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心态

2018-01-02 00:09袁春艳
祖国 2017年22期
关键词:暴政

摘要:明末士子出现“集体性思想瓦解”,投降、变节者颇多,士大夫的道德底线出现瓦解,这与以往易代之际士人的心态有一定的区别,本文从明朝的政治、思想等方面来解读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明末士人 暴政 王学末流

一、“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

提及明末士人的心态,文学界和史学界比较盛行的是明末两次“集体性思想瓦解”之说。 第一次是在崇祯十三四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起义正进行的如火如荼。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深得人心的“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崇祯十四年始,李自成义军所向披靡,大同、宣化、居庸、真定等地明将皆不战而降,在“天命”和“爵禄”的诱降下,“贼骑未到而池城已空”的情况很普遍。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较为成功地进行了对明朝文武官吏的招降,这是明王朝在极端腐败背景下第一次出现了“集体性思想瓦解”。

第二次“集体性思想瓦解”出现在甲申前后。甲申年初,李自成带领的大顺军分派官员到河南、山东州县,“士民苦明朝苛政,驱逐明官,执香迎导。明地方官也有载牛酒往迎者。”甲申四月末,李自成进京后,“故明成国公朱纯臣、原大学士陈演等率文武官三千余人入贺,具表劝进,承天门未启,均露天坐以侯。而清兵下江南时亦有南明魏国公徐允爵、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奉舆图册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迎降,有名有望的人尚且如此,普通士人更不必论,出仕清廷者与参加清朝科举者难以尽数。甲申之变(1644)前后先后降李与降清的潮流,形成了明末清初士人的第二次“集体性思想瓦解”。

二、武将以首论功,文士任侠使气

“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其中确实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明朝的暴政和酷刑,已为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中说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从朱元璋的剥皮囊草,到武宗(正德)的剥流贼皮制鞍蹬,“每乘骑之”,到烹宗朝厂卫的剥皮、刮舌,至若张献忠、孙可望的剥皮,师承有自,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至于“人相食”的事件在明朝一点都不稀罕。好杀喜暴似乎成了整个明朝社会的性格,也渗透到每个明朝人的基因中,帝王以暴治国,武将以首论功,文士任侠使气,乃至百姓轻生。据统计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之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这固然是多年战乱造成的,但跟嗜杀成性不可能决然没有关系。而明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后,李自成为其祭祀,明臣前去祭拜者竟寥寥无几,而弘光帝朱由崧被俘,解进南京时,百姓夹道唾骂,有投瓦砾者。似乎从这也能找到一些原由了。

三、君王寡德,士人君臣觀念淡薄

明遗民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亡国亡天下”这个说辞对于明朝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也难怪明末清初士人在个人出处问题上表现出十分复杂的心理。历仕南明唐、桂二王的御史钱邦芑将明臣在甲申之变时的反应分为四等:一曰殉节之臣,“旌忠也”;二曰遁迹之臣,“美名哲也”;三曰受刑之臣,“志辱也”;四曰受职之臣,“志污也”。明朝遗民与以往易代之际的士人的心态有很大不同,明殉节之臣似乎异常的少。明遗民归隐的倒有不少,但多数持观望态度,能终隐一生的也是寥寥,多数是“被迫”出仕或者出试。“由明入清的士人对出世的态度也较其它朝代遗民显得相对宽容。他们不但坦然与出仕清廷的官吏交往,对来自清廷的荐举很少有以死相抗的,而绝大多数是做出了让步。”至于受刑之臣,如陈子龙、夏允彝、史可法等抗清英雄,也是屈指可数。明遗民更多的是受职之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居官清廷是做出丰功伟绩,还是心存耿介,滥竽充数,都已被历史定为“贰臣”。

不是明遗民君臣观念太过淡薄,而实在是明君“寡德”。王夫之说,“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兴亡之修短有恒数,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晋,上虽逆而下固安,无乃不可乎!”这层意思,似乎非遗民所宜言,王夫之却坦然言之。

四、王学末流影响深远,士大夫的道德底线瓦解

明朝王学末流也对明朝遗民的思想产生消极影响,刘勇刚先生在《关于明末士大夫名节与党争的若干反思》一文中深刻地分析了王学末流对于士大夫名节观念的影响。他认为“明末王学末流‘无善无恶的心体说,极大地消解了士大夫的名节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并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恶化。”可以说王学末流从思想上瓦解了士大夫的道德底线,为他们投降清朝提供了理论依据或者说借口。

但入清以后,无论明遗民的态度如何,那些忠君观念深植于心的降附清廷者内心充满着挣扎与矛盾、自责和忏悔。如钱谦益、吴梅村、李雯等人都因出仕清朝而终身忏悔,最后在自责与愧悔中去世。侯方域的内心里也一直存在“仕”与“隐”,“明”与“清”的矛盾,最后终于在清廷的逼迫下参加了清廷的乡试,而丧失大节,由于内心的悔恨,37岁便郁郁而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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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勇刚.关于明末士大夫名节与党争的若干反思[J].学术论坛,2005,(01).

(作者简介:袁春艳,硕士,河南护理职业学院,中国古代文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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