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藏族题材纪录片叙述模式

曲桑吉　德吉

摘 要：从20世纪初第一部藏族题材纪录片出现到现在已有漫漫近百年发展历程文章从叙述视角、叙述手法两个维度分别阐释了藏族题材宣传功能纪录片和纪实功能宣传片的叙述模式，由于时间仓促，文章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望广大读者指正。

在文学理论中，叙述模式是指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出一个故事传达者（即叙述者）形象的一套技巧和文字手段。笔者在分析归纳藏族题材纪录片的叙述模式时，从谁在说、怎么说两方面来阐释。

一、叙述视角——谁在说

在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被称为叙述视角。观察同一个事件，视角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事件蕴含的意义也因观察者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解读。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将其分为了全知视角、限制视角和纯客观视角三种。

（1）宣传功能纪录片叙述视角。由于宣传功能纪录片的结构是史实和观点相融，夹叙夹议，更可以直陈观点，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时候可以渗入较强的主观意识和主观色彩。宣传功能纪录片的主题先行和宣传教育的功能让全知视角成为主要叙述视角。

文獻纪录片《布达拉宫》《西藏往事》等宣传功能纪录片，都采用了全知视角，它善于描述规模宏大、线索繁复的作品。全知视角作品的解说词都使用经过高度提炼的总结性话语方式表达，用第三人称作为叙述人称。

（2）纪实功能纪录片叙述视角。20世纪80年代，在“直接电影”思潮引导下，纯客观视角开始运用于纪录片创作中，但由于这种手法拒绝主观参与，创作者的意图很难完整实现，因此，大多数人文类纪录片都采用了限制视角。

《八廓南街16号》这部纯客观视角的作品，影片完全没有解说词和采访，其冷峻客观的风格，留下了许多可供观者思索的空间。影片中有一段为一个偷了东西的年轻女人做笔录的情节。从这个片段，我们在镜头中能看到的是两个人的对话和动作细节，镜头记录这些外在的形态，却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想去探寻他们的内心想法。

二、叙述方法——怎么说

叙述不仅仅是将导演的观察记录下来，是对观察对象认知的表述，叙述方法还是纪录片导演个性化创造力的表现。

（1）宣传功能纪录片叙述方法。画面+解说的“格里尔逊式”是宣传功能纪录片所使用的典型、普遍的讲述方法之一。在宣传功能纪录片中，这种讲述方式解说词凌驾于画面之上，在这样的影片中的我们“只见嘴动，不闻其声”，他们的话语都由解说词代替。除了早期的技术原因外，强制性和主观性的解说在特殊年代符合当时的宣传诉求。

近年来，宣传功能纪录片的讲述方式有了很多新的尝试。一方面，弱化主题，重视文化、历史、社会领域的探索。另一方面，突破“画面+解说”的桎梏，引用“口述历史”、纪实同期声、动画还原场景等新的手段，让专题类纪录片变得有血有肉。

（2）纪实功能纪录片叙述方式。“格里尔逊式”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固化、强化，最终成了最行之有效的经典模式。然而，这种说教的宣传，让画面变得苍白无力，让完全的解说词剥夺了观者的思考力和想象力。

纪实功能纪录片使用限制视角和纯客观视角的叙述角度后，“讲述”开始变得隐晦起来，导演隐藏在镜头身后，除了必要的客观介绍，没有太多的解说，用镜头画面、同期声和讲述者的自我陈述，向观者传递所有信息。

《德拉姆》中，讲述人就坐在自家的客厅讲述着自己年轻时做生意的经历。“当时我已经二十三四岁了，就到这里上门当女婿。到这里时，我的妻子才十七岁，家里有人干活，我就做生意到处走。……”摄影机始终处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位，把空间和时间更多地交给影片真正的主人。

三、结语

藏族题材纪录片作为传媒中具有丰富文化品格的表达方式，拥有实闻实录的特性和独到的艺术张力，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较容易实现民族新闻资源价值利用的突破口，笔者将继续研究，努力为藏族题材纪录片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1]田 玲.《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技巧[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游 洁.电视策划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