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评价与引导途径研究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2018-01-05 06:54
旅游科学 2017年3期
关键词:试点区江源公园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评价与引导途径研究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钟林生周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社区居民通过参与旅游来实现旅游地与社区的共同发展。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重要的类型之一,其空间管理目标对社区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因此社区旅游发展也应与空间管理目标相符。本文从社区旅游发展条件和国家公园空间管理目标的一致性入手,构建了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评价框架,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社区旅游发展条件评价模型。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其74个社区的旅游发展条件评价等级结果,根据功能区开发强度递增的规律,将评价等级优良的29个社区划分为适宜、一般适宜、临界适宜和不适宜4种类型,并结合试点区功能区管理目标提出了社区旅游发展的分类引导途径。

国家公园; 社区旅游; 空间适宜性; 引导途径; 钱江源

0 引言

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是各国出于保护国家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目的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和管理的面积较大的自然区域(Dudley,2008)。游憩利用是国家公园的基本功能之一(Inskeep,1991)。社区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Che,2006;Bhattarai,et al.,2005),分享社会、文化等多重利益(王瑾,等,2014),并能提升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管理事务的能力(周连斌,罗琳,2015)。国外研究者围绕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已开展了较多研究(王丽丽,2009),而我国的国家公园尚处于体制试点探索期,对国家公园社区旅游的研究较少。

国家公园通过空间管理来控制资源利用方式及人类活动强度(刘静艳,孙楠,2010)。作为国家公园内的主要生存群体,社区居民合理发展旅游对于稳定生计和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余意峰,2008)。评价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不仅是理清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保护空间和人文利用空间的技术手段,更对未来国家公园功能配置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构建了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评价框架与模型,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评估其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区旅游发展的分类引导途径。

1 文献综述

1.1 国家公园社区空间管理

国家公园与其社区关系紧密。一方面,社区居民依托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而生存;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有可能干扰生态系统和破坏生物多样性。因此,为平衡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通常按照土地使用强度划定功能区域,并且明确各区域的保护或发展目标(夏友照,等,2011)。同时,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社区预留出“特别利用区”或功能相似的区域,并通过限定人口数量、建筑密度和高度、生产行为方式等进行管理(许学工,等,2000)(见表1)。

表1 国家公园功能分区

资料来源:黄丽玲,等,2007;严国泰,沈豪,2015;Dearden,Collins,1993。

注:因资料获取有限,仅获得3处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分区方案。

功能分区政策在我国保护地管理中实施已久。从技术来看,自然保护区采用的“人与生物圈”的“三区法”(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EB/OL].(1994-12-01)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9/27/content_70636.htm.、风景名胜区采用的“核心景区与一般性景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EB/OL].(2006-09-19)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43258.htm.,以及森林公园采用的“核心景观区、一般游憩区、管理服务区和生态保育区”*国家林业局.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2005-2012)[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的分区方案基本相同。然而,我国保护地的功能分区政策多服务于生态保护或景观游览目标,较少考虑社区发展,并且各功能区空间范围界定不清造成了技术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虞虎,等,2017)。为避免上述问题,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项目中特别明确了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设置“传统利用区”或其他功能相似的区域为社区生产生活预留空间,以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见表1)。

1.2 国家公园社区旅游

社区旅游的核心内涵是将各种社区资源、社区参与统一整合到当地旅游发展体系中,以此促进当地旅游业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徐虹,刘宇春,2014)。国外关于国家公园社区旅游的研究集中在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感知(Arnberger,Schoissengeier,2012)、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Reihanian,et al.,2012)等方面。相比之下,国家公园在国内尚属新鲜事物,相关研究才开始起步。由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强度远高于一般旅游地,因此其社区旅游发展不仅要以社区参与和社区发展为根本目标,还必须满足保护生态这一前提条件。

1.3 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评价

空间适宜性是指一定地域空间内由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基础与潜力所决定的,能够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吴艳娟,等,2016),其评价指标体系多从自然地理条件、生物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政策制度和社会公众维度进行构建,并多采用数理统计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是特定旅游地内旅游发展目标与自然资源、区位条件、旅游产业、地域环境等条件相适应的关系(王学峰,张辉,2013;卢晓旭,等,2011)。由此,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应当是社区旅游发展目标与国家公园空间管理及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关系。目前,围绕社区旅游发展进行的适宜性评价多以经济、环境、文化(何方永,2015;胡浩,等,2012)、制度(丁正山,等,2012)和利益相关者(蒋春燕,等,2009)为主要维度,侧重社区自身利益与发展能力,然而从空间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仍有欠缺。

综上所述,社区旅游发展关乎国家公园、游憩管理者与社区发展的共同利益。其中,功能区是落实国家公园与社区关系的基本单元,空间管理政策则是国家公园平衡利益相关者关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必要对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进行评价,并衡量不同功能区内社区旅游发展条件与国家公园空间管理目标相一致的程度。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框架与评价模型

本文从社区旅游发展条件与国家公园空间管理目标两个维度入手,评价二者相一致的程度,并构建了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评价框架(见图1)。其中,社区旅游发展条件维度包括社区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社区参与旅游的现状两个指标,二者的评价结果加权叠加后可得出社区旅游发展条件的等级。选择评价等级最高的一组作为进一步评价社区旅游发展适宜性的备选单位。另外,国家公园空间管理目标维度为各功能区的空间管理要求,可根据功能区开发利用强度从“严格保护”到“特别利用”的上升趋势逐级划分从“不适宜”到“适宜”的社区类型。

图1 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评价框架

层次结构评价模型是用来评价多层次复杂研究对象的理想方法(侯国林,黄震方,2010)。本文首先根据研究目标构建了包括目标层A、准则层B、因子层C和指标层D在内的层次结构模型。通过构建矩阵A-B来判断模型中目标层A与准则层B的关系(式1)。其中,当Bij>0,Bji= 1/Bij,Bij表示Bi比Bj的重要程度,比值越大,说明越重要;反之Bji≤1,表示第j项指标不及第i项指标重要。其他层次的判断按此方法类推。

(1)

最后,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根δmax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刘红,等,2016),以消除误差。公式如下:

(2)

CI=(δmax-n)/(n-1);CR=CI/RI

(3)

式(2)和式(3)中,δmax为最大特征值根,W为特征值,CI为一致性指标,CR为一致性比率,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2.2 案例区概况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试点区”)是2016年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复的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位于浙江省西部边境(东经118°01′~118°37′,北纬28°54′~29°30′)。该区域是钱塘江源头,拥有全球罕见的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生态安全十分重要。试点区面积252.16 km2,跨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古田山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以下简称“钱江源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钱江源风景区”),以及连接3处保护地的生态区域*资料来源: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数据与资料均来自内部资料《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方案》。(见图2)。

图2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注:试点区边界外标注的社区点表示该社区仅有一部分农用地或林地被划入试点区范围。

此外,试点区所包含的苏庄镇、长虹乡、何田乡、齐溪镇部分区域(含19个行政村、74个自然村,9744人),原属《开化县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试点方案》中的禁止开发区,因此基本保留了地方传统产业、土地利用方式和文化习俗。但同时,乡村经济发展也长期受到限制,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全县经济发展中也位居后列。因此,该试点区是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生态安全重要性程度较高而社会经济水平不高的典型代表。

2014年以来,开化县政府以“生态立县”为发展战略,取消了各乡镇的GDP考核,还明确将生态旅游和休闲养生作为乡村重点发展产业。尤其是,在古田山保护区、钱江源森林公园和钱江源风景名胜区的品牌效应下,试点区旅游发展的基础较好,居民参与旅游的意愿较高、能力较强,对居民脱贫与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试点区设立后重新划分了空间区域参照国际国家公园惯例,根据其保护对象的敏感度、濒危度、分布特征和遗产展示的必要性,结合居民生产、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将内部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等4个功能区。同时,制定了空间管理目标,相应地,对社区空间管理也提出了新措施(见表2),然而社区旅游发展条件与国家公园空间管理目标是否相一致尚待检验。因此,本文以试点区为案例,研究其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并提出相应的社区旅游发展引导途径。

表2 试点区社区空间管理措施

2.3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根据前文确定的研究框架和评价模型,确定目标层A为试点区社区旅游发展条件,准则层B1为社区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吕君(2012)指出,经济基础决定社区旅游发展程度,因此地方经济、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等是社区旅游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周连斌和罗琳(2015)同样指出,社区旅游发展不能脱离旅游基础设施、旅游市场规模、旅游收入等物质基础;崔晓明等(2017)认为,旅游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质量是社区旅游发展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因此,结合文献与试点区实际情况,准则层B1中设定了社区区位条件(C11)、社区基础设施(C12)、社区旅游从业者(C13)3个因子层。

准则层B2为社区旅游参与状况。孙业红等(2013)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应包括参与态度(包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对社区参与的态度)与参与行为(包括参与规划、经营管理、培训、环境保护、利益分配等);王瑞红和陶犁(2004)认为,社与参与旅游行为可以包括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旅游经济活动、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旅游教育培训等;周彬等(2014)认为,社区参与旅游的能力取决于社区规模、社区参与程度和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刘静艳等(2008)认为,社区参与旅游的初级阶段表现为参与旅游规划,而高级阶段则是参与旅游开发、经营、管理、监测和利益分配全过程。因此,结合文献与试点区实际情况,准则层B2中设定了社区参与旅游意愿(C21)、社区参与旅游行为(C22)、社区参与旅游能力(C23)等3个因子层。

同样,指标层的指标选取也基于文献与试点区的实际情况,最终选定了19项评价指标。2015年4月,我们邀请相关研究领域29位专家对各层指标按照1~9的重要性程度(1代表十分不重要……9代表十分重要)进行两两比较赋分,并经过判断矩阵与一致性检验计算,得出各项指标权重(见表3)。

表3 试点区社区旅游发展条件的评价指标体系

注:① 采集时间为2015年5月~7月;② 农用地包括果园、茶园、设施农用地、其他园地、坑塘水面、水田。

2.4 数据处理与结果计算

将试点区74个社区(自然村)作为评价单元。因自然村之间缺少严格的地域边界(余坤明,2007),故使用Google Earth中各自然村居民聚居区的中心点代表该社区所在位置。

因B1和B2组数据指标之间量纲和数量级不一致,需要进行无纲量化处理以消除误差(赵华琼,唐学文,2013)。再利用公式(4)计算出各层指标Dijk的均值,最后利用公式(5)逐级计算出指标层D、因子层C、准则层B和目标层A的得分,最终得到每一个自然村的社区旅游发展条件的总得分β(值在0~1之间)。

(4)

(5)

式(4)中,rijkm为第m个自然村第s个样本第ijk个指标的5点式值,m为自然村编号,sm为第m个自然村的样本量,αijkm为第m个自然村的指标Cijk的均值;式(5)中,Wijkm为第m个自然村第ijk个指标的权重,βijkm为该层的评价得分。

按照研究框架,将总得分β分为4个等距区间,从而将74个社区分为4组。其中,优良级(0.75<β≤1.00)社区共29个(39.19%);较好级(0.50<β≤0.75)社区共20个(27.27%);一般级(0.25<β≤0.50)社区共17个(22.97%);较差级(0.00<β≤0.25)社区共8个(10.81%)。因优良级社区的旅游发展条件最好,我们仅对该组进行分析,并利用ArcGIS平台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见图3)。

图3 试点区优良级社区的空间分布

3 结果与分析

从图3可以看出,优良级社区在试点区4个功能区中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在苏庄镇古田山保护区环线;长虹乡、何田乡与试点区交汇处;齐溪镇交通主干道上。总体而言,优良级社区呈现出线型分布(苏庄镇与齐溪镇)和块状分布(长虹乡与何田乡)两种形态,以下分别进行分析。

(1) 线型分布——苏庄镇古田山保护区环线。因古田山保护区一贯执行的严格保护政策制约了社区居民农业生产,导致古田山周边社区以油茶、毛竹种植为主,社区产业类型单一。仅有部分社区居民将自家民居改造为农家乐,就近接待古田山保护区的游客。因此,这一区域社区对发展旅游业的期望较高。

(2) 线型分布——齐溪镇交通主干道。因自西向东的乡道是进出钱江源风景区和钱江源森林公园的唯一道路,因此沿途社区在旅游发展带动下开设了许多农家乐和农产品销售店,旅游收入相对较高。并且,有205国道和京台高速过境,进一步增强了风景区的对外通达性,游人数量与旅游消费逐年上升,从而为社区居民创造了更多旅游收益和发展机遇(周睿,等,2017)。

(3) 块状分布——长虹乡、何田乡与试点区交汇处。此区域区位条件优越。且一直以来,长虹乡定位为以乡村文化展示、古村落游览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地;何田乡着重打造生态农业休闲基地,将农产品销售、农副产品加工、创意农业等串联以延伸生态农业产业链。目前,此区域已向生态观光、体验、美食等多元化方向转型,形成了与古田山保护区、钱江源森林公园、钱江源风景区3处保护地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产品体系。

然而,由于试点区4个功能区的管理目标不同,29个优良级社区发展旅游的空间适宜性还需进行细分。随着试点区4个功能区开发强度递增,29个优良级社区的适宜性也由“不适宜”到“适宜”变化。因此,我们将29个优良级社区分为不适宜(核心保护区)、临界适宜(生态保育区)、一般适宜(传统利用区)、适宜(游憩展示区)4类(见表4)。

表4 试点区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评价分类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功能区的设立打破了优良级社区的线型分布或块状分布格局,割裂了社区旅游发展的规模优势。比较典型的如苏庄镇,环线型分布的社区因分别进入核心保护区或者生态保育区,而失去了集中开发的机遇。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适宜性社区进行分类引导。

4 社区旅游发展的分类引导途径

4.1 游憩展示区内的适宜型社区

游憩展示区内的社区可以与试点区游憩项目联合推出社区旅游特色项目。例如,齐溪镇内线状分布的6个社区可以联合打造旅游精品线路,依托钱江源风景名胜区和钱江源森林公园内已开发的钱江探源、大地之母、亲水、森林旅游等主题,提供观光游览、科学考察、边界风情、江源探险、度假休闲等旅游产品,从而充分带动试点区北部区域经济发展,打造生态休闲体验旅游区品牌。再如,长虹乡与试点区交汇处社区因呈组团式块状分布,可在土地流转后集中开发大片油菜花观赏区,开发采摘类体验项目,从而形成空间集聚优势,拓展传统农业功能,构筑创意农业产业链,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体系。

除此之外,试点区管委会应与开化县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联合开展人才培训和就业指导,全面提供技能提升渠道,包括农家乐餐饮培训、旅游服务培训等,从而提升社区参与旅游的意识与能力,为社区旅游发展提供保障。

4.2 传统利用区内的一般适宜型社区

传统利用区内的一般适宜型社区可以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旅游。以何田乡与试点区交汇处的块状分布社区为例,可以利用农业用地相对充足的有利条件就地实现生态农业转型。因此,何田乡可以将乡村庭院式清水鱼养殖作为龙头,将“清水鱼”品牌作为试点区一大文化承载物,形成以渔业养殖、庭院观光、休闲垂钓、餐饮娱乐、农事博览为主题的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区。此外,该区域是何田乡中心村所在地,人口基数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要求相符,使得传统社区旅游发展获得了更多转型动力(吴必虎,伍佳,2007)。

4.3 生态保育区内的临界适宜型社区

生态保育区内的临界适宜型社区应在维持现有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参与旅游经营。苏庄镇内此类社区较多,如余村、汪畈等,可以走民宿精品化发展路线,或者借助临近核心保护区内的具有国家典型性和代表性特质的自然资源开展生态科普教育。这不仅符合国际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还可为社区参与旅游创造新机遇。

4.4 核心保护区内的不适宜型社区

核心保护区内的社区因需外迁安置,社区旅游发展也无从谈起,如苏庄镇的东山、冲凹、龙潭口。因此,一方面开化县政府需加强对搬迁居民就业的技能培训,以及就业政策倾斜与扶持,使居民主动融入安置地主导产业;另一方面,试点区管委会应注重保护和维修闲置民宅,保留乡村“地方性”风貌,为试点区保留文化遗产(李德明,程久苗,2005)。

5 结论

本文构建了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的空间适宜性评价框架与评价模型,并确定了社区优选方法。在对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案例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优良级社区的分布在苏庄镇环古田山保护区沿线,长虹乡、何田乡与试点区交汇处,以及齐溪镇交通主干道沿线;(2)优良级社区总体呈现线型分布和块状分布两种形态,与社区旅游发展基础条件与社区旅游参与状况有关;(3)根据试点区功能区管理目标可以将优良级社区划分为4种社区适宜性类型;(4)试点区功能区设置打破了原有优良社区的分布形态,故应分类制定社区旅游发展引导途径。文本不足之处在于,社区旅游发展条件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以试点区为案例点而构建的,具有一定的地方性与特殊性,因此该指标体系应用于其他案例地时还需调整。

[1] 崔晓明,陈佳,杨新军.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J].山地学报,2017(1):85-94.

[2] 丁正山,钱新锋,张学文,孙艳.基于旅游发展适宜性的县域单元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探讨——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2(10):1905-1915.

[3] 何方永.中国西部省域生态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4):189-194.

[4] 侯国林,黄震方.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与应用[J].地理研究,2010(10):1802-1813.

[5] 胡浩,王姣娥,金凤君.基于可达性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旅游适宜性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2(6):808-816.

[6] 黄丽玲,朱强,陈田.国外自然保护地分区模式比较及启示[J].旅游学刊,2007(3):18-25.

[7] 蒋春燕,冯学钢,汪德根.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研究[J].旅游论坛,2009(2):234-237.

[8] 李德明,程久苗.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模式与对策探析[J].人文地理,2005(3):84-87.

[9] 刘红,张建华,李一鸣.应用模糊评价方法评价金融院校高数课堂教学[J].价值工程,2016(15):213-215.

[10] 刘静艳,孙楠.国家公园研究的系统性回顾与前瞻[J].旅游科学,2010(5):72-83.

[11] 刘静艳,韦玉春,黄丽英,刘春媚,施琼.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J].旅游科学,2008(4):59-64.

[12] 卢晓旭,陆玉麒,靳诚.江苏湿地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J].自然资源学报,2011(2):278-290.

[13] 吕君.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系统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2(2):118-128.

[14] 孙业红,闵庆文,刘某承.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利用的多类型比较——以技术型、景观型和遗址型遗产为例[J].资源科学,2013(7):1526-1534.

[15] 王瑾,张玉钧,石玲.可持续生计目标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为例[J].生态学报,2014(9):2388-2400.

[16] 王丽丽.国外国家公园社区问题研究综述[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1):73-77.

[17] 王瑞红,陶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形成及内涵[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4):42-47.

[18] 王学峰,张辉.区域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12):203-208.

[19] 吴必虎,伍佳.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产业升级问题[J].旅游科学,2007(3):11-13.

[20] 吴艳娟,杨艳昭,杨玲,张超,游珍.基于“三生空间”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6(11):2072-2081.

[21] 夏友照,解焱,Mackinnon J.保护地管理类别和功能分区结合体系[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11(6):767-773.

[22] 徐虹,刘宇青.城市社区旅游发展初探[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9):1-9.

[23] 许学工,Eagles,张茜.加拿大的自然保护区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9-61.

[24] 严国泰,沈豪.中国国家公园系列规划体系研究[J].中国园林,2015(2):15-18.

[25] 虞虎,陈田,钟林生,周睿.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功能分区研究[J].资源科学,2017(1):20-29.

[26] 余坤明.如何确定社区的地域边界[J].中国民政,2007(2):47.

[27] 余意峰.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的博弈论——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J].经济地理,2008(3):519-522.

[28] 周彬,钟林生,陈田,张爱萍,戚均慧.基于生态位的黑龙江省中俄界江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J].资源科学,2014(6):1142-1151.

[29] 周连斌,罗琳.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5(3):108-115.

[30] 周睿,钟林生,虞虎.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管理措施的社区居民感知研究[J].资源科学,2017(1):40-49.

[31] 张文彤,邝春伟.SPSS统计分析基础教程(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2] 赵华琼,唐学文.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网络业务性能评估模型[J].计算机应用,2013(11):3035-3038.

[33] Arnberger A,Schoissengeier R(2012).The other side of the border:Austrian local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he neighbouring Czech Sumava National Park[J].Journal of Nature Conservation,20(3):135-143.

[34] Bhattarai K,Conway D,Shrestha N(2005).Tourism,terrorism and turmoil in Nepal[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2(3):669-688.

[35] Che D(2006).Developing ecotourism in First World,resource-dependent areas[J].Geoforum,37(2):212-226.

[36] Dearden P,Collins R(1993).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in Canada:Planning and Management[M].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7] Dudley N(Ed.)(2008).Guidelines for Apply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M].Gland,Switzerland:IUCN.

[38] Inskeep E(1991).Tourism Planning:An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M].New York:Van Nostrsnd Reinhole.

[39] Reihanian A,Mahmood N Z B,Kahrom E,Hin T W (2012).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SWOT analysis:Boujagh National Park,Iran[J].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4):223-228.

AResearchonSpatialSuitabilityEvaluationofCommunityTourisminNationalParksandGuidanceMethods

ZHONGLinsheng,ZHOURui

(InstituteofGeographicSciences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CAS,Beijing100101,China)

Community tourism emphasizes on tourism interac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fulfill co-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 and local community. National parks are a kind of tourism destination with higher protection level than other resources. Its spatial management goals strictly control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patial management goals. Based on the consistency of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the spatial management goal of national parks,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spatial suitability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hierarchy analysis method, the paper buil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condition and did a case study of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excellent communities with advantage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distributed in four towns and four functional areas affected by tourism industry foundation and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policies. Besides, the excellent communities with premise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focus on two tourist routes and two areas crossing the Pilot Area border. However the function zones split excellent communities and weaken the agglomeration advantage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classify the excellent communities and take different guidance methods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area management targets.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tourism; spatial suitability; guidance method;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F 597

A

1006-575(2017)-03-0001-13

2017-04-02;

2017-05-0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协同提升与综合管控技术研究与示范”(2017YFC05064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气候变化对青海三江源地区旅游业的影响与适应对策”(41671527)。

钟林生(1971-),男,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国家公园、旅游地理,E-mail:zhongls@igsnrr.ac.cn。周睿(1982-),女,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国家公园。

(责任编辑:车婷婷)

猜你喜欢
试点区江源公园
我家门前的小公园
润江源
在公园里玩
幸福开化:钱江源起的好地方
绿色中国自然大课堂钱江源开讲
加强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江源人家
浙江省学校体育综合改革拱墅试点区现场会掠影
一见如故
拱墅区: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