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罗斯福政治哲学论析

邵晓秋　韩锡玲

摘 要：罗斯福政治哲学的产生既是美國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内外需求的产物，也与他的个人际遇不无关系，还受当时的国家主义思潮的直接影响。罗斯福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他特别强调美国总统权力的重要性。罗斯福政治哲学既顺应了20世纪初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需求，又对美国未来及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自罗斯福总统之后，历届总统权势增强，其权谋不但为后继者们如法炮制，而且其对外扩张政策也被后继者们奉为圭臬。

一、罗斯福政治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个人际遇和思想根源

罗斯福政治哲学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产物，既与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内外发展需求有关，又与他的个人际遇不无关系，还与当时的国家主义思潮直接有关。

1.时代的需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党魁、财阀试图继续沿用多年来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国际上，随着新老帝国主义的矛盾加剧 ，抢夺殖民地与海外市场的竞争日益频繁，如继续任由“国会政府”主导美国对外政策，根本无法满足资本的海外扩张需求。为顺应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内、国际需要，通过扩大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力，对内加强国家事务的干预力度，对外强化美国国家整体意识，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罗斯福当政时，美国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美国在19世纪末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的横征暴敛愈发恶劣，这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抗。

内战后，美国生产集中迅猛发展。1873年的经济危机，更是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中小企业的破产，垄断卡特尔出现。 1893年经济危机后，美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波大规模的企业兼并浪潮，到1898年，托拉斯的发展模型基本定型，发展强劲。据统计，1904年1月，美国已有445家大型托拉斯，其中7个特大的工业托拉斯吞并并支配了1528家企业的生产与经营。

在托拉斯的发展过程中，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互渗入，形成了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垄断统治。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库恩—罗比财团、波士顿财团、芝加哥财团、梅隆财团、杜邦财团等左右了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在政治上，他们的博弈愈演愈烈，常通过政治权力制定更符合它们各自利益团体的经济政策。地方上，他们操纵地方议员、县长、市长、州长的选举，纷纷推出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同时，财阀们出钱出力扶植美国国会议员；这些当选议员也投桃报李，在国会山提出偏袒自己利益集团的法案。

随着美国社会财富的迅猛发展，众多腐败问题也潜滋暗长，尤其是一小撮财富集团攫取了大部分社会发展的成果，广大的普通民众依旧步履维艰，童工、女工、城市平民的生活更是难以为继：众多下层民众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根据统计数据，截止到1890年，比例仅占美国家庭总数十万分之十六的最富裕的家庭却占有了美国财富的千分之九十六。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财阀急需拓展美国资本的海外市场。通过美西战争，美国跻身世界军事强国之列，美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攀升，必然伴随着扩张野心的急剧膨胀和海外需求的猛增，从而加剧了与世界列强的矛盾与冲突。为了更有效地满足资本利益，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矛盾，总统权力的扩大也势在必行，因此，罗斯福政治哲学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

2.个人际遇

1910至1912年期间，罗斯福与威廉·塔夫脱的决裂以及共和党的分裂，为罗斯福政治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塔夫脱是罗斯福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就任之初虽然他也提出要继续执行罗斯福倡导的各项政策，但是，他很快就换掉罗斯福留下的内阁成员，背离了罗斯福制定的内政方针，促成了共和党保守派的得势，这使当时远在国外的罗斯福非常失望。1910年罗斯福回国时，共和党内的反叛情绪已呈白热化状态。除南部外各地共和党人都对塔夫脱不满，拉福莱特正酝酿成立共和党进步派全国联盟，而塔夫脱却愚蠢地把罗斯福与党内的反叛活动联系起来，由此导致两人的彻底决裂。罗斯福为会合共和党内的进步派人士，便将塔夫脱赶出白宫，自己树起了“新国家主义”的旗帜。由此可见，罗斯福政治哲学的产生与上述特殊的经历直接相关。

3.思想根源

罗斯福政治哲学的产生还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自19世纪末期始，约翰·B·克拉克、西蒙·帕顿等知识分子开始批判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政府对国内事务进行干预，加强政府管理。身处那个时代的罗斯福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罗斯福的追随者克罗利在《美国生活的希望》中指出：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是重建社会，而不是恢复旧状态。他认为改革的关键问题是扩大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他把这一思想冠以“新国家主义”之名。罗斯福不仅直接采纳了这一名称，而且还请克罗利起草了奥萨瓦托米演说的第一稿，因而可知罗斯福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二、主要内容

罗斯福关心的首要问题即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他深知当时美国政府的不适宜性，提出立法、行政、司法“ 最近40年来都跟不上颇为复杂的工业发展”。他入主白宫，看似“偶然”，其实是历史的必然。罗斯福一向是联邦主义分子，自林肯政府以来，中央权力式微，罗斯福早就对此耿耿于怀。他主张增强行政部门的主动性，使政府成为实际改善全国社会和经济的有效机构。尽管他起初并不钟情于政治，而是把精力投入他所钟爱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但他眼看着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岌岌可危，唤起了他内心拯救资本主义的勃勃雄心。如果说1881年，他确实是有点勉为其难地参与了竞选纽约州议员的政治活动，那么他以后的所有从政生涯却是他殚精竭虑的结果。第一次从政，他就对资本主义的堕落与政客的腐朽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对他们不知维护资本主义的信条深恶痛绝，说他们“邪恶、愚笨，看起来像恶棍而又明显不知悔改”，即使这些政客中“有些善意”，“但却少得可怜”，他们习惯于“八面玲珑，巧舌如簧而又诡计多端”，虽然他在首次从政后也信誓旦旦地说过“不要以为我今年之后就会投身政治，我不会的”，他还说他对从政的第一感觉是“蠢不可及而又单调乏味”，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所说不谬，但这只反映了他对与这些尸位素餐、极端自私而又不顾及资本主义整体利益的政客们共事的厌恶，但并不排除他愿意与那些同他抱有同样信念者并肩作战，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可是飞快地，他就成了他一向鄙视的议会里驾轻就熟的演说者，三年内他就把政党规则凌驾于公共道德之上，五年内为了竞选纽约市市长又复如此。罗斯福投身政治，学习并驾驭政治，因为他太热衷权力了”。后来他也解释说他介入政治只是因为他想把公正无私的品德带入政治生活中。罗斯福这里自诩把“公正无私的品德”带入政治生活中，如果我们不去计较他所谓的“公正无私”的阶级属性，仅考量他担任总统以来的历史事实的话，这话充其量也只说对了一半，他的另一半就是扩大总统的行政权力。

罗斯福坚信“好的政府必须依赖好的管理，行政权力应该成为政府的核心”。罗斯福自入主白宫的那一刻起，就为自己制定了三个目标：确定党内权威，确定总统权威，确定中央权威。他为获得权力而高兴：“我不在乎权力的形式和表现，我关心的是使用权力，这才是关键。”在他的自传中，他也对总统权力进行了这样的内心独白，他坚拒采纳这样的主张，即总统除非获得特别的授权，否则即使对国家十万火急的事他也会袖手旁观。他坚信不疑的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做任何事情不仅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职责所在，他并未超越权力，但他确实扩大了行政权。

大公司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改革所触及的一个焦点。罗斯福曾反复指出，巨大的经济联合体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但大公司往往行为不轨，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加强管理与监督。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行政管理委员会，以对大公司实行建设性的管理。对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他认为该法缺陷甚大，力图禁止一切联合，而实际上绝无可能。由此不难看出罗斯福对大公司的厌恶之极以及企圖对大公司加强管理的坚强决心。

三、评价

第一，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18世纪至19世纪，因政治、经济、政党等原因，美国三权分立的重心向国会倾斜，国会在国家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南北战争以后，国会的势力急剧膨胀，形成了所谓的“国会政府”。

19世纪末，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气候迫使多年来以国会为重心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必须向以总统为重心的权力架构转移，这样方能服务于美国的发展大局，罗斯福正好迎合了这一历史的必然规律。罗斯福熟谙美国三权分立历史与美国宪法，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大肆扩大总统权力，和国会与法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开展了一系列扩权斗争。

罗斯福在任的七年半内，苦心孤诣地多方面扩充总统的行政权力，从亲自调节罢工，树立联邦政府成功调解劳资纠纷的先例，到司法部的权力扩充，再到与国会党魁们的权力博弈，等等，这一切权力扩充动作看似是一个个孤单的个体行为，其实它们几乎是交叉进行、相伴而生、相得益彰的一连串权力扩张举措，贯穿了罗斯福的整个任期。总而言之，与以往相较，罗斯福治下的美国政府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自由放任政策，开始积极地介入社会事务，使联邦总统成为美国的“联邦总管”。

第二，自罗斯福总统之后，历届总统权势陆续增强。长期以来，由于美国历史、现实等多种因素，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重心向国会倾斜，迟至19世纪末依然如此。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三权分立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进入以总统权力为重心的时期，“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形成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关系新格局。这一格局一直保持下来，至今未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一显著改变，主要肇始于西奥多·罗斯福的权力扩张行为。罗斯福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而他的历代继任者，在他的基础上加强了国家行政权力对托拉斯的管理和加剧了国会的权力斗争。罗斯福的谋略技巧在他的权力扩张行为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权力驾轻就熟的技巧常常被他的后继者们津津乐道。罗斯福在任期间为美国的利益，在外交上，对他国“大棒”飞舞，树立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强硬的扩张形象，这一传统一直为美国历届政府所继承并被不断加以推陈出新。

罗斯福不仅事实上为扩大总统权力做出了表率，而且在权力运用的技巧方面也为后继总统们树立了标杆。罗斯福时代，恰逢报纸与通俗杂志正大量发行的发展时期，媒体作用陡然剧增。罗斯福是第一位充分认识到媒体作用的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位认识到政府与媒介沟通的重要意义的总统，因此在任期间，罗斯福总是不厌其烦地借助媒体的力量，或邀请记者座谈或公开发表激情洋溢的鼓动性讲话，设法唤起民众的支持以或给予反对者强大的震慑力，从司法部扩权行为到与国会的一系列斗争再到调解罢工等概莫如此。他的后继者们认识到罗斯福在化解政策阻力方面对媒体的巧妙运用，也纷纷群起效仿，塔夫脱、威尔逊、哈定、柯立芝、胡佛这些总统不论个人驾驭媒体的力量和效果如何，但他们在任期间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媒体，并有了不少创新：威尔逊开启了由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惯例，哈定任命了第一位总统演讲稿撰写人，柯立芝则率先使用了广播这一新型媒体，开创了美国总统史上的先例。但柯立芝使用效果与方式不能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日而语。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广播这一大众传播方式方兴未艾，因其在听觉与速度方面有纸质媒体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富兰克林·罗斯福立即意识到它的独特力量，因此上任不久就开始了美国总统史上著名的“炉边谈话”。

罗斯福加强总统对外政策权力的做法及其对外扩张政策被后继者们奉为圭臬。罗斯福是一位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信奉维持世界秩序是所谓美国这一文明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他积极参与了美国侵占古巴和菲律宾的战争。他当政后，他不断加强总统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鼓动美国对外扩张。继任的塔夫脱也秉承罗斯福的政治策略，一方面加强他作为总统的对外权力，另一方面适时地抛出了“金元外交”。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更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良机，大大扩大了总统的外交权力。他的外交，表面看要一改罗斯福等共和党总统的侵略政策，推行所谓的“使命外交”，其实他的这一政策只不过是罗斯福“大棒政策”的翻版。他在任时，除了勾结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还创办和发展了大量教会学校，大肆对中国展开文化入侵；一战期间，美国为了拉拢日本对付德国，不惜偏袒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在拉丁美洲，威尔逊在经济侵略的同时，还武力干涉墨西哥，占领海地与多米尼加，他的行径和罗斯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参考文献：

[1]Susan Previant Lee，Peter Passell.A New Economic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M].New York：Norton，1979.

[2]黄砥中，刘 昕.罗斯福——开辟“美国世纪”的总统[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3]李富民，李小丽.美国总统全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5.

[4]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