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宇龙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1]。在“三期叠加”的战略背景下,从中央的顶层设计到地方的积极探索,从以往的政府主导到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从发展理念转变到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落实,不断凝聚起一股持续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如何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需求,探寻适应超越既定国土空间布局并满足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模式,防止出现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公地悲剧”,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命题。当前,国内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主要涉及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研究。前者包括理论归纳总结的总体性治理模式[2]、多中心治理模式[3]、生态消费模式[4]等与着力于实际操作层面的环境治理模式[5]、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模式[6]、“绿色GDP”核算模式[7]等;后者则多以更加具体的县(市)区域、农村、特定情境等为案例展开分析,形成了诸如贵阳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模式[8]、北京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9]、汶川地震灾区的区域差异化共建模式[10]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情况,并基于已有实践提炼理论模式,为后续实践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宏观层面的理论能够提供对社会进行总体性解释但却难以和经验研究直接勾连起来,因此多属于形式理论,范式化特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