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工作中过度刑法化现象及对策分析

吴文意

摘 要：国家权利合法性是保障每一名公民自由与权利，公民犯错，国家对其处罚要有正规化的根据。而过度刑法化是我国社会治理工作中的一种病态，反映在司法、立法多个层面上，如果我国在社会治理工作中，长期处于过度刑法化，会削弱了刑法的公众认同性，进而阻碍了社会发展的创新。对此，本文着重分析过度刑法化的概述，论述社会治理工作中司法解释与刑法过度化现象，提出社会治理工作中过度刑法化的对策。

关键词：对此；现象；社会治理工作；过度刑法化

引言

我国刑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局限了人类的本性，为刑罚提供了道义与空间基础。然而，任何与刑法相关的案例，都主张以剥夺公民基本权利为主要内容，在此过程中存在“恶”的本质，故而，形成过度刑法化。过度刑法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权利与公民权利，削弱了刑法的公众仍同性，进而阻碍了社会发展的创新。对此，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国家要减少对刑法的运用，只要是在不损坏国籍利益、公众利益的前提下，部分民事纠纷案件，都要“宽容”态度进行审理，多给人一些自由，减少刑法过度化现象发生，进而才能够发挥刑法学的根本效应。

一、过度刑法化的概述

社会发展需要秩序，人类生活需要自由。只因如此，每一个人都具有自由的权利。如果说自由是人类生来就应该具备的权利，那么任何人或者组织都不能够对人进行惩罚与裁判，而惩罚也是我国刑法中的主要内容。因此，刑法学在教育学呈现时，要注重其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属性，研究国家对公民强制力的正当性问题。法律虽然是社会制度化下的产物，但是其在社会治理工作中，不能够过于制约人类的自由，那样会形成过多刑法化。过度刑法化是指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刑法并没有遵守与社会规范与其他法律的界限，越过刑法合理的功能。过度刑法化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其是国家在社会治理工作虹权力体系的越位体现。我国刑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局限了人类的本性，为刑罚提供了道义与空间基础。然而，刑法主张以剥夺公民基本权利为主要内容，在此过程中存在“恶”的本质，因此，国家在对人的处罚上很少、减少运用刑法。基于此，当前刑法被视为对人的处罚最后一道环节。而刑法过度化是对刑法观念的背弃，会引起社会治理风险，使人们难以接受。可见，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刑法学的运用不易过度，要适合、适中，进而才能够发挥刑法学的根本效应。

二、社会治理工作中司法解释与刑法过度化现象

司法解释与刑法过度现象。自我国刑法修订以来，司法解释颁布的“两高”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取得良好的作用，进而统一了我国刑事案件办案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前司法解释的条文也超过了刑法学的条文，而众多的司法解释无疑增加了国民预测的的难度，还使司法办案人员在案件办理中无所适从，不能够该运用那一种司法解释去看待案件。在司法解释中，较多的司法解释低估了司法人员理解刑法的能力。比如：2000年时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审理拐卖妇女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与刑法第240条规定相一致，规定拐卖儿童、妇女罪中，对“妇女”的解释。其指出：拐卖妇女罪中“妇女”，不仅包含中国籍的妇女，同时还包括无国籍、外国籍妇女。如果被拐卖的妇女没有身份证明的，也不影响对罪犯的处罚。根据这一思维，刑法中的232条相关于故意杀人罪也要这么解释吗？在我国刑法中指出，人，既是中国人，同时也包含外国人、无国籍的人。

刑法过度化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也在适当的调整与完善，指出：只有是在不损坏国籍利益、公众利益的前提下，部分民事纠纷案件，都以“宽容”态度进行审理。例如：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立法认为：劳动者的报酬相关于其生存及社会稳定与基本人权。任何组织、机构拖欠劳动者报酬，就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有甚者会引发社会诸多矛盾。对于该罪的正当性，许多法学研究者都存在不同的见解，梁慧星指出：运用刑法打压机构、组织、单位、企业欠款行为是不妥的，将老板判处几年刑，之后企业会垮掉，很多劳动者会失去工作，这样的处罚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站在立法的视角，去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帮助劳动者讨回薪资。这种观念并没有被相关机构采纳。由此能够看出，刑法过度化的体现。

三、社会治理工作中过度刑法化对策

（一）贯彻刑法最小化原则

社會治理工作中，解决过度刑法化，要将最小化原则贯彻到刑法中，强调公民有不被犯罪化权利，国家权利与法治公民权利决定公民具有不犯罪权利，我国刑法上明确了“法益侵害原则”与“伤害原则”等基本犯罪化原则。伤害原则在我国刑法中被称之为严重伤害危害性原则，也就是构成这项犯罪的基础，是罪犯对社会发展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文认为，刑理论与实践持续保持传统刑法犯罪本质上，在考查罪犯是否具有严重危害社会行为，要重视公民不被犯罪权利，国家要对犯罪化行为承担证明责任。因此，在讲解过度刑法化中，要尊重罪犯不被犯罪权利，将最小化刑法原则贯彻到其中，对罪犯从轻发落，尊重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刑法治理最小化

社会治理工作中，要将刑法治理最小化渗透到刑法体系中，关注刑法对普通违法行为的处理情况。事实上，一个较为健全的立法者不可能为制定公众不能够完成的法律规定，同时有可能去制定司法机关不能够实现的法律规章制度。例如：在经济转型期间出现的普遍性、规模性的犯罪行为，我们都能够意识到这种犯罪对国家、社会发展具有危害性，但由于这些犯罪行为数量、规模较大，如果都处罚了会出现一些不平的声音，会使大众抵触法律，削弱刑法的力度。然而，国家法律采取选择性治理、打击，运用杀一儆百的方法，就能够震慑住其他民众，会减少社会混乱现象，会使那些想要犯罪的人们收起自身违法行为，进而可以解决过度刑法化对社会发展、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刑法被视为对人的处罚最后一道环节，而刑法过度化是对刑法观念的背弃，会引起社会治理风险，使人们难以接受。对此，新时期下，只要是在不损坏国籍利益、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刑法学的运用不易过度，要适合、适中，进而才能够发挥刑法学的根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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