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匪剧反面角色塑造之发展流变

摘 要：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政治经济背景，它的文化呈现了与内地迥异的风貌。香港文化在上世纪80、90年代对整个亚洲都有深远的影响。以TVB为代表的制作机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港人奉献了大量具有本埠风情的影视剧。香港文化中特有的"市民色彩"和"小人物情结"在这些作品中丰满地呈现，是香港文化的精髓部分。而警匪剧作为其中港剧的一种，风格显著，受欢迎程度高，30多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其中不乏脍炙人口、质量上佳的作品。在香港警匪剧当中，人物性格鲜明，剧情节奏明快，极富本港特色。本文旨在以近30年来香港地区播出过的警匪电视剧作为研究对象，梳理香港警匪剧的历史发展，着重研究香港警匪剧中对反面人物的刻画，反面人物塑造的风格及流变，分析其在反面人物塑造过程中的得失，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香港；警匪电视剧；反面人物形象；流变

从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电影业进入黄金时期，香港警匪片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同时藉由电影业的东风，香港电视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种各样题材的电视剧大量涌现。而港剧作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其浓厚的市民趣味，跌宕的情节，丰富饱满的人物塑造，与当时高速发展的香港经济相互呼应，充满了勃勃生机，吸引了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内陆观众的眼球，成为引领一时风尚的潮流。时至今日，虽然港剧由于种种原因走向没落，但剖析港剧的渊源及风格，仍对当今的国内电视剧市场有参考意义。本文梳理了香港警匪剧的发展，从警匪剧反面人物设定出发，剖析港剧兴衰之谜。

香港警匪电视剧大概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萌芽到成熟。大致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二十世纪以来的三个阶段。三十多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拍了八十多部警匪电视剧85部，合计1919集。港人文化，浸润着浓厚的市民趣味。而电视剧，由于其以家庭为主的传播方式，受众特点，更加有着天然的市井气息。港剧善恶对立，曲折跌宕，人物形象生动，尤其是剧中对反面人物的塑造，有着港剧特有的风格特征及发展变化。

从戏剧理论来讲，戏剧的高潮的制造必须通过矛盾冲突表现，矛盾冲突的高潮叠起通常通过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不断交锋完成。反面人物是故事重要矛盾源，是让故事情节戏剧化的关键因素，是警匪片中“对手戏”的重要角色，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同时，反面人物塑造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剧情的精彩程度。

从警匪剧发展的时间维度看，香港警匪剧历经三十多年，反面人物的身份从面目模糊的无名之辈发展为到在剧中个性鲜明的主要角色。从电视剧文本看，表现在反面人物的最终命运，从一开始简单的正义战胜邪恶，脸谱和公式化的情节设定转变为更加关注人性，充分考虑人性的复杂，反面人物的塑造更加真实可信。这一发展变化既有时代的烙印，也是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

一、香港警匪剧的早期发展阶段及反面人物塑造

香港这个从殖民地发展过来的“华洋杂处”的特殊社会环境，作为警匪剧中的常见反派担当，从本土孕育的黑社会，具有国际化色彩，也有本土特色。一直以来，香港警匪电视剧在刻画反面人物时一直紧贴本土香港和社会特点，所以具有强烈的“香港标签”。

1、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警匪剧（见图1）这一时期的警匪剧剧情简单，人物刻画单一，着重表现警察生活。

最早期警匪电视剧对反面人物的描述比较少，反面人物只是零星的出现，而且反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没有联系。早期的警匪电视剧多数是“警察抓小偷”的简单剧情。反面人物形象多是小混混小喽啰，人物塑造手法单一，戏份轻，不是矛盾冲突的主要一方，不能对整部剧情有决定作用，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故事的结构也不严谨，剧情简单，反面人物都是突然出现的，之前没有任何的暗示，结尾也没有交代。没有贯穿全剧。

例如，1982版《猎鹰》，前三集反映警察生活训练，描写警察内部，在《猎鹰》第三集中，主人公在厕所遇到一个可疑的人，发现他把不明物品丢进厕所，怀疑他是藏毒分子，要搜他的身，搜身后没有发现，就放行了，之后没有任何相关的情节。

而其后六年，1988年《狙击神探》加入了罪案现场的勘察，化验指纹，收集证据，对犯罪现场的描写增多，犯罪嫌疑人的出场有了铺垫，剧情相对丰富。例如第一集中鐘sir做卧底时，钟sir同事为了救钟sir的命，对黑帮老大说用性命担保，整个场面气氛紧张，再加上音乐的熏陶，无疑是加重了现场气氛的紧迫感。这一时期还加入了动作片的元素，使得香港警匪剧显得没有这么单调。可以看出，六年后的反面人物在影视剧中的刻画有很大的发展，人物趋向立体丰满。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警匪剧故事线单一，反面人物戏份少，没有贯穿整部电视剧。

2、反面人物在剧中多为无足轻重的角色，身份大多为一些街头小混混，靠外部特征和演员表演来塑造反面人物。

在这一时期，剧中反面人物代表与正面力量对抗的一方，在形象刻画、心理描写等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香港警匪电视剧中对反面人物的塑造，既要符合“审丑”的要求，又要符合“邪不胜正”的价值取向。因此，反面人物的结局往往最终以“落败”告终。而如何达到这样的目的，是从外部特征和演员类型来着手的。

借由外貌、语言、行为，经常反派角色的演员来塑造反面人物。这一阶段的反面角色外貌特征多数丑陋、凶神恶煞。如《叛逃》第1集开始出现的几个菲律宾人，样子凶狠，不用借助剧情，观众一眼就能识别人物身份；体现在语言上，大多使用江湖语言、脏话连篇。行为特征泽举止粗鲁、打打杀杀。这些显著的外部特征给观众以明确的提示，使观众一目了然，但有脸谱化的弊端。

另外一个特征则是选用具有特色的演员。反面人物“审丑”的特点，决定了反派演员选择的特殊性。早期香港警匪电视剧的反派角色是直白型，多数选择长相较特殊，一眼看去就是“坏人”的演员。在港剧的发展中，有许多优秀的演员，扮演了深入人心的反面角色。例如反派“专业户”——“奸人坚”石坚，满脸横肉的“黑社会大哥”——大傻成奎安等。

这些依赖于外部特征来塑造反面人物的手段，使得反面人物平面化、脸谱化，不能深入人物内心，是早期香港警匪剧反面人物塑造的主要缺陷。

二、中后期的警匪剧及反面角色塑造

1、90年代警匪剧（黄金时期）特点：剧情相对丰富，情节更为曲折，警匪冲突更加激烈，矛盾更加多样。反面人物刻画较之前丰满，开始有了比较复杂的内心世界，如《刑事偵缉档案》中的郭霭明饰演的蓝嘉文，先善而后反转为恶，都有较为充分的铺垫及较为合理的人物发展逻辑，显得真实可信，且充满张力。但总体而言还是侧重对警察正面形象的塑造。而在题材方面，由于处在回归前夕，香港黑社会猖獗，社会动荡。故采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视剧有很多，电视剧具有了相当的纪实风格。如《刑事侦缉档案》《O记实录》等，都借鉴或改编自真实案件。

2、第三阶段（回归之后）警匪剧发展

对多年来一直处在特殊政治环境中的香港地区来说，“远离政治、深入生活”是不少港人秉承的处世哲学，这样的理念也对港产的文艺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平凡人平凡生活的关注，尤其是本埠小人物的关注，是近几十年来港产文艺作品中最醒目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对小人物的高度关注，深入到小人物内部描写。如《使徒信者》《陀枪师姐》中的主要角色丁小嘉（佘诗曼饰）、娥姐（关咏荷饰），这些女警一反以往英勇无畏的警察形象，而是更具有了市井小人物的真实缺陷，从而更为观众所喜爱。同时，结合香港回归的大背景，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卧底题材大量出现，反应了港人回归之前，身份不明的惶恐心理。而在剧情设置及题材选择上，结合回归前后大时代背景。加入集团式犯罪，国际化犯罪集团等元素。拍摄手法多元化，拍摄资金及技术因素加持，使剧集画面质感提升。同时，由于国内外电视剧产业的发展兴盛，对香港警匪电视剧的造成冲击，香港警匪越来越注重剧集的质量，这一时期剧集少而精。越来越符合受众需求。

3、中后期警匪剧反面角色塑造

中后期反面人物形象塑造注重对反面人物的细节描写，戏份比早期人物要多一些，正反对立变成了矛盾冲突的主要方面，对整部警匪剧剧情有决定性影响，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故事的结构严谨，剧情环环相扣，反面人物出场有铺垫，有明确的暗示，正反人物对立冲突贯穿全局。

中后期的反面人物演员的选择上更趋于多样，可以是样子凶狠的，也可以是温文尔雅的，从外形到性格，从早期的单一到多样，从平面到立体，无疑是对反面人物形象的进步，体现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也能看到香港警匪电视剧的反面人物在创作中逐渐走向成熟。尤其在后期（香港回归之后）的警匪剧中反面人物有自己的性格，和正面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物出场有铺垫，不再是简单的穿插；警与匪是矛盾冲突重要方，是对立面，反面人物有时还对剧情发展有决定性影响。例如2011年的《潜行狙击》，从剧情开始到结束，当中都是围绕着正邪两个角色来展开的。剧情前期反面人物大量的铺垫，反面人物跛co如何从富二代变成“地底泥”。和主人公laughing从哥对抗到合作，再从“地底泥”变成黑社会大哥，再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警匪剧剧情发展再也不是讲单调的警察生活，而是把重心转移到怎么塑造一个成功的反面人物身上；剧情再也不单调，故事严谨，环环相扣，正反人物矛盾冲突不断，高潮迭起。一个典型反面人物塑造的好，成为全剧收视大卖点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近年来的剧集中，反面角色的塑造，更加人性和立体，添加了好多“硬件”和“软件”，“硬件”是指反面人物所具有的特征，例如性格脾性、经历、身心创伤等。“软件”是指社会地位、金钱、权利等。近几年的香港警匪电视剧，《潜行阻击》在反面人物上塑造得成功，《与敌同行》和《忠奸人》也是其中几个收视率比较高的警匪电视剧。而创下较高的收视率是因为影片把反面人物当成核心人物来创作。与早期的反面人物只是影片中的配角，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有很大区别。反面人物做主角已成为香港电视剧发展的一个潮流。

三、香港警匪剧中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流变

香港警匪剧的反面人物的塑造，从早期的单一平面到后期的立体丰满，总体来看，呈现了两个发展趋向

1. 反面人物的一恶到底

是指反面人物在剧中流变的过程，犯罪越来越不择手段，而且大多是“大奸大恶”的人。这类型反面人物其结局有两种。第一种，也就是香港警匪电视剧中最常见的结局，所谓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周旋之后，将嫌疑人绳之于法。第二种，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无法缉拿归案。

反面人物趋恶的意义：从收视的角度看，观众往往带有猎奇心理，吸引观众收看，让观众有联想。警察的职业比较神秘，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真正的罪犯；从社会文化及传统伦理的角度看，警匪电视剧需要以抑恶扬善，邪不胜正的结局带来警示，警惕濒临犯罪边缘的人；从整部电视剧的角度看，丰富了剧中的反面人物类型，从而使剧情戏剧化，更有“有戏”。反面人物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为之后警察破案增加难度，更有“看点”。

2.反面人物洗心向善

反面人物向善，是指反面人物在剧中发生转折变化的过程，反面人物突然良心发现，为自己所做过的坏事忏悔。例如是自首或者为社会作贡献。在香港警匪电视剧中出现反面人物趋善的类型并不多见。反面人物趋善，很多都是根据剧情需要。在警匪片中，有一类“小奸小恶”的人就要表现出趋善，丰富了反面人物类型。坏人并不是“一坏到底”，也使剧情峰回路转，更加富有戏剧性。

反面人物向善的主要原因是感到自身行为遭到良心谴责，也就是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因果报应”，所以停止了犯罪，金盆洗手。这类人可分三种结局：第一，反面人物为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人做一些弥补的事情，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些；第二，反面人物犯罪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后，出狱后从此金盆洗手，远离江湖；第三，反面人物出狱后利用以前的影响力造福社会，洗清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孽，这是反面人物向正面人物一种质的变化过程。

反面人物终于向善的意义：中华文化注重纲常伦理和传统道德，相信善恶有报，香港文化继承这一传统。剧中反面人民的洗心革面，终于改邪归正，符合观众的心理需求。从戏剧结构上看，也是封閉式、大团圆结构的需求。

香港电视剧，承袭了中国传统文艺作品的劝世警世的艺术劝导传统，有着文以载道、春风化雨的自觉艺术功能。扬善惩恶、重视伦理道德，劝人向善的教化功能在电视剧中有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在众多的“港剧”中，警匪电视剧是“一枝独秀”的剧种。从80年代初开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高潮，再到新世纪以来加入多种元素，使香港警匪电视剧更加丰富。香港警匪电视剧不但符合那个年代观众的审美和收视需求，而且通过大量反面人物刻画，反映了那个时代香港黑社会的历史和“真实面貌”。

香港警匪剧的发展变化渗透着时代的因素，有着深刻的港人文化的特征，同时也要看到，香港警匪剧在新世纪新时期新的历史环境下还有更深广的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提升。同时也要看到，在香港警匪剧的反面人物塑造方面还存在某些痼疾，需要进一步提升，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越来越多元和复杂。影视作品中反面人物不再是刻板僵硬的脸谱化形象，而是越来越立体、饱满、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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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红霞 （1974.08—），女，汉族，山西长治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教师，电影学硕士，研究实习员，从事文化产业管理、文学、电影学等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