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玉华, 殷 倩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二战后, 赢得战争的美国踌躇满志,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前期, 国内呈现出一片乐观自信、 欣欣向荣的景象, 最为典型的是高速增长的私家车拥有量和高速公路建设以及城市郊区的蔓延。 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开始面临国内外的种种挑战。 民权问题, 尤其是黑人贫困和遭受种族歧视的问题日益突出, 这也成为了美国急需解决的首要难题。 民权运动此起彼伏, 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对美国的平等、 自由、 公正等传统价值观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同时, 正是民权运动的推动以及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共同努力, 促使“平权法案”应运而生。
“平权法案”又称为“肯定性行动” “积极行动政策”, 旨在帮助弱势群体, 使他们拥有和其他群体均等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并试图改善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 国内外关于“平权法案”的研究多集中于研究“平权法案”的实施带来的影响。 马克·克莱柏克在《肯定性行动与多元化: 是结束的开始, 还是开始的结束?》一文中, 以格鲁特案和格拉茨案为例, 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论述肯定性行动在司法上存在的争议。 研究表明, 美国肯定性行动最终面临的挑战, 即美国是否能有效地确保公民过上安全、 健康的生活, 不仅仅存在于教育方面, 而且还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华东师范大学曾一璇在其硕士论文《肯定性行动的合法性争论: 赞成与反对》[1]中, 论述了三个不同时期公共辩论的双方赞成与反对所运用的道德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