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书交游考述

江江伟

（宁国中学历史教研组，安徽宁国242300）

中国古代的文人喜好交游，到明清时期，这种交游之风更加盛行。交游是志趣相投、爱好相近所致，同时交游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方面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交往就没有文学创作。”[1]朱书的交游也是这样的。

朱书（1654—1707），字字绿，一字紫麓，号恬斋，别号杜溪，安徽宿松人，清初著名的古文家、史学家、诗人、皖江文化首倡者。早年隐遁山林，不乐仕进，后漫游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始中举。次年，登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然未授职。康熙四十六年，卒于京师。朱书一生爱游历，好交游，他自言有“游癖”[2]，在漫长的岁月中结识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因朱书交游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专文对朱书的交游进行研究。本文拟立足于朱书及其友人的诗文，重点考察朱书与石颂功、戴名世、方苞、梁份、张霖等人之间的交游活动及相互影响，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朱书的创作实践及其文学特色。

一、朱书与石颂功

石颂功（1626—1696)，字九叙，号云亭，安徽宿松人，郡廪生。善诗文，曾主讲禹江书院。数赴秋闱，皆不售，于是杜门著述，著有《云亭文集》《采山阁诗集》《樾苍园集》《小孤山志》，皆失传。尝两次纂修邑志，又主修家乘。

石颂功是朱书早年在家乡最重要的朋友，二人相识当在朱书自潜山归居宿松之后，其时在康熙十二年。当时，朱书在本县严恭山下设帐授徒，石颂功在县城主讲禹江书院。由于石颂功年长朱书28岁，故朱书以门人自居。跟从石颂功在禹江书院就读的学子近百人，而石颂功唯独喜欢与朱书相处，极为欣赏。他说：“字绿英分过人，每执笔为时萟及诗赋、古文词，不移晷刻。书院初建，来者近百人。余乐于数晨夕者，字绿外，不多见也。”[3]康熙十七年夏，朱书参加童子试，县试取得第二名。知县胡永昌事先将前三名的试卷拿给石颂功看，他读到朱书的应试时文《人之安宅也》后，说：“今阅其文，精思层出，奇论天开，真发人说不发，言人说不能言。谭子曰：‘我所必起，人不能废。’信然！今字绿才胜矣，进而益上其可量耶。”[3]石颂功对朱书充满了期待，而朱书也不负所望，几年之后便拔入太学。

石颂功对朱书的欣赏，对他早期的诗文创作、学术研究和文献编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朱书成为古文大师和史学大家奠定了基础。据记载：“（石颂功）又主讲邑禹江书院，朱氏书从之游，每截竹为筒，纳诗文其中，以就质。”[4]34当时，他们还组建了湖山诗社以交流诗作。康熙二十二年，石颂功奉命增纂《宿松县志》，聘请朱书参与校阅。朱书在校阅县志之余，又作《凿山古洞赋》《瑞谷赋》二赋及《仙田杂咏》（组诗）、《读石文节先生传》诸诗。朱书曾辑有乡邦诗集《仙田诗在》，此举也得到了石颂功的帮助。朱书自己说，“商于石山长云亭，乃有是役”[5]。《仙田诗在》在民国初年尚有残本存世。据民国《宿松县志》记载，是集封面“右题‘云亭石山长颂功阅定’”[6]。

石颂功虽然是朱书的师长，但其科场困顿，影响力局限在宿松县域之内，朱书却能走出宿松，问学京师，游历天下，每到一处，都随身携带石颂功的诗文，这对石颂功诗文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介作用。康熙二十五年冬，朱书北上京师入太学学习，便随身携带了石颂功的《采山阁诗集》《樾苍园集》诸集，使得他的诗文在京师广为传播，“诸公交口揄扬”[7]。朱书的古文集《杜溪文稿》中收录了《石氏世谱序》一文，介绍了石颂功的家世、人品和学识，从而扩大了石颂功在学界的影响力。

二、朱书与戴名世、方苞

朱书一生良朋甚多，然与之友情最笃且命运相连、志趣相近者，莫过于桐城戴名世、方苞。他们旨在振兴古文，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民国《宿松县志》记载：“杜溪古文，与桐城并为开山之祖，名重海内，二百余年无间然，不待刊而行，不假诸家叙论而尊也。”[8]可见，人们早就将朱书与桐城戴名世、方苞并列，同视为桐城派宗师。三人中，戴名世最早作古文，朱书、方苞是在戴名世的影响下学作古文的。此后，三人互相推重，相互影响。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忧庵，又号药身，后世以宋潜虚代称，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奠基人，史学家。少年才思敏捷，以古文名于世，又留心明代史事，然长期困于屋场，于是漫游燕、赵、齐、鲁、闽、越之间，佣书授经，结交天下名士。康熙四十五年，始中举。四十八年，登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五十年，遭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越两年，斩于市。一生著述丰厚，散佚甚多。

戴名世年岁与朱书相若，与朱书同年入邑庠、同时受知于学使刘果，二人相互钦慕有年，但一直没有见面。康熙二十三年，朱书与戴名世分别乘船赴江南乡试，在旧县渡口（今属繁昌县），二人邂逅相逢，遂订交。戴名世有《送朱字绿序》一文，记录了他们相见的动人情景。序曰：

岁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旧县，登岸与舟子相与语。有两生携手立江干，闻余言，前问曰：“子得非桐县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有某秀才，子岂尝识之。”盖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识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问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有朱字绿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戴秀才即我也。”因相视一笑，至余舟趺坐，各道生平，则皆大喜过望。

戴名世很珍视这次相会，于是作序相赠。序中还说：“余自识字绿姓名并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未一见字绿为恨，字绿之于余亦然。今者江皋孤艇，荒烟落日，邂逅一遇，而相与问姓名，欢然抵掌，岂不快哉？”[9]知己相逢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朱书也非常看重与戴名世相识，有感于此，乃作长诗《旧县遇桐城宋潜虚述学宪刘木斋先生相知之意感作》一首。朱书与戴名世意气相投，引为知己。戴名世孤标傲世，为世俗所难容。他曾对刘岩说：“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10]。而对朱书却慷慨呈示，“苟有撰著，必就正于字绿而后存”[11]。

朱书能够成为清初著名的古文家和史学家，这与他和戴名世的交往有密切关联。朱书早年的古文成就稍逊，他是在戴名世的影响下学作古文的。戴名世说：“余与字绿年相若，余之学古文也，先于字绿；而字绿之为古文，余实劝之。”[11]他还劝朱书“肆力古文，不必为诗”[12]。正因为如此，朱书喜欢读戴名世的文章，爱慕特甚。朱书在接受戴名世作古文的劝谕之后，“志益高，读书益勤，而文章日益工”，文名逐渐为人所知，致使戴名世感叹：“今得字绿岿然杰起，即余亦可以辍笔。”[11]康熙三十九年左右，二人先后刊刻自己的文集，且相互为对方的文集作序。朱书序戴名世《忧患集偶钞》说：“其文之足以不朽，则余固知其与霍山同永无疑也。”[13]戴名世自己则说：“余之文且赖字绿而传也。”[11]朱书《杜溪文稿》刊刻时，也请戴名世作序，朱书对他说：“吾之文章，非吾子莫传焉”。戴名世对朱书及其古文推崇备至，认为其才气“横绝一世”，其人为“百世之人”，其文是“奇伟博辨之作”[11]。他们这样互相提携，不仅仅出于深厚的友谊，更是认可对方在古文创作上的成就。

朱书与戴名世还有着相同的学术取向，共同致力于明史研究，尤其对南明史着力甚勤。戴名世打算私撰明史，为此搜罗史料20余年，可惜后来《南山集》案发，斩断了戴名世的史学之路。朱书对明朝遗事也非常熟悉，撰有《癸壬录》一书，旨在探讨明朝灭亡的教训。值得一提的是，朱书在书中明确提出“明祀绝于壬寅”[14]20的观点，也就是说，明亡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癸壬录》成书较晚，这一观点很可能是受到了戴名世的影响。早在康熙二十二年，戴名世就致书余湛说：“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15]康熙三十七年，他在《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一文中又说：“呜呼！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而其亡也忽焉。其时……而不遽亡者，无党祸以趣之亡也。”[16]再看朱书《癸壬录自序》，有云：“北都沦丧之后，一建南都，再建闽海，三建肇庆，由是迁武冈，迁南宁，迁安隆，迁云南，寄命缅甸，以终焉。方其始也，地大于昭烈、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刘崇。……所以基祸者不一端，而党为大。”[14]21两者相较，可谓同源共流，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戴名世只引史例而不敢明决，无若朱书之直言，敢以“明祀终于壬寅”告世。他们同持明亡于永历朝之说，或当日互通声气，有所讲求。

方苞（1668—1749)，字灵皋，一字凤九，晚年自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创始人。康熙三十八年，中江南乡试第一名。四十五年，中会试第四名，闻母疾，未及殿试。五十年，受戴名世《南山集》案株连，被逮下狱，后获释入旗籍，以布衣入直南书房。六十一年，充武英殿总裁。雍正时，三迁至内阁学士。高宗御极后，再入南书房，擢礼部侍郎，总裁《三礼义疏》《一统志》《皇清文颖》三馆。乾隆四年，以谴落职，仍司修书。逾三年，解任归里，赐侍讲衔。一生撰述最丰，皆传至后世。

方苞与戴名世一样，是朱书最为亲密的朋友。康熙二十五年，二人在安庆相识。当时，方苞随父亲方仲舒赴安庆参加选贡考试，听闻朱书的文名，心向往之，便前往旅店拜访，遂订交。方苞小朱书14岁，便以兄事之。他深情回忆说：

余之交，未有先于字绿者。康熙丙寅，归试于皖，先君子携持以行，侪辈间籍籍言宿松朱生，因从先君子访字绿于逆旅，辞气果不类世俗人。将返金陵，遂定交。字绿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绿[17]。

方苞与朱书的交往感情真挚，相交甚厚。康熙三十五年秋，朱书自安庆返宿松，并筑室于杜溪，准备从此隐居不出，方苞远道来访，居住数日，并请人绘有《杜溪访旧图》。多年之后，朱书客居江宁，与方氏父子过从甚密。方苞回忆说：“其客金陵，先君子每不自适，辄曰：‘为我召朱生。’字绿体有臭，夏月尤甚。然每与先君子酣嬉终日，解衣盘礴，余兄弟左右其间，不觉其难近也。”[17]其言其行，溢于言表，足见他对朱书的尊敬。朱书去世多年之后，其孙朱效祖赴南京参加乡试，方苞“深契之，尝招致其家示以《杜溪访旧图》”[4]37。方苞是何等珍惜他与朱书的友情。

朱书与方苞的交往不仅最为亲密，而且相聚最久。方苞也说：“生平执友相聚之久且密，未有若字绿者。”[17]朱书自从与方苞订交之后，彼此来往密切，从未间断，成为终生挚友。方苞的时文成就很高，但他却不喜时文，也不愿意为他人的时文集作序。但是，朱书请方苞为自己的时文作序时，方苞却慨然应允。可见，朱书在方苞心中具有很重的分量，朱书的请求是他无法拒绝的。朱书去世多年之后，方苞为他撰写墓表，回忆二人交往的经历，感情真挚。

方苞被公认为桐城派创始人，古文成就甚高，但他在初学古文时，十分看重朱书的意见。方苞说：“余时学为古文，文成必以示字绿。”[18]同戴名世一样，方苞对朱书的古文也深表叹赏。方苞赴杜溪拜访朱书时，看到了朱书最近几年所作的古文，感叹说：“古文吾不如子，楚军出巨鹿，一战霸矣”[19]，认为朱书的古文“其光辉然而不可遏”[18]。康熙三十九年之后，朱书的著作《杜溪文稿》《游历记》《癸壬录》相继在南京刊刻。方苞看到他的书，见其著述已数十万言，“始见之甚喜，继复大骇，久而惭且惧也”。朱书的文章让他自愧不如，崇拜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朱书说：“子毋然！物之至者不两能。吾时文之学，亦不逮子。”方苞答道：是所谓家有琬琰，而羡人之瓦击以为富者也。且子独不屑为此，子为之，亦当胜余。”[18]对于朱书的时文，方苞也是自愧不如，“三复而审究焉，则不如远甚”[18]。方苞对朱书的推崇，对提升朱书在文学史上的声望起了重要作用。

三、朱书与梁份

梁份（1641—1729)，字质人，江西南丰人，清初地理学家、古文家。梁份家世寒微，聪颖有志，少负奇气。生平好策马邀游，燕赵、秦晋、吴楚、滇黔、甘肃，身所历万有余里，访古今成败得失，搜遐荒轶事，一发之于文。梁份长于古文辞，所为《怀葛堂文集》十五卷。又著《西陲亥步》《西陲图说》《西陲今略》共十四卷，《帝陵图说》二卷，《西陲今略》后以《秦边纪略》书名广行于世。

朱书与梁份相识在康熙三十二年冬。是时，二人应陕西驿传使张霖之招，同游关中，两人相识，从此订交。朱书说：“岁癸酉，予与梁子质人同游秦，相得甚善。”[20]

朱书与梁份结交，缘于彼此对古文的喜爱与深入理解。二人在西安谈论古文、交流学术，常常以文相期。朱书说：“每对知交辄言，入秦得梁质人论古文，又得吴天章论诗，可谓两快。”[21]梁份非常看重朱书对他古文的评价。梁份《怀葛堂文集》刊刻后，集中收录了朱书29条评语，为收录评语最多之人。

朱书与梁份学术旨趣相近，致力于经世之学。在关中，他们就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问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朱书有一篇《封建郡县利害论》的史论，批评柳宗元《封建论》，认为封建、郡县皆有过失，郡县之祸甚至超过封建。梁份认为这是“经世实学”[22]，但对朱书的观点却有疑问。于是，朱书贻书进行了解释。梁份这次入秦，还游历了甘肃、青海等地，考察边塞。他根据这次考察的经历，写成了《西陲亥步》《西陲图说》《西陲今略》三书，并请朱书为之序。朱书这篇序文对考证《秦边纪略》的版本源流具有重要价值。

梁份以古文辞名于世，自言不善于诗，作诗较少。但是，他却将自己的诗稿交给朱书整理，并请朱书作序。朱书读后，感慨说：“予览之卒业，掩卷高诵，畅怀不自禁也。梁子诗镵刻峻削，严整峭拔，时如孤鹤唳天，秋风萧飒，此岂世俗所能掇拾邪？”[20]从朱书的评价看，梁份的诗很有特色。与朱书、梁份同寓张霖幕中的吴雯，善于写诗，也称赞梁份的诗作。可见，梁份并非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善于诗。梁份以己之短，视之于朱书，说明梁份看重朱书对他的诗作的意见，也说明两人友谊之深厚。

另外，梁份与朱书一样，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增强了彼此之间的思想共鸣。梁份是遗民圈中的代表人物，“尚气节，有经济才，终身不乐仕进”[23]。朱书本算不上明遗民，但受其父的影响，其遗民情结并不亚于真正的遗民。朱书长期隐遁山林，不入科场，还曾与友人拜谒过明孝陵。梁份也有谒明陵的经历。康熙四十二年正月，他不顾年高路险，徒步前往昌平拜谒十三陵，并撰成《帝陵图说》一书。清初，谒明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明遗民缅怀前朝的重要方式。梁份克服重重困难前往昌平拜谒明帝陵，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了他那份浓重的遗民心绪和帝陵情怀。事后，他还致书朱书，介绍谒陵经过，共同缅怀这种遗民情结。

四、朱书与张霖

张霖（1656—1713)，字汝作，号鲁庵，晚号卧松老衲，直隶抚宁人。其父自抚宁徙居天津，以盐业起家。张霖承父业，家益饶，为长芦豪商之冠，性素任侠好士。康熙二十年，由岁贡授户部主事，历官兵部郎中。三十一年，出任陕西驿传使，后历任安徽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云南布政使。四十年，缘玷辱官方，落职而归，从事旧业如故。四十四年，又遭弹劾被逮入狱，逾七载竟卒。著有《遂闲堂集》，今散佚。

张霖家有资财，曾在京师郊外构建一亩园，广延天下名流，从无辞客之例。朱书与张霖极有可能相识在一亩园，时间在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四十一年，朱书回忆说：“书从公（指张霖——引者注）游十年于兹矣。”[24]往前倒推十年，则二人相识当在康熙三十一年。

朱书与张霖之交游，并不在张霖对朱书文学创作产生直接影响，而是对朱书创作水平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张霖对朱书的才华很赏识，赴陕西任职之后，聘请朱书担任其幼子张垣的经师，朱书乃有游秦之役，其时在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此后，张霖先后升任安徽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朱书也跟随在幕中，前后约有五六年时间。朱书一生喜游历，而其游秦、游楚、游豫、游闽、游赣皆与张霖有关。可以说，张霖成全了朱书的游历之志，丰富了朱书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其友人张符骧所说：

会字绿《杜溪文钞》成，予读之而叹曰：“是得于江山之助者多矣。”震川自恨足迹不遍天下，不得奇功伟烈书之，而昔人称太史公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荡有奇气。字绿有史公之奇，而无震川之恨，其必传于后，何疑也。……字绿既博通掌故，又继之以周游，故其为《癸壬录》，具见朱氏治忽之迹，而出其绪余，汇为斯钞，亦皆根极体要，绰有发明[25]。

张符骧说得很明确，朱书的古文成就得于“江山之助”。可以说，朱书的《游历记》《癸壬录》《闽游诗》等著作就是直接得益于游历。

朱书与张霖的交游，还为朱书搭建了广泛的人际交往平台。每次游历，朱书都结交了很多当世名流，入秦得交梁份、吴雯、李颙、张翚、王源、昝茹芝，驻皖得交査慎行、杨宾、费密、汪撰，游闽得交梅文鼎、査嗣瑮及许遇、张岩等闽中名士。朱书与这些文学名流、学术大师往来密切，自然有助于朱书学术素养的提升。康熙四十年，朱书决定重应举业，自故乡北上京师。秋冬之际，抵达天津，住在张霖家里。张霖在天津构建园林别业甚多，如遂闲堂、一亩园、问津园、篆水楼等，知名之士皆聚其家，一时宾客如云，诗人汪沆曾赋诗记其盛况。诗曰：

吴绫洒遍湛园墨（姜编修宸英），越绝歌残秋谷词（赵宫赞执信），更有莲洋老征士（吴雯），垂虹榭上日题诗（垂虹榭在张氏一亩园，张氏倾赀结客，前辈若梅定九、朱竹坨，查初白、查浦、朱字绿及姜、赵诸公咸主其家，时人有“小玉山”之目）[26]。

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张氏别业中才子名流翰墨雅集的盛况，各方才人荟萃于此，饮酒赋诗，挥毫泼墨，可谓占尽春风。此时，朱书正客居张霖家，是园中常客，必然能够结识这些名流。因为张霖的缘故，朱书与其三子张坦、张埙、张垣也成为执交。朱书时文集的刊刻，便得到了张坦的资助。

五、结束语

著名文人学者之间的交游，客观上营造了一个高端学术交往圈，为彼此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在交往中，他们开阔了学术眼界，丰富了创作题材，交流了创作理念，他们在学风、文风、诗风上相互影响，形成群体效应，进而影响到清初文坛、学术圈。由上所述可知，朱书与友朋的交往，对他的古文创作、学术研究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朱书的古文及学术世界里，石颂功是其师长，对其古文创作有引领作用，对其学术研究有启蒙作用；戴名世、方苞是其同辈友朋，他们对朱书古文的褒奖，极大地提升了其声名。朱书与梁份之交往，亦师亦友，二人都长于古文，致力经世实学，加上共同的遗民情结，很容易引起彼此情感与思想的共鸣。在朱书的交游中，张霖作为豪商、官僚，不仅在物质上给朱书很多帮助，而且成全了朱书的游历之志，丰富了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张霖无形中为朱书搭建了广泛的人际交往平台，对其古文与学术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总之，当我们考察朱书的古文创作和学术研究时，不能不考虑到与上述诸人之交游及其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