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物志

程忠红

摘 要：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和行政治理通过设置理藩院、颁布章程、建立噶厦政府等举措而进入西藏历史集权统治的巅峰，尤其是对格鲁派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册封、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使统治与管理更加系统化和法制化。文章甄选了金奔巴瓶、达赖喇嘛金印、乾隆《御笔写娑罗树并赞图》三件珍贵文物，以期再现历史。

關键词：金瓶掣签；活佛转世；金印金册；清朝中央政府

1 金奔巴瓶（1792）

图1金奔巴瓶（制作于1792年，重2850克，高34厘米，口径12厘米，腹部直径21.3厘米，现藏于西藏博物馆）为纯金材质。瓶腹上部錾刻如意云头一圈，中部錾刻着由七个梵文字母和三个图形组成“十相自在图”，又名“十轮金刚咒”，藏语译“朗久旺丹”。据藏传佛教密宗解释，此图是修习时轮金刚本尊大法时所持的咒语。瓶座与瓶盖处饰有云头、海水、如意宝珠、缠枝莲等图案，瓶盖的顶部嵌有松石、珊瑚、青金石等宝石。瓶外有五色绸缎制成的瓶衣，另配有5支如意头象牙签。

活佛转世作为藏传佛教独有的一种传承制度，自公元13世纪由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创立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活佛转世一方面解决了一宗之主的传承问题，避免了因宗位继承而引发的内讧；另一方面，这种超越生死的轮回让宗派之主出乎意料地神秘与超能，从而加强并稳固了本宗派甚至整个藏传佛教的发展。这种多赢的传承方式受到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普遍接受与迅速效仿，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完整仪轨和体例的转世制度。

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管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元朝中央政府实行“独尊一派”的管理政策，依托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萨迦派代管西藏政教事务；明朝中央政府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即通过扶植各宗派并立的办法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先后册封了“八大教王”和众多封号，形成请封、袭封制度。17世纪末，藏传佛教发展之林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各宗派大小不等的活佛体系日益庞大，仅六世班禅家族就诞生过格鲁派活佛、噶玛噶举派活佛和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女活佛多吉帕姆。活佛转世制度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而逐渐丧失真观密谛，擅自废立活佛也屡次发生，宗教集团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为加强西藏地区的政教管理，清廷开始大力整顿吏治，并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法典形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提出了七项重要的改革内容，其中第一条就是金瓶掣签制度（金瓶掣签是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等活佛圆寂以后，其转世灵童由原来的降神指定改为掣签确定。按照原来的宗教仪轨，先由拉穆吹忠作法降神寻找灵异幼童，将他们的出生年月分别写在象牙签上，然后放入朝廷特制的金奔巴瓶内，由高僧会同驻藏大臣诵经后当众掣签，经清廷批准该后灵童即可继承法统）。同年，乾隆皇帝派御前侍卫把金奔巴瓶送到拉萨，专供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大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使用；另一个孪生金瓶则供养在北京雍和宫，用于蒙古、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的藏传佛教各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是格鲁派形成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同师同门，且互为师徒，所以凡转世即令其互为掣签。经清廷批准后认定转世，举行坐床大典，方可继承前世法统。金瓶掣签制度的政治意义在于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继任人选由西藏地方的降神决定转变为乾隆皇帝制定的金瓶掣签决定，活佛转世制度逐渐进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阶段，从而加强了清朝对西藏主权的管理。

金瓶掣签制度确立后，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九世、十三世、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经报请中央政府免予掣签外，其余均经过掣签继承封号。免于掣签是金瓶掣签制度的特例。首先，符合免于掣签的转世灵童是遵循转世灵童寻访宗教仪轨找到的灵童；其次，转世灵童聪慧灵异，并能述及前世之事或识别前世之圣物，由寻访小组上报朝廷，待朝廷批准后，派专员进行勘验，获批后认定其转世，方能继承佛教尊号和宗教地位。

金瓶掣签制度实施至今，首次经金瓶掣签认定的第一位转世灵童是青海佑宁寺的逊（松）巴呼图克图，西藏地区按照金瓶掣签制度认定的第一位活佛是昌都强巴林寺第八世帕巴拉活佛。最近一位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是第五世德珠活佛转世灵童，认定时间为2010年7月4日。截止目前，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至少有200多位。

2 五世达赖喇嘛金印（1653）

图2五世达赖喇嘛金印高10.1厘米，边长11.3厘米，重8257克，纯金制成，上有如意钮，现藏于西藏博物馆。

五世达赖喇嘛法名阿旺罗桑嘉措，1617年生于西藏山南琼结钦瓦达孜，1622年经四世班禅认定被迎入哲蚌寺，担任格鲁派首领。依照惯例，明朝中央政府应授予五世达赖喇嘛诏书、金印以示继承前世法统。但此时，由于祖国内地及西藏地方都处于一个新旧政权更迭的时期，五世达赖喇嘛受封一事便被搁置下来。

清朝建立伊始，1640年格鲁派就曾派出伊拉克古三为首的代表团启程觐见皇太极，希望以此来获得新兴力量的支持。清朝政府为摆脱蒙古地区喀尔喀、和硕特、准噶尔等诸部的威胁，利用藏传佛教牵制、安抚蒙古诸部，所以自顺治元年开始，清帝就不断敦请在西藏政教两界具有绝对优势的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五世达赖喇嘛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后，于顺治九年（1652）正月率班禅、固始汗等人的代表和藏官侍从三千人起程赴京。顺治皇帝高度重视五世达赖喇嘛的北京之行，不仅沿途做了周密安排，还专门为五世达赖喇嘛修建了黄寺作为下榻地。顺治帝以围猎为名在北京南苑与之相遇，赐座、赐宴。进京后，达赖喇嘛受到清王朝的隆重接待，顺治皇帝在太和殿为达赖喇嘛洗尘，并赐予黄金550两，白银12000两，大缎100匹和其他赏物。

由于五世达赖喇嘛离藏前答应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上师们三年内返回西藏，于是进京两个月后即提出告归。五世达赖喇嘛一行返藏行经内蒙代噶时，顺治皇帝才派出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和理藩院侍郎达扎等前去册封，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考虑：一方面可以巩固前两世达赖喇嘛在蒙古诸部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蒙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关系而进一步提高清廷在他们之间的政治威望。所以，顺治皇帝在册封五世达赖喇嘛时所赐金印金册首次使用了汉、藏、满、蒙四种文字，其寓意也必定与此有关。金册为13页，册文内容包括对格鲁派开宗、教义之赞，达赖喇嘛如期东行、仪范可亲，赐封号和金印金册，希望他能继续为众生弘扬佛法。金印的印面镌刻着长达24个字的封号，即“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其中“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是沿用了元、明时期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僧人最高封号的册封内容，元朝曾把这一封号赐给了帝师八思巴，明朝曾把这一封号赐给了大宝法王哈利玛；印文中的“达赖喇嘛”则是沿用了俺达汗赠予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最早尊号，以示传承关系。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被正式确定下来，延续至今。

《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描述了五世达赖喇嘛首次启用金印的情景：“此时，皇帝颁发了印文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满蒙汉藏四种文字合壁的金印和金册，金册宽度为四指，一卡（姆指尖至中指尖伸开的长度）长，有页神奇地连接在一起，可以折叠……我为具吉祥欲界大自在写了诗体吉祥偈颂启用了此印，作了荐新。”[1]如文所述，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廷的敕封与金印的颁赐甚为喜悦。由于金印过重，使用不便，五世达赖喇嘛回藏后还专门复制了木纽铁印作为使用印（图4为五世达赖喇嘛木纽铁印使用印，高13.2厘米，边长11.3厘米，现藏于西藏博物馆），螭钮，檀香木，印文为藏、满、汉三种文字。金印则在举行大典或颁发重要的布告命令时使用。

3 乾隆《御笔写娑罗树并赞图》（1780年）

现藏于西藏博物馆的乾隆《御笔写娑罗树并赞图》是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为庆祝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四十二岁寿辰所作。此画长305厘米，宽116厘米。画作上方题有汉、藏、满、蒙4种文字的书赞，且每段书赞后钤有相应字体的乾隆御印，共4组8枚。画面中婆罗树四周亦钤有“古稀天子之宝”“与和气游”“意静妙堪会”“涉笔偶值几间”4方印文。赞文为下：“梵域姿罗，震旦交让。生同大椿，其寿无量。毗舍浮佛，七佛之三。树下得道，示镜示参。毗舍浮佛褐日前镜若无心亦无。亦日初祖，修道树下。直指心传，即六波若。圣僧西来，宣扬黄教。恰值寿辰，慧日普照。写此灵根，用延遐算。七叶纷敷，千龄受衍。泥日法会，茶毗应身。非一非二，化被无垠。乾隆庚子仲冬月上浣御笔写寿班禅圣僧并赞。”[2]赞文大意是，在印度生长着的娑罗树，传到我国生长则像大椿树一样，寿命相当长。七佛中的第三佛毗舍浮佛，曾于此种树下修行成道，向世间展示佛法。佛祖释迦牟尼也曾于此种树下修道，专注自心，领悟出了众生解脱的六种途径。圣僧班禅从西藏来到内地，宣扬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正值他42岁寿辰将至，真可谓佛光普照。写此诗的目的正是祈愿圣僧寿命像此圣树灵根一样延伸、远达；像此圣树枝繁叶茂一样，永远生衍。直到功德圓满之日，才举行法会，送走应身，使法身、报身无限地广慧世间。乾隆皇帝在赞文中高度评价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东行这一重大举措，并希望六世班禅大师命如娑罗树，常青永驻。

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自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皇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后，历世班禅额尔德尼由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历史定制。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法名巴丹益西，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宗扎西则谿卡唐拉家，1740年由乾隆下旨批准认定，1741年6月在扎什伦布寺的日光殿举行坐床大典。乾隆三十一年（1766）皇帝对六世班禅进行了册封，并颁赐金印金册，金册用藏、满、汉三种文字镌刻，纯金制作，共13页，净重230两。金印也用藏满汉三种文字镌刻，净重208两，印文为“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

关于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赴京一事，《清实录》中记载：“……昨据章嘉呼图克图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称祝。联本欲见班禅额尔德尼，因道路遥远，或身子尚生，不便令其远涉。今既出于本愿，实属吉祥之事，已允所请。”[3]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率侍从堪布十三人和其他人员约二千余人自扎什伦布寺起程。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是自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后之盛事，京藏两地都极为重视。为此，乾隆对迎接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前来祝寿非常重视，对班禅一行入觐线路和接待规格等都做了周详的安排与部署，还命人依扎什伦布寺建筑为蓝本在承德建造了形制一样的须弥福寿寺作为班禅大师在内地的驻锡地。与此同时，还命雍和宫的章嘉活佛和六皇子作为六世班禅大师在京的陪同。

乾隆皇帝的寿典前后，六世班禅大师曾多次献礼，包括金刚铃杵、嘎巴拉碗等密宗法器和佛像、经书、长寿画等，并率领众僧为乾隆皇帝祈福，与前来祝贺的蒙藏王公、满汉大臣齐聚一堂共祝万寿。乾隆皇帝尊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为“圣僧”，为表达对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崇敬与感谢之情，乾隆皇帝在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四十二岁寿辰前作了此幅《御笔写娑罗树并赞图》，但不幸的是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四十二岁寿辰前于北京黄寺圆寂。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清代历史上唯一一位进京朝觐的班禅活佛，生前曾受到乾隆帝的隆重接待和无上尊崇，这幅御笔所画《御笔写娑罗树并赞图》更是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教领袖间亲密关系的见证，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M].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2]清高宗弘历.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四十四[M].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879（清光绪五年）.

[3]清高宗实录[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