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的名义反战

摘 要：不同于传统的反战思想，汉乐府民歌《战城南》没有现实利益的考量，没有政治道义的评判，没有私人感情的纠结，没有个人品德的褒贬，不是站在个人或某一政治团体的角度，而是从“普遍的人”的高度来审视战争，从而得出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判断。此诗因此具有了高度的普世价值。

关键词：汉乐府民歌《战城南》 生命价值 反战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是汉乐府民歌《战城南》。全诗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七句，展现战后战场上悲惨凄凉的景象及与乌鸦的对话。从城南到郭北，尸横遍野。一群群乌鸦在争食尸体，似乎都顾不上鸣叫。诗人看着眼前的惨景，心头涌起了一股悲愤：谁能替我对乌鸦说一声：请你们在吃这些“客”之前为他们叫两声吧，就当是为他们嚎丧招魂了！肯定不会有人来埋葬他们了，他们身上的腐肉绝对不会跑掉的，你们何必这么着急吃呢？“客”是说这些人都是远离家乡亲人的游子，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任由乌鸦啄食的“腐肉”，这是多么令人悲痛的变化！

第二部分四句，描写战场环境。“激激”一般注本都释为“水清澈貌”。这样的注释很奇怪，因为无论是在《说文解字》还是在《康熙字典》中，找不到“激”有此义项。而“激激”在后世诗文中并不鲜见。唐韩愈《山石》诗：“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宋秦观《龙井题名记》：“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一言“水声”，一言“悲鸣”，明确表示“激激”为象声词，急流声。在《战城南》里将“激激”理解为急流声，也更能衬托出战场的死寂。“冥冥”昏暗的样子。一般情况下，“蒲苇”是不会看起来昏暗的，这使我们联想到天空的昏暗，是阴云密布，还是黄昏来临？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让这战场更增加了一份阴森恐怖。“枭骑战斗死”，原来在人的尸体堆中还夹杂着马的尸体。“驽马徘徊鸣”，好像也不忍心离开，在用悲鸣向死去的战士和伙伴致哀。

第三部分五句。“梁筑室”三句，一说是写战场实地情形，在桥上修筑了工事以防守，这恐怕是以现代战争去猜测古人了。前文既说到城南郭北，则此桥梁当距城不远，何必还修筑工事以防守？退守城中远比守桥更容易。若将此三句当作比喻更好一些，比的是“禾黍不获”两句。“君”当指死者，与后文的“子”相同。这两句都用与死者对话的语气，似乎是在为死者辩解：他们的失败和牺牲不是因为胆怯懦弱，而是因为没有粮食吃而无力作战。

第四部分，“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是对战死者的歌颂和怀念。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战争是持厌恶批判态度的，这种态度在古代并不鲜见。“兵者，凶器也。”[1]在先秦，儒、道、墨各家就已经认识到战争对于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破坏，因而不约而同地反对战争。在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直到今天，反战的声音就不断地回荡在诗词创作中。在众多这样的声音中，《战城南》自有它的独特性。

它没有现实利益的考量。汉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写一个人十五岁就去从军，八十岁才得以回乡。到家之后看到的却是“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战争毁掉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温馨的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战争的杀戮以及由战争而引起的饥荒、瘟疫等等、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减少，社会生产力下降，甚至于生者多年都无力掩埋死者。杜甫《兵车行》：“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战争让无数的男人们离开家园走上战场，于是田园荒废，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響。而《战城南》并没有关注战争给活人带来的影响。

它没有政治道义的评判。墨子主张“非攻”，就是要反对侵略战争。基于这种最起码的正义感，诗人们赞成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如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对于天子出于扩张领土目的而发动战争提出了批评。李颀《古从军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认为战争除了牺牲众多战士的生命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战城南》没有对这场战斗的性质进行评判。我们不知道这场战争的双方是谁，谁正义而谁不正义。而诗人自己也没有站在双方中的任何一边。在冷兵器时代，那些遍布城南郭北的尸体应该来自作战双方的阵营。在诗人眼里，他们在失去生命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作为活人的政治身份的标记。这无数逝去的生命应该得到相同的尊重。

它没有私人感情的纠结。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每个人生命的获得和失去，总是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人的死亡，无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是多么必然，都是爱他的人所不能接受的。《战城南》里那些已经成为“腐肉”的“客”们，是不是李白《子夜吴歌》里在“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中盼望“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的那个思妇的“良人”？是不是金昌绪《春怨》里打起“枝上啼”的黄莺儿以免惊扰了甜蜜鸳梦的思妇的梦中人？是不是将如陈陶《陇西行》一样在未来化为一堆白骨之后“犹是深闺梦里人”？我们不得而知。作者隐去了一切情感背景，使得他们只简单地纯化为一个人、一个生命而存在，从而淡化了他们的死亡在私人情感意义上的悲哀。

它没有个人品德的褒贬。时至今日，在众多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中，战争的主角都是双方的统帅，普通的士卒只是镜头前一闪的过客，只是庞大的统计数字中的一个。他们卑微的死与生对于历史车轮的前进似乎毫无影响。他们可以利用的只在于道德价值。屈原《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王昌龄：《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贺：《雁门太守行》：“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人们歌颂这些已死或未死的士兵，将他们树立为道德楷模，只因为他们忠君爱国、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战城南》里士兵并没有如此高的思想觉悟。从“愿为忠臣安可得？”一句可以看出，因为粮食不足，他们吃不饱肚子，因而表现得并不是那么忠君爱国、英勇顽强。作者似乎正是以此来回答前文中战斗失败的直接原因。“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良臣”一词中似乎包含着某种道德判断：这些死者是因为“良臣”才值得怀念。但作者并未叙述这些士兵除了战死之外的其他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因而其作为良臣的意义也仅在于牺牲。而且因为作者并未在交战双方中预设立场，从而使得这个词可以用来称指双方的牺牲者。紧跟着后面的一句“朝行出攻，暮不夜归”则表明，人们怀念他们，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最宝贵的生命被战争所剥夺，这一点对双方的牺牲者也都适用。这样一来，牺牲者对于战争的态度、在战斗中表现出的个人品德、所作贡献等都被忽略，而其中蕴含着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判断终于明朗。不过，“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一句似是以马写人，在“枭”“驽”的称呼中暗寓了褒贬。但即使这样，其中也蕴含着深沉的对死者的惋惜、对生者的同情。在已经化为“腐肉”的“客”们面前，一切生者都失去对其道德评判的资格。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根本意义上的战争控诉者和审判者。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判断这首诗的作者为谁，所写战事详情如何，作者写作此诗的主观意图如何。可也正是因为如此，此诗获得了一种超越具体现实的概括力，从而帮助读者站上“普遍的人”的高度，而不是站在个人或某一政治团体的角度来审视战争和历史。这也正是这首诗的普世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1.

[2]韦昭注.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3：233.

（徐颖瑛 陕西渭南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 714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