外交需要侧重强调的是周边大国，即次区域最强国。俄罗斯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但不属于亚洲国家。西亚缺乏公认的次区域大国，伊朗、沙特、土耳其都只有某些方面的优势。但中国西边的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的印度，东南部的印尼与东北部的日本则是典型的次区域强国。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强国地位仅限于某个次区域范围。对于这类国家，目前的中国外交似乎缺乏系统性应对。美国治理世界的经验或许可以给中国某种启迪。美国通常的做法是：扶持全球各个地区的次强国，必要时与之结盟或提供安全保证，以平衡该区域的最强国。同时，又与最强国保持接触，乃至与之建立比较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再视情况建立适当的军事联系，以便在共同获益的同时保有影响区域最强国的手段。搭建制度平台对大国施加影响力则是美国治理世界过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联合国安理会与G20是两个典型例子。endprint

上述四个国家的特点是：属于次区域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对于该地区事务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国家，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在安全上与中国保持距离并与区域外大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能代表或相当程度上代表某种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周边外交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条件推行针对这些国家的亚洲大国外交，而且，可以很好展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考虑到这五个国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为了推进亚洲经济合作并强化五国间的经济联系，尝试建立“亚洲五国经济论坛”。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是中长期战略，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五国在安全与军事领域建立合作机制的时机或未成熟，但文化合作不妨大力推行。多种文明并立与交织，不同文明间冲突不断，至今仍然保留痛苦的历史回忆。面对现实，我们需要展望未来向前看，这是一片滋生文明的沃土，孕育了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教文明、基督教文明等影响遍及全球的几大文明。在经历千百年的宗教乃至文明冲突后，在不同文明的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主旋律形成共识的形势下，亨廷顿的文明断层线理论也会失效。《历史研究》的作者汤因比对于人类未来的出路指出了两种可能性的选择。一种选择是中国文明，另一种是高级宗教。他之所以认同中国文明，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西方国家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能靠一种外在文明帮助它。而中国文明的温和与西方文明的活力相结合，则有可能酝酿出一条合理的路。[5]中国不负众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率先提出和谐外交理念，带头摒弃西方文明中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强者生存的霸权主义丛林生存规则，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存共荣因此，中国可尝试推动成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国强大的担忧，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的发展，打破美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企图，突破美国为代表的以维护西方文明霸权为目标的对中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非西方文明的再度辉煌。

注 释

[1]《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41页，[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

[2]《文明与国际政治》第2页，王辑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文明的共存》第31頁，[德]哈拉尔德.米勒著，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4]《文明冲突、恐怖主义与宗教关系》 第12页，周展等编著，东方出版社，2009年

[5]《历史研究》导读第20、21页，汤因比原著，贾永梅导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作者介绍：陈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在读博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