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核心出版社”图书质量与采访控制研究
——以计算机类图书为例

蒋鸿标（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 广东 湛江 524088）

在关于图书采访质量控制研究的文献中，多数作者将“核心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作是质量高的图书，提出“现货采购以核心出版社为主，期货采购以外围出版社为辅”的观点[1-4]。这种观点或做法是相当不妥的，是简单机械的工作方式，是“以貌取人”思想在工作中的表现。事实上，“部分核心出版社的图书入藏量大，但零借阅图书所占比重也较高”[5]。某图书馆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机械工业、科学、清华大学等“核心出版社”出版的S、T、TD、TE、TF、TL、V等类图书的零借阅率是 100%，而TQ、TU、TV、X等类图书的零借阅率也高于80%[6]，这说明不管是“核心出版社”还是非核心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盲目订购就会造成巨大浪费。影响图书利用率的因素较为复杂，简单地认为借阅率高的图书其质量也高是与现实不符的。

目前，测定“核心出版社”的方法很多，但实质是从图书的出版数量或图书馆收藏的数量来确定。例如，有作者根据电子工业、机械工业、科学、清华大学、人民邮电、中国电力、中国水利、中国铁道等出版社在2002-2005年出版计算机类学术图书（5396种）占调查量的32.2%，由此判断“有理由认为这8家出版社是计算机类图书的‘核心出版社’”[7]。本研究也以这8家出版社为对象，统计分析其在2013-2016年出版计算类图书的数量和质量现状，以便帮助人们对“核心出版社”图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8家出版社2013-2016年出版计算机类图书现状

1.1 出版数量调查

笔者利用北京人天书店和广东新华书店提供的征订书目，经整合去重后得到2013-2016年计算机类图书23169种（书目数量不代表出版数量，也不代表其完整性），其中，电子工业出版社2587种，机械工业出版社2091种，科学出版社1088种，清华大学出版社4418种，人民邮电出版社3246种，中国电力出版社242种，中国水利出版社492种，中国铁道出版社1110种，合计15274种，占书目总量的65.9%（与文献[7]统计的数量正好相反）。从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来看，基本上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见表1）。

表1 8家出版社近4年计算机类图书统计

1.2 质量分析

不少作者通过统计图书的被引频次或利用率来衡量图书质量[7-8]，以此作为确定“核心出版社”的依据，进而希望“为图书采购工作提供帮助和指导”[3]。然而，图书的被引频次或利用率与图书采访工作根本就是两码事，不可能用于指导图书采访工作，而且图书的被引并不表明其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而是研究者往往将一些研究成果作为其专题研究的现状而已（即引言中的“引述”行为[9]），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截至2017年9月1日，《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显示其已被引用1433篇次（检索方法：高级检索；检索字段：参考文献；检索词：“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或“中图法”，并含“第五版”或“第5版”），但不能说明这是一本（部）质量高的图书（工具书）；同样地，也不能说明出版该书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就是质量高。衡量图书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内容质量的高低而不是出版社的编辑、出版水平，出版社只是起到充当著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被引频次或利用率的统计都是以已出版或已入藏的图书为统计对象，而图书采访工作主要是以馆配商提供的征订书目（主要是新书）为筛选对象，采访人员面对的是成千上万条书目记录，如何在这些数量庞大的书目中选择“合适”的图书涉及采访标准问题，但并不是依据“核心出版社”选购图书就能提高采访质量那么简单。

事实上，影响采访质量的因素是指图书本身的学科属性不符合学校专业设置和读者需求或形式特征不符合管理要求，从而影响其价值的发挥或造成浪费[10]，而不是指图书的“科学性、现实性、参考性和新颖性”[11]（这些要求的审核权在于出版社，采访员只是根据书目信息对图书作出取舍，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特性作出判断），更不是什么“图书出版发行状况复杂；馆配商状况参差不齐；中文图书经费增长不足；采访人员素质低”[12]。影响采访质量的因素包括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内容因素主要包括图书的学科属性、内容特征（专著或论文集或资料汇编）、正文语种和读者对象等，形式因素主要包括图书的出版形式（单行本或多卷书或丛书）、著作方式、著者类型、出版规格、页码、装帧形式等，这些因素在书目信息中都是具体而明确的，根据这些因素可以对图书进行取舍，进而可以有效控制采访质量。笔者仅以8家出版社出版的计算机类图书中的著作方式和著者类型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质量上的差异。

图书的著作方式主要有著、编著、编和主编4种类型，这4种著作方式揭示了图书原创程度的高低。就专著类图书而言，著的原创程度高于编著，而著和编著高于编和主编；著者类型主要包括个人著者、合作著者和机构著者，除了个人和合作著者外，以单位名义编撰的图书，基本上是大杂烩（主编类图书也是如此），各章节往往由不同的人撰稿，在内容上存在交叉重复、逻辑混乱、前后表述不一致等问题，特别是专门以编撰图书为营生的机构著者如“博创设计坊”“麓山文化”“智云科技”等（包括“本社”“本书编写组”“《×××》编写组”等），其编撰的图书基本上是拼凑之作，即使著作方式标识为“著”或“编著”，也改变不了它们缺乏原创的事实。特别在自然科学类图书中，总体上是编和主编类多于著和编著类，尤其是一些教材类用书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计算机》等几乎以“编”或“主编”的形式出现，著或编著类寥寥无几。例如，在2013-2016年出版的452种同名书《计算机应用基础》中，编和主编类占了434种，而8家出版社出版的15274种图书中，著和编著类9657种，编和主编类5617种，分别占总数的63.2%和36.8%，表明其总体上质量较高。其中，著和编著类图书排名前4名的出版社分别是清华大学、人民邮电、电子工业、机械工业，分别占8家出版社出版总数的20.9%、13.8%、10.4%、9.3%，科学出版社著和编著类图书接近于编和主编类图书，而中国电力、中国水利、中国铁道等3家出版社编和主编类图书普遍多于著和编著类图书，表明其质量较低（见表2）。

表2 8家出版社图书著作方式调查（计量单位：种）

在著者类型上，不少出版社出版了以编撰图书为营生的机构著者的图书，尤其以人民邮电出版社品种最多。本研究以2013-2016年出版的计算类图书为统计源，以出版5种以上（含5种）的机构著者图书为统计对象，比较其在8家出版社中的数量分布。

统计表明，2013-2016年出版的计算机类图书中，出版5种以上（含5种）的机构著者有39个（如果包括出版1种以上的机构著者则有56个），这些机构著者主要以编撰计算机应用类图书为主，如Word、Excel、PPT、Photoshop等办公软件应用，4年间共出版了907种，其中数量居前5名的分别是“龙马高新教育”128种，“九洲书源”82种，“前沿文化”77种，“文杰书院”57种，“软件开发技术联盟”39种。这些图书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同一机构著者或不同机构著者的同名书（或书名相近）由同一出版社或不同出版社在同年或先后多次出版。例如，“麦乐工作室”和“精鹰传媒”编著的同名书《3ds Max印象》（共4种，页码、开本、价格、ISBN等均不同），人民邮电出版社分别于2013年5月、2014年2月、2015年5月和2016年12月出版；“恒盛杰资讯”“亿瑞设计”“九州书源”编著的同名书《Photoshop CS6从入门到精通》分别由机械工业、清华大学、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4月、5月、6月出版；“前沿文化”编著的《Excel实用技巧辞典》和“赛贝尔资讯”编著的《Excel实用技巧速查手册》分别由科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6月和2015年10月出版，等等。同时由两家以上出版社出版机构著者编撰的图书的情况不多，目前发现只有北京兆迪科技有限公司、创锐设计、海天电商金融研究中心、前沿文化、文杰书院、新思路教育科技研究中心等6家机构著者编撰的图书由两家出版社出版，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重复出版的数量。但人民邮电和清华大学两家出版社出版的机构著者类图书较多（分别出版了387种和252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图书质量；中国电力、中国水利、中国铁道等3家出版社在此次统计中没有发现上述39个机构著者编撰的计算机类图书。

2 理性对待“核心出版社”

2.1 “核心出版社”理论的不合理性

2.1.1 测定方法多种多样，统计样本不同结果不同

据调查，目前测定“核心出版社”的方法主要有黄金分割法、布拉德福定律、基于Google Scholar和CSSCI的引文分析、基于图书借阅率等方法及多种方法综合运用[13]，但因测定方法不同，统计样本不同，统计结果也就缺乏唯一性，而且引文分析和图书借阅率在测定方法中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指标。就学术活动而言，被引用的图书一般是学术性图书，而学术性图书的借阅率却非常低甚至趋于0；就读者利用馆藏而言，被借阅的图书一般是非学术性图书，特别是消遣娱乐类图书的借阅率往往高居首位。例如，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2009年利用率居前3名的分别是I类（117.74%）、B类（113.10%）和H类（92.78%），而与学校专业密切相关的S类（既有理论性图书也有应用性图书），利用率只有14.41%[14]（我们姑且不讨论利用率公式的不合理性）。再以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为例，在2016年的借阅排行榜前200种图书中，小说占了150种，其余50种几乎无一种是学术性图书。因而，不管利用何种方法测定“核心出版社”，都无法得出利用程度高的图书质量就高的事实；从藏书保障程度来说，也不应该仅采购“核心出版社”图书。再者，已出版的某种图书被引用或被借阅，不等于未出版的每种图书都会被引用或被借阅，因而“核心出版社”理论对采访工作没有现实意义。

2.1.2 “核心出版社”定义不能反映客观事实

目前，关于“核心出版社”的定义有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一是指“出版某一类图书的质量可靠、历史悠久、知名度高、流通广泛的出版社”[15]，二是指“出版文献信息密度高、文献新颖、利用率和学术声誉高的出版社”[16]，三是指“在某一学科领域起主要作用的、出版量大、质量高、有较高的利用率和较大的读者影响力，能较好地把握学科发展状况，及时编辑出版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图书的出版社”[17]。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多数作者把图书质量高、利用率高作为衡量“核心出版社”的重要指标。然而，“图书质量”指的是什么却是模糊不清的。就出版社而言，图书质量应该是指图书的编辑、排版、装帧、用纸等水平和质量，这些质量指标只有在图书出版之后、编目之时才可以作出判断；就图书馆而言，图书质量应该是指图书本身的内容质量和形式质量，是决定图书采访质量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在征订书目中是以著录项目的形式出现的，在图书出版之前可以对其作出取舍。从图书利用状况来看，利用率高的图书恰恰不是学术性图书，某种书是否被读者利用，取决于内容的适用性而不是由哪家出版社出版，即使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各馆的利用情况也是不同的，这正是适用性在不同图书馆的具体表现。例如，在2016年的计算机类图书借阅排行榜中，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排行前5名的图书分别是《信息技术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精通HTML5+CSS3+JavaScript网页设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教程：二级MS Office高级应用》《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教程》《Photoshop CS5从入门到精通》，深圳大学图书馆排行前5名的图书分别是《C Primer Plus(第五版)中文版》《鸟哥的LINUX私房菜：基础学习篇》《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JavaScript DOM编程艺术》《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C++描述》，韶关学院图书馆排行前5名的图书分别是《JavaScript高级程序设计》《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C语言其实很简单》《Photoshop CS6中文版平面设计实战从入门到精通》《大话数据结构》，虽然它们当中大部分由上述8家出版社出版，但不能说是图书质量高的缘故，而是由于其出版数量多、馆藏数量也多的缘故，除此之外读者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而且，读者通常是根据书名（图书内容）或著者（特定情形，如想借阅某作家的文学作品等）去选择图书，而不是根据出版社去选择图书。另一方面，有作者将学术图书定义为“是指反映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对本学科领域具有较大影响或推动作用的学术性著作”也是不恰当的[18]。事实上，并不是每种学术性著作都能“反映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是否“对本学科领域具有较大影响或推动作用”也不是图书采访员可以评判的。就采访员而言，只要书名包含“研究”一词就可以判断其为学术性著作，而不必也不可能深入内容去了解其是否“反映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采访员主要是根据征订书目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筛选，即使现场采购，也只能凭书名确定取舍而不可能阅读图书后再确定取舍。

2.1.3 统计数据不得法

以“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类图书为例，某作者根据“平均每种书的索取次数”确定江苏人民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8家出版社为其馆此类图书的“核心出版社”[15]。但该作者的统计方法是缺乏专业常识的。第一，该作者没有统计每家出版社关于“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类图书在其馆收藏的种数、册数和借阅总册次，如何得出“平均每种书的索取次数”令人生疑；第二，“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对应的《中图法》分类号至少有G633.3和G634.3，但该作者没有列出；第三，根据图书利用率公式，结果反映的是平均每册书的周转次数（索取次数），而不是平均每种书的周转次数。在每种书都配置复本的情况下（即使每种书只购1册，借阅次数反映的也是册次），通过计算“某类书借阅总册次/某类书馆藏总册数”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而缺乏可比性。即使该作者以“种”为单位计算利用率，但因不是每种书都被借阅，故其利用率也只能少于100%，不可能大于100%。又如，某作者在其论文中所设的“馆藏利用率公式②”，其分母为“统计范围内的图书总数”和表4、表5中的“利用种次数”等表述都是错误的[7]。按照利用率公式，分母是“图书总册数”，分子是“利用总册次”而不是“利用种次数”。

2.2 以“核心出版社”选购图书的片面性

2.2.1 “核心出版社”图书不是全部适合图书馆购买

随着学科的分散化和出版社经营管理的效益化，出版业务已走向综合化，不再是仅出版某学科（某类）图书，即使像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这样名称看起来非常专业的出版社，也是既出版社会科学类，也出版自然科学类图书。每所高校都有其专业重点和学科范围，除了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的科普读物适合任何专业的读者借阅外，自然科学中专业性很强的图书仅适合相关专业的读者借阅，因而图书采访工作中“以核心出版社为主”的做法是缺乏理性的。这在一些图书馆的藏书利用状况中得到了证明。以“核心出版社”研究较为活跃的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该校目前设有本科专业86个，涵盖了哲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理学、农学、工学等11个学科门类[19]，其中属于工学学科的“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在《中图法》的分类体系中隶属于社会科学）与“汽车工程”（隶属于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该馆目前却收藏了与专业无关的“汽车工程”（分类号为U46和U47，主题包括汽车制造、维护和驾驶）类图书高达3056种（约6000册），但2016年只有14种（驾驶技术类）被借阅过，而与专业密切相关的图书仅有2种：《汽车服务工程毕业设计指导书》和《汽车服务工程》，但仅各订1册而且不外借。此外，该馆也订购了与其学校专业设置和读者需求完全无关的矿业工程（TD，160种）、石油天然气工业（TE，265种）、冶金工业（TF，328种）、原子能技术（TL，317种）、航空航天（V，671种）等类图书，导致没有一种被借阅过，即使与其学校专业设置有关的农业科学（S，包括农作物、畜牧、水产养殖等在内的图书10636种，其中与专业密切相关的园艺（S6）2384种，园林规划（TU986）1038种、化学工业（TQ，4744种）、建筑科学（TU，15881种）、环境科学（X，5457种）等类图书，2016年被借阅的也仅分别为19、2、15、57种。这种以“核心出版社”为准绳而脱离读者需要的购书方式会对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一定的浪费。

2.2.2 图书内容质量的高低与出版社无关

书稿在未出版之前，图书的学科属性、内容特征、正文语种、读者对象和著作方式、著者类型等属于采访控制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已成既定的事实，不会因出版社的不同而改变。同时，作者的投稿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在图书出版之后才有“核心出版社”与非核心出版社之分，而所谓“核心出版社”只不过是人们根据不同的测定方法搬出来的噱头罢了。目前，出版社的出版模式主要有3种：一是出版社自行出版的中外古典著作（如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古罗马的《沉思录》等），不需要支付稿酬；二是向专家学者组稿，不用收取出版费但要支付稿酬；三是撰稿人自行投稿，需要支付出版费，稿酬或有或无[20]。特别是第一种模式所出版的图书，不仅“核心出版社”出版，非核心出版社也出版，但不能说“核心出版社”出版的质量高。例如，2013-2016年国内112家出版社（当中既有所谓“核心出版社”，也有非核心出版社）出版的《昆虫记》有199种版本（除了原著作者相同外，译者、页码、价格、ISBN等均不同），显然不能说非核心出版社出版的质量低。

2.2.3 现场采购“以核心出版社为主”的非理性

目前，我国每年举办的各类图书展销会数量较多，但参加会展的对象基本上是由馆配商组织的图书馆用户，现采“以核心出版社为主”的观点与做法是不明智的。第一，图书馆参加会展的费用、次数、人数等是在购书合同中明文规定的，所有费用均由馆配商承担，馆配商会根据中标金额的多少每年安排2-3次参展，每次参展人数一般为1-3人（严格来说是馆配商馈赠给图书馆的福利，不可能靠2、3次书展会完成年度采购任务，除非不作任何限制）；

第二，书展现场人数众多，难以方便、快捷地找到合适的图书，如果毫无选择地购买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第三，由于现采时间一般只有1-2天，时间紧迫，想采集所有“核心出版社”图书是不可能的；第四，目前现采普遍使用采集器扫描图书条形码，预先设置好复本数（一般为1），具有自动保存功能，不需要按“确认”键就能连续扫描下一本书，但当遇到与馆藏重复（仅指ISBN相同，不包括同书名同著者的不同版本）时，得跳过重复记录再扫描，而根据笔者的现采经历，与馆藏ISBN重复的图书普遍在80%左右，仅有约20%的会展图书是最新出版或因批发价高于馆配商要求的原因未在征订目录中出现，这就会大大浪费时间；第五，书展现场提供的是图书样本，图书馆采集到的是书目数据，会后还需交给馆配商导出标准数据，待采访员处理后再返回给馆配商配书，而不是“直接打包”[4]（除非在新华书店或馆配商仓库现采）；第六，采集数据时，现采人员一般仅从书名上判断和取舍，对其学科属性、内容特征、著作方式、著者类型、页码、开本等因素不予关注，误选较多；第七，每次参加现采，图书馆一般都会安排1-2名老师参与，但老师对馆藏不熟悉，对质量要求不明确，随意性很大，如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参加现采的老师除了选购与其专业有关的普通图书（绝大部分为教材）外，还不时地选购我国的四大名著、《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国富论》、《简•爱》、《呼啸山庄》等这些已有馆藏的古典著作和国外经典名著（这些书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因ISBN不同而被当作不同种书，事实上属于不同版本的“同种书”）；第八，馆配商日常提供的征订书目中，数量约占出版总量（指品种）的80%，未提供书目的图书一般为批发价较高的学术性专著，即使在书展现场采集到数据，也会因价格问题而无法配书。因此，现采既不能保证图书质量，也不能保证图书品种的完整性。

3 计算机类图书的采访控制

我国每年出版的计算机类图书在科技类图书中所占比例较高，如在2013-2016年的征订书目中，科技类图书合计191321种，其中计算机类图书23169种，约占书目总量的12.1%。计算机类图书质量参差不齐且同质化较为严重，如何选购值得同行认真研究。有作者认为，“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采购（计算机类）图书一方面要选择高质量的图书，另一方面可以多采购图书的种类”[21]。但该作者所说的“高质量的图书”是指核心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而多购品种的做法则是盲目的。笔者认为，计算类图书的选购宜从五个方面进行控制。

3.1 读者对象的控制

就高校图书馆而言，读者对象主要是在校本科生和教师，故凡是读者对象为高职高专、中等职业、中学生、中老年人等读者的计算机类图书不宜订购。控制的方法是在征订书目中的“读者对象”或“书名”项中进行筛选，选择文本“包含”，然后输入相关词语（如“中老年”“老年”等）则可将不符合高校读者对象的图书书目删除。

3.2 教材类图书的控制

在计算机类图书中，高校教材类图书较多，但学生已有上课用的指定教材，故不宜重复订购其他教材。控制的方法是在征订书目的“一般性附注”中进行筛选，选择文本“包含”，然后输入“教材”，则可将教材类图书的书目删除（如有必要订购可保留著作方式为“著”或“编著”的书目）。

3.3 著者类型的控制

为了保证图书质量和方便编制著者号，宜以个人和合作著者图书为主。对于以机构名义（包括“本社”“本书编写组”“《×××》编写组”等）编撰的计算机类图书，除了参考工具书外，专著类图书不宜订购。控制的方法是将征订书目中的“著者”项进行排序，然后逐条浏览，将以机构名义编撰的专著类图书书目删除（在书目检索系统中，设有著者检索字段，但机构著者没有检索意义，此类图书也没有收藏的价值）。

3.4 著作方式的控制

除了参考工具书外，专著类图书的著作方式宜以著或编著类为主。控制的方法是对征订书目中的“著者”项进行筛选，选择文本“包含”或“结尾是”，分别输入“主编”和“编”，然后将著作方式为主编或编的专著类图书书目删除。

3.5 对同质化图书的控制

计算机类图书中的同质化，主要表现为不同著者的同名书（或书名相近）和同一著者的同名书（或改名书）的大量出版。如在2013-2016年出版的23169种计算机类图书中，书名完全相同的有8525种，其中《C语言程序设计》就有199种，书名相近的更是不计其数。控制的方法是对征订书目中的书名进行排序，对同名书进行遴选，凡是著作方式属于编或主编类通通删除，仅保留著作方式为著或编著类，在同等条件下则选择价格较低的品种（仅限个人著者或合作著者图书）。这样就可以减少同名书的数量，提高藏书质量；对于同一著者的同名或改名图书的重复出版，如张凡编著的《Premiere Pro CS6中文版基础与实例教程》和《Premiere Pro CS6中文版应用教程》，采访员可自行利用“著者”途径检索馆藏书目，如发现同一著者的同名书或改名书不宜重复订购。

4 结语

人们对“核心出版社”的研究，图书来源于出版的图书或图书馆收藏的图书，一般而言，哪家出版社出版图书品种多，图书馆相应地收藏也多，被引用或被借阅相应地也会多一些。因而，依据出版或收藏的图书对其出版社进行定量测评，有画地为牢之嫌疑。目前我国有各级各类出版社580余家，规模虽有大小之别，但都对我国出版事业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图书采购以“核心出版社”定取舍的做法存在诸多隐患。有专家认为图书馆购书宜“客观中立 勿左勿右”[22]，虽然观点失之偏颇，但如果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出版社则是正确的。

图书馆主要根据馆配商提供的征订书目选购未出版的新书，而“核心出版社”理论所统计的样本却是已出版或收藏的旧书，故它们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性。图书本身的内容质量和形式质量是决定图书采购与否的重要因素，以“核心出版社”作为选购图书的依据是一种盲目行为。图书内容质量的高低与其著者类型和著作方式密切相关，应成为图书采访工作中必须关注的重点。每所高校都有其学科范围和专业重点，依据专业设置而不是“核心出版社”采购相关图书是每个采访员必须遵循的原则，而每所高校的读者都可以分为阅读欣赏型、学习型和研究型3类。因此，既要根据专业需要采购图书，也要根据读者类型采购图书，使馆藏既能满足教学科研需要，也能满足读者消遣阅读的需要，而依据“核心出版社”采购图书的做法会造成买非所用或缺漏所需。

大型馆配商如人天书店、新华书店等提供的征订书目品种较为齐全（约占出版总量的80%），著录项目较为规范，宜以书目预订为主。通过对征订书目的控制，可有效提高采访质量。

套用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在图书采访工作中宜坚持不管是核心还是非核心出版社，只要符合学校教学科研和读者阅读需要、著者类型为个人著者或合作著者、著作方式为著或编著的专著类图书都适宜订购（参考工具书或资料汇编不必理会其著者类型及其著作方式，符合馆藏需要则可订购），这些标准有助于保障图书的原创性和品位，提高藏书质量。必须摒弃“核心出版社”理论的贻害，从影响采访质量的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着手，同时加强同质化图书的采访控制，以避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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