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杭州 310018)
近代上海钱庄作为从传统社会成长起来的金融中介机构,经历了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并向中国推进的过程,历经近代中国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的历史。具体来看,1843—1927年是上海钱庄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开埠通商以来,外国金融机构入驻上海以后,借力钱庄熟悉市场、掌握较多信息、庄票流通广泛、通晓商业习惯等优势,使用钱庄庄票,拆借钱款给予钱庄贷放市场,双方互利合作共赢发展。之后,华资银行落地生根,同样借助钱庄的优势,凭借同业拆借关系获得共同的发展机会。这一时期,政府或者支持、或者无力管控金融业。这给了钱庄繁荣发展的空间,使其成长为多功能的金融实体,一度与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三足并立。1927—1949年是上海钱庄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公债政策、法律制度、货币改革和监管政策全方位管制钱庄发展,致使其生存空间受到最大程度地挤压,从而全面走向衰落。上海钱庄尽管不断探索革新发展之路,以适应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但由于近代国民经济整体破产而最终走向被改造之路。
钱庄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在发挥信用中介、支付中介、信用创造、金融服务的作用同时,难以避免遭遇各种信用风险乃至危机的考验。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加深侵略、晚清民国政府不断更迭的政局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扩大干预金融,致使上海钱庄既有可能面临系统性信用风险危机——如经济金融危机和国家政策变化引起的信用危机——的考验,又有可能随时面临与金融行业密切相关的非系统性信用危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