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一个全国不放假的元旦

东方明

1931年1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国民政府突然分别发布通告，宣布即将到来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元旦，自国民党中央党部至下面各级党部以及全国政府机关不再像以往那样放假，一律照常办公。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公务人员都很淡定，倒是一些商家对此颇有意见。上海、南京的九家洋行经过磋商后，联手发难……

洋商致函官府

民国时的元旦，按照官方推行的观念，乃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一个节假日了。对此，《中央日报》曾有说法：“民国纪年前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作者注：指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各省代表齐集南京，举总理（作者注：指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总理乃于翌年——民国元年——元旦正式在南京就职，颁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且申令采用阳历，以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民主共和政府，遂于以成立！”

查民国档案，孙大总统确实于1912年元旦登位后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要求废除阴历，改用阳历。

由此可见，民国时的元旦，具有双重节假涵义：既是新年，又是国庆。所以，不仅“军政各机关均停止办公三天”，“司法机关亦于元旦日起停理诉讼三日”。不仅中央如此，地方亦莫不然。不仅行政司法机关如此，军政民政“各衙署均定休假三天”。而文教机关、学校放假天数相对较长，大小公私各学校“均于三十号下午起停课放学，至一月三号为止”；更有地方“学校元旦放假天数则为五日”。不过，当时的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则一般“循例休假两天”，也有少数银行元旦仅休业一天。

查阅《鲁迅日记》，1917年1月1日至3日，写的都是“休假”，1月4日，则“上午赴部办事”（当时鲁迅是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分管社会教育）；这年的春节是1月23日，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当天及之后24日、25日、26日，他和同事均照常上班。往前查阅，从1913年开始，每年元旦鲁迅均是三天休假。

国民党1927年4月奠都南京之后，极力推行阳历，以取代阴历，开展了所谓的“推行国历”运动。为此，增加阳历元旦的放假天数等手段也就应运而生。1930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皓电，称“为提倡国历，转移人民习尚”起见，“国历新年应改为休业五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一月四日止”。据此，国民政府行政院通告全国各机关，新年放假五日。次年，发生了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距1932年元旦不过三个来月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番应急忙碌，转眼就到了年底。鉴于形势并未好转，日本强占了东北三省拒不退出，还准备侵略当时也属于东北地区的另一省区——热河省，故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作出决定，取消元旦假期。为此，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发出相同内容的通告，称“目前国难方殷，故中央决定取消（民国）二十一年元旦休假，并废除二十一年元旦节一切铺张，但不禁止是日举行各界团拜典礼”。

据当时新闻媒体报道，媒体刊登该通告后，全国各省都“一体遵照执行，无有违反”。不料，仅仅过了三天，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突然接到一份由上海公共租界“威猛西药”“百部洋货”“大力运动器材”、法租界“大帝西餐”“圣心西点”和南京“礼煌化妆品”“三井礼品”“大富洋行”“德和烟草”九家商号联合署名的抗议信，指出“元旦不放假”之决定影响他们经营，将造成“骤降营业额，商号收入减少”之严重后果，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收回该通告成命，否則，则应按照以往三年元旦期间各商号的营业实际利润数额予以补偿。

密议变通补偿

这封言简意赅气势汹汹的联名信札挂号寄达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后，却不见任何反应。负责此次联手行动牵头的南京“三井礼品”老板三井二郎等了三天没消息，不禁感到奇怪。须知当时即便寻常华人百姓商家纠合多户写这样一封信札寄到工商部的话，两三天内亦肯定会有反应，不说及时处置，但通常会有回音，要么来电，要么回信，还有甚至专门派员登门当面了解情况予以安抚的。当然，登门者不会是工商部的公务员，而会交给下面的市、区工商局（科、股）代为处理的。于是，三井就拿着挂号信的寄据去向邮局查询该函件是否已寄达工商部，结果邮局确认该信已经寄达工商部，有该部收发室的签收章为证。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民国组建伊始，北京政府（因北洋系执掌大权，故又称北洋政府）是设置了工商部的，首任部长是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陈其美。后来，北京政府把该部撤销，另组实业部。到1927年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后，次年北京政府结束，全国政权统一归属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决定撤销实业部，重新恢复工商部，将其大舅子孔祥熙任命为工商部长，把原由实业部主管的农林、矿产两个摊子改为农矿部。孔氏以工商部长职位为跳板，两年后说动蒋介石把农矿部工商部合并，又恢复了实业部的建制，由其任部长。这段时间政局并不稳定，因为蒋介石的对手汪精卫自“宁汉合流”（指蒋汪分别执掌的南京、武汉政府统一为南京国民政府）后，两巨头一直明争暗斗。汪精卫曾一度通电下野，去了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1931年5月汪又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公开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只得派蔡元培、张继携其亲笔信前往广州与汪氏议和。汪精卫接受议和，遂赴南京重组国民政府，出任行政院长，执掌国民政府大权。汪上台后，任命其亲信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长。但孔祥熙不买账，不肯让出部长位置。于是，汪精卫以行政院名义再次恢复工商部，任命陈公博担任部长。“三井礼品”等九洋行往工商部写信的时候，陈公博已上任，但孔祥熙却对原实业部工商司那一块的交接班抱消极态度。陈公博虽然看到了这封信，但因为下面都是孔的人，根本不听指挥。因此，这封信虽然被陈重视，但还是只得搁置一旁。

这下，“三井礼品”等九家洋行坐不住了。三井二郎在与南京的“礼煌化妆品”“大富洋行”“德和烟草”老板一番商议后，作为南京四洋行的代表于12月19日赴沪，在公共租界大东旅社约见沪上“威猛西药”“大帝西餐”等五洋行老板，对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紧急磋商。商量下来的结果是：与各自所在国家在华外交机构联系，希望由外交机构出面，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endprint

这九家洋行的老板的国籍分别属于美、英、法和日本（不包括在其中三家洋行参股的华人股东），于是，就分别向各自国家在华使领馆提出支持他们“维权”的要求。这4个国家的在华外交机构态度一致，全部支持他们的诉求，立刻分别致函工商部长陈公博。工商部那些把持要害权力部门的孔祥熙的亲信当然不愿意为此背书，反正写明是给陈公博的，于是就把外交信件送到陈公博的案头。陈公博后来成为民国第二号汉奸，这时还没有参与卖国，虽然跟汪精卫走得很近，但连汪氏也还没成为汉奸。所以，说陈氏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有汉奸之嫌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崇洋媚外”的评语倒是比较贴切的。他看了那4封外交信件，认为“不是没有道理”，原本人家考虑到元旦五天假期乃是中国最长的一个假期了，又逢年底冬季，无论从空闲时间、经济支付能力和购物惯例来说，都是旺季。据这九家洋行所附的进货账单复写件表明，他们事先已经备足了货，准备大赚一票的，现在冷不防突然说取消元旦放假了，那这生意就落空了。进的货是有时效保质时间，放到阴历年底就得打折，因此提出索赔诉求“似乎可以理解”。

于是，陈公博就签署了担任工商部长以来的第一道命令，要求上海、南京二特别市的工商局会同商议对这九家洋行是否需要补偿的问题。南京市工商局接到来自工商部的这道命令后，主管副局长欧阳瑛连说“荒唐”。先不论九洋行所提的诉求是否合理，就从可行性来说，如果同意对这九家洋行予以补偿，那如果其他成千上万家洋行商号以同样理由提出要求获得补偿又该如何应对？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与此同时，上海市工商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打来长途电话与南京工商局沟通，最后双方决定联合呈文工商部说明不应给予补偿的理由。（按：上海租界时期的工商税由租界当局征收。但根据协议，由于每年要将一部分税金给付国民政府，所以上海市工商、税务机构对所征税率有话语权。）

两地工商局的呈文还没寄达工商部，陈公博去行政院开会时遇到院长汪精卫说了此事。汪精卫的观点是：这九家洋行中有三家是日本洋行。据首都警察厅呈递行政院的密报中曾提及过南京“三井礼品”可能是日本某特务机关设立的一个分点，因此须加提防。“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不能再给日本方面提供再次制造事端的借口。现在不能排除这件事是“三井礼品”策划的一个阴谋，所以必须小心应对。怎样应对？可以适当给予补偿。但考虑到其他洋行商号会仿效，那政府就无法解决了，所以可以采取变通方式，比如驳回申请，然后物色有地方名望的私人以私下交易的方式予以经济补偿。这样，政府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陈公博对这一观点极表赞同，于是这事就这样定下了。

拒绝无理要求

陈公博原以为此事就这样可以解决了。哪知，事情往下的发展并不如其所愿，而是另有轨道。

“三井礼品”等九洋行收到工商部驳回他们诉求的公文后，一致表示反对。当天晚上，三井二郎以南京涉事四洋行代表的名义乘坐夜班火车赴沪，次日在华懋饭店与其他五家洋行老板会商，最后决定向各自国家驻华使领馆提出请求干预此事的申请。

英美法日驻华使领馆于是分别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以各自国家政府的名义要求国民政府对该事件予以足够的重视。其中的日本驻沪领事馆还向工商部发了抗议函件，陈公博收到后将该函件转往国民政府外交部。可是，次日外交部就派人把陈公博转去的日方抗议函件送回工商部。来人求见陈公博，当面向陈转告了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原话：该函系日方写给工商部的，还是请陈部长保存为妥。陈公博把此举视为外交部对此事的一个信号，考虑到事情已经上升到外交途径了，他就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呈文报告此事并附上了日方的函件。

汪精卫媚日且畏惧列强，其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他一直生怕日本以东北为跳板向关内侵入，同时还担心日本海军会从海上进攻上海继而进犯首都（南京）。因此对于这一事件很是关注，现在得知不但日本，而且连英美法三国都就此事表了态，当下自是发愁。于是亲自给外交部长陈友仁打电话，要求陈部长“考虑大局，慎重处置”。

陈友仁，祖籍广东兴梅地区，1875年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洋群岛的特立尼达，律师出身。1913年任民国北京政府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1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史籍称陈友仁“系优秀华侨外交家、杰出的外交部长、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助手”。1933年，陈友仁参加福州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事变失败后流亡巴黎。抗战爆发后的次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不久押解上海，迫其出任汪伪政府高官，陈氏屡屡坚拒，1944年病逝上海。从陈氏经历来看，他是一个具有爱国情操的进步人士。

前面说到过，广州国民政府是汪精卫组建的，汪氏能让陈出任外交部长，可见汪陈关系还算不错。正因为如此，所以汪精卫就直接给陈打电话说明了意图。可是，在眼前这件事上陈友仁却有自己的观点，不过，他当时没有说，只表示“此系琐事，自会妥善料理，汪院长不必多虑”。汪精卫于是就放心了。那么，陈友仁是怎么料理的呢？他的料理就是不料理，也就是说，对四国外交机构的来函根本不予答理，一连搁置多日。直到元旦前一日即1931年12月31日，下午下班前，陈部长突然吩咐秘书把四国外交机构来函拍摄照片后，原件退寄了事。寄的外交专递，寄出前，陈友仁在每封函件的信封空白处用毛笔一一写上：本国内政，外人不宜插涉。特告——陈友仁。

说也奇怪，陈友仁把这四封信件退回去后，当晚出席行政院举行的电影招待会时，对汪精卫说了处理情况。汪精卫大惊失色，失声道：“糟糕！要坏事！”陈友仁淡淡一笑，说：“请汪院长放心，没有事。”果然，四国驻华使领馆收到退件后都没有吭声。

就这样，人们度过了一个全国不放假的元旦。据中央社报道，元旦期间，各地机关、学校照常办公、教学，工厂照常开工，商店正常营业，京沪平津及各省城市均平安无事。大部分省市都取消了以往历年都要举行的元旦庆祝活动，也有进行庆贺的，但都废除铺张，时间也改在12月30日或者31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也没有举行团拜会，而是由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出面搞了一次庆祝活动。当天的《中央日报》在头版头条推出新闻报道，标题是《市党部召集各界今晨举行元旦庆祝大会 从今天起要造成光明灿烂的新中国》，这个庆祝大会的时间不过一个小时，报章所载及的情况如下：“上午九点，所属各区党部、区分部代表及各民众团体代表舉行扩大庆祝大会。会场业已布置就绪，并推定张忠道为主席。兹录其开会秩序及口号如次：（甲）开会秩序，（一）开会，（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六）静默三分钟，（七）主席致开会辞，（八）代表演说，（九）奏乐，（十）散会。（乙）大会口号，（一）庆祝中华民国成立纪念，（二）实行总理遗教，（三）继续先烈奋斗的精神，（四）拥护中央，巩固和平统一，（五）拥护一中全会决议案，（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七）中国国民党万岁，（八）中华民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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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