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抗议活动进程初探

侯沐晗

【摘 要】2014年至2018年的奥罗莫人抗议活动深刻改变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走向。本文通过对这四年抗议活动进程的梳理，初步探究奥罗莫人抗议活动的发展与演变。

【关键词】埃塞俄比亚；奥罗莫；抗议活动

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国家中以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著称，这些光彩的成就一度掩盖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执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简称“埃革阵”）始终独揽大权，党内又长期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简称“提人阵”）占据主导地位。2005年以来，埃塞的公共空间不断萎缩，特别是在2009年《反恐法》颁布之后，政府对可能威胁其政治地位和声誉的反对势力加强了打击力度。经济发展的红利仅仅惠及城市地区，城市的发展与扩张，意味着农业地区的发展会受到忽视，甚至被迫做出让步。城市的群聚效应，又吸引着农牧民涌入城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找到工作，青年失业已经成为埃塞现今急需解决的问题。2015年至2017年的气候异常更是造成旱灾与洪灾交替出现，并导致粮食减产，难以自给。而食品价格的通货膨胀，带动埃塞经济整体的通货膨胀，也让民众在经济上承受更重的压力。在这一形势下爆发的奥罗莫人抗议活动，是埃塞俄比亚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深刻改变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走向。

一、“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与抗议活动的萌芽

2014年4月29日，在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的安博（Ambo）镇爆发了抗议活动，人数多达25000人，参与者包括大学生、反对派以及一些活跃分子。抗议的起因是“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Addis Abeba Master Plan），规划提议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面积扩充至1.1万平方公里，而这意味着首都周边奥罗米亚州下属的36个小镇将被并入首都。抗议经由大学生迅速传播，并导致奥罗米亚州内的所有大学都爆发了示威抗议。最终警察大量进驻校园后平息了抗议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警察与抗议者之间发生冲突。按官方公布的说法，共有11人在冲突中死亡，实际数字可能更多。此外还有数百名学生被逮捕。虽然这场抗议活动现在被视为后来一系列抗议活动的开端，但在埃塞政府的高压之下，奥罗米亚州陷入了长时间的平静。“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也并未被放弃，被捕学生只有少量被释放，大部分仍在监狱羁押。

“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引起的广泛质疑是对首都持续扩张的回应。“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虽尚未落实，首都的扩张却一直在不断推进。在埃塞俄比亚，土地产权属于国家，因此埃塞政府可以做到成片征用土地。对于此前首都扩张中失去土地的奥罗莫农民，政府仅仅给予了微薄的赔偿款。政府宣称首都建设会给当地带来发展和就业岗位，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技能缺乏与教育程度偏低，失地农民很难在当地找到工作，大多因此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是首都总体规划从未征得奥罗米亚州民众的讨论与同意。根据埃塞俄比亚现行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五款，“由于亚的斯亚贝巴位于奥罗米亚州境内，社会服务、资源使用以及涉及到共同管辖等事关奥罗米亚州在亚的斯亚贝巴的特殊利益将被保护。”奥罗米亚州的“特殊利益”成为争论的焦点，很容易使得民众抗议者将诉求政治化，指向联邦政府的威权与不民主。

二、抗议活动的复苏与政治诉求的转向

抗议活动最初的回应出现在2015年11月12日，政府检查组在吉尼齐（Ginichi）镇考察时引发当地居民的怀疑，他们认为政府将征用土地用于投资项目，而这又被视为“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的一部分。由吉尼齐小规模游行示威点燃的星星之火再次席卷整个奥罗米亚州，和此前相比，抗议要更为广泛。不同于被视为反对派大本营的安博，吉尼齐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上要遠远不如，辖下也没有大学。事实上，随着抗议活动的扩大，中、小学生取代大学生成了抗议活动的主导。一些先前没有参加过抗议的城镇也逐渐加入进来，比如沃利索（Woliso）镇。尽管抗议活动大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政府却将其定性为外部反和平势力指示下的恐怖主义骚乱，并迅速动用警察进行强力压制。抗议活动也因此在一些地方转变为暴力事件，出现了针对外国投资和政府资产的袭击。根据合法注册的反对党奥罗莫联邦大会（OFC）的说法，在抗议者与警察的对峙中，共有86人被杀，另有数千人被捕，包括他们的副主席贝克莱·格尔巴（Bekele Gerba）。

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2015年12月，在局势平定后，执政党埃革阵于2016年1月13日对抗议者做出重大让步，其成员党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OPDO，简称“奥民组”，现更名为ODP）宣布，放弃“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只是抗议活动的焦点早已不仅仅局限于“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政府对抗议的严厉态度激起了奥罗莫人的普遍不满。和平行使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面临的却是来自政府警察的枪杀与逮捕，奥罗莫人将这一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自孟尼利克二世统一南方之后，奥罗莫人就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境地。奥罗莫人并非现在、而是一直以来都在遭受埃塞政府的不公对待。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边缘化，没有发出声音的渠道，政府也不听取奥罗莫人的意见。早在抗议活动之前，奥罗米亚州就是埃塞国内侵犯人权行为最多的地区。因此除非政府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奥罗莫人的地位不会得到改善。

众多抗议者对政府的让步持怀疑态度，现实也的确如此，放弃“亚的斯亚贝巴总体规划”并不代表政府会停止压制，枪杀与逮捕仍在继续。奥罗莫人的抗议活动也同样在继续，学生不再明显占据抗议者的主导地位，不同年龄和阶层的奥罗莫人都出现在抗议人群中。对族群命运的关心使奥罗莫人普遍卷入进抗议活动，这样的转变也体现在抗议口号上，从起初的“拒绝总体规划”（No to the Master Plan）到“奥罗米亚绝不出售”（Oromia is not for sale）和“奥罗米亚要求自主自治”（Oromia needs autonomous self-government），最终落脚在“为鲜血与生命伸张正义”（justice for our blood and lives）。

三、奥罗莫人与阿姆哈拉人的联合与抗议活动的壮大

奥罗莫人的抗议活动在很长时间是一个单独事件，但它成功造成了政府秩序的松动，一系列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开始出现：2015年11月，阿姆哈拉州贡德尔北部的齐曼（Qimant）人要求自治权，并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导致数人死亡。2016年2月，亚的斯亚贝巴的出租车司机因对政府实施的新交规不满而罢工。2016年7月，瓦尔凯特（Welkait）县的阿姆哈拉人因不满政府将其划归为提格雷州而展开抗议活动。不同的抗议人群在共同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中开始遥相呼应。作为动员和传播抗议信息的主要渠道，Facebook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支持奥罗莫人和阿姆哈拉人联合的群组。在贡德尔的抗议活动中，阿姆哈拉人明确喊出了与奥罗莫人团结一致的口号。

抗议活动在2016年8月5日进入一个新阶段，8月5日至7日间，阿姆哈拉州的贡德尔和巴赫达尔、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及奥罗米亚州境内超过200个城镇共同爆发了游行示威。虽然阿姆哈拉人与奥罗莫人的抗议活动各自独立，但双方都喊出口号表达对彼此的支持。在反对压迫与边缘化的共同诉求下，埃塞俄比亚人数最多的两个族群走向联合。政府的反应依旧如前，就在8月5日，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Hailemariam Desalegn）立刻宣布集会非法，并称要采取措施取缔抗议活动。之后迅速调动安全部队进行镇压，共有97人在抗议活动中被杀，其中67人在奥罗米亚州遇难，剩下30人死于阿姆哈拉州。在抗议活动期间，政府全面封锁了互联网，以使抗议者无法通过社交媒体组织与协同行动。这些举措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抗议活动的蔓延，阿姆哈拉州下辖的11个市中有6个市先后卷入了抗议活动。

2016年8月21日，在里约奥运会马拉松项目获得亚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费伊萨·利莱萨（Feyisa Lilesa），冲向终点时交叉双手做出抗议手势，为奥罗莫人的抗议活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区域大国地位，它在反恐问题和难民问题等方面是欧美国家的重要盟友。对于埃塞政府在抗议过程中滥用武力、侵犯人权的行为，欧盟与美国都曾给予批评，并呼吁埃塞进行公开、公正的调查，然而双方并未以实际行动展开抵制。相反，欧盟与美国的援助依旧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埃塞政府。联合国亦敦促埃塞政府接纳国际观察员对人权侵害的情况进行独立调查，但遭到埃塞政府的拒绝。国际社会的实际压力主要来自海外移民。海外移民的汇款是埃塞俄比亚外汇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抵制的手段，汇款在抗议活动爆发的2014年之后开始锐减。

四、全国紧急状态的实施与抗议活动的暂时平息

形势进一步变化发生在2016年10月2日，当日是奥罗莫人的感恩节（Irreechaa），超过200万奥罗莫人聚集在奥罗米亚州的比绍夫图（Bishoftu）镇举办庆祝活动。然而本应主持活动的现任阿贝·盖达（Abba Gadaa）没有出现，由政府官员和一名亲政府的退休阿贝·盖达代替，现场气氛因此极度紧张。抗议者开始出现，其中甚至有民众挥舞着被当局视为恐怖组织的奥罗莫解放阵线（OLF，简称“奥解阵”）的旗帜。安全部队试图驱散抗议者，双方爆发冲突，安全部队投掷的催泪瓦斯引发民众大规模恐慌，最终导致踩踏事件。事件造成至少55人死亡，并很快招来强烈反弹，愤怒的抗议者袭向政府设施，和埃革阵有关联的私企也被列入攻击目标，部分建筑惨遭放火。逐渐失控的局势迫使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宣布从10月8日起，埃塞俄比亚进入全国紧急状态，这在埃革阵执政25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紧急状态对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施加了广泛的限制，并赋予国家紧急状态指挥部以极大权力，可以不通过正当程序任意进行逮捕与拘留。政府视社交媒体为骚乱的元凶，此前用来传播抗议信息和镇压影像的Facebook和Twitter遭到全面封锁。在Facebook上观看和发布信息甚至被政府定为犯罪。安全部隊更是全力运作，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不到两周，便有1645人遭到拘留。至11月，拘留人数上升到11000人，政府公布了拘留者的姓名和理由。12月1日，继副主席之后，奥罗莫联邦大会的主席米瑞拉·谷地那（Merera Gudina）也被捕入狱。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压制，埃塞俄比亚成功实现了大部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抗议活动虽然暂时平息，但内在压力依然存在，埃革阵政府被迫开始其缓慢的“自我革新”。宣布紧急状态之后，2016年11月1日，总理海尔马里亚姆重新组阁，任命的15名新部长中5名为非党员，外交部和通讯与信息技术部这两个关键部门由出身奥民组的两人出任。埃革阵的四个成员党：提人阵、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ANDM，简称“阿民运”，现更名为ADP）、奥民组、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阵线（SEPDM，简称“南方阵线”）的领导层全部进行了大调整。除此之外，埃革阵政府在严厉打击腐败、改革官僚机构、实行多次特赦等方面做出了好的改变。“自我革新”还体现在政治空间的开放，2017年1月18日，埃革阵与22个境内合法注册的反对党开始第一轮政治对话。对话过程却漫长而艰难，直接参与对话的反对党数目时有反复，内容也由行政服务、青年失业、资源分配等广泛的议题集中到选举制度上。这些改变始终仍是在紧急状态下的严格管控中实现的，所有改革均缺少民众的参与，更多的是政治精英之间的讨价还价。更何况后期的抗议活动中，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主要是政治边缘化与侵犯人权，这些在政府的改革中并未得到实际的改善。埃塞人权委员会4月出具的报告甚至认为安全部队在抗议活动期间仅使用了“适度武力”，是面对暴力抗议别无选择的结果。因此，一旦全国紧急状态解除，抗议与冲突便立刻出现回潮。

五、抗议活动的回潮与政府变革的实现

2017年3月30日，出于对抗议活动回潮的警觉，埃塞俄比亚人民代表院一致投票决定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4个月。然而未等紧急状态结束，抗议活动便重新萌芽。抗议者选择罢工作为新的抗议手段。7月17日，安博镇的商店、旅馆、餐厅全部关闭以抗议政府实施的新税法。8月4日刚刚宣布紧急状态结束，阿姆哈拉州便紧随奥罗米亚州的步伐开始行动。8月7日，为纪念抗议中的死难者一周年，巴赫达尔的商铺全部关闭，开始罢工。与此同时，安博镇开始了第二次罢工，除了抗议新税法增加税收，政府对反对党、特别是对奥罗莫联邦大会领导层的无端监禁也成了抗议目标。奥罗米亚州与阿姆哈拉州重新陷入民众抗议与政府镇压的拉锯战。

和平抗议虽然仍是主流，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开始出现。依靠族群情感动员的抗议活动不可避免的引发了族群冲突的反弹，而抗议活动本身也越来越容易衍生出暴力行为。8月24日，以边界冲突和索马里州特别警察（Liyu Police）越界袭击为诱因，奥罗米亚州的东哈勒尔盖（East Hararghe）、西哈勒尔盖（West Hararghe）、西阿尔西（West Arsi）、西绍阿（West Showa）等市，以及亚的斯亚贝巴周边的城镇比如安博、吉尼齐等地爆发了为期五天的罢工抗议。抗议虽然也针对政府对反对党的拘捕，可未来却越来越染上族群对抗的色彩。9月11日，古尔萨姆（Gursum）县的行政人员萨拉马·穆罕默德（Selama Mohammed）和奥罗米亚州驻哈拉尔市的警察塔杰丁·贾迈勒（Tajudin Jamal）被索马里州特别警察带走后遭到杀害。这一事件随即在次日的东哈勒尔盖市促使抗议者由居家罢工走上街头，其中古尔萨姆和德德尔（Deder）比较严重，而在阿沃戴（Awoday）甚至造成18人死亡，其中12名索马里人，6名奥罗莫人，以及200人被捕。因为害怕遭到报复，55000名奥罗莫人从索马里州逃离，被暂时安置在临时营地。10月20日，布诺·伯代莱（Buno Bedele）市和伊路巴博（Illubabor）市爆发游行示威，抗议索马里州的奥罗莫人被迫迁移出境。抗议活动很快就失去控制，部分年轻人开始大肆烧杀，却是针对当地的阿姆哈拉人。最终8名奥罗莫人与3名阿姆哈拉人死于冲突，大量阿姆哈拉人居住的房屋被燒毁。奥罗米亚州与索马里州的冲突在此后不断发酵，至11月，索马里州被驱逐及逃离的奥罗莫人高达20至40万。时至今日，奥罗米亚州与索马里州的紧张局势也并未完全消除。

政府仍试图竭力压制以稳定局势，2017年11月10日，埃塞政府宣布实施“国家安全计划”，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举行抗议集会。除了继续增加安全部队射杀抗议者的事件外，埃塞国内并没有趋向稳定，抗议活动依旧如火如荼，节节败退的反而是政府一方。2018年2月12日，奥罗米亚州大多数城市爆发了由各行各业参与的广泛罢工。政府第一次被迫在抗议活动期间做出让步，释放贝克莱·格尔巴等四名被捕的奥罗莫联邦大会成员。之后是政府肉眼可见的动摇：2月15日，埃塞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宣布辞去埃革阵主席和政府总理职务。2月16日，埃塞政府部长理事会宣布施行国家紧急状态，为期6个月。

再次启动紧急状态的埃革阵政府面临着内外双重的压力。抗议活动的持续发酵显然在政府的意料之外，更重要的是，之前自发性的抗议活动开始出现组织化的倾向。特别是在第一次紧急状态结束后，一个名为“基罗”（Qeerroo）的组织逐渐浮出水面。“基罗”在奥罗莫语中是“年轻单身汉”的意思，因此这一组织主要由青年奥罗莫人组成。“基罗”有广泛而严密的组织链条，可以实现政府断网情况下的抗议动员，2018年2月12日的大罢工便是出自“基罗”的手笔。由于“基罗”的活跃，抗议活动稳定的向政府施压，冲击着埃革阵的统治。而此前埃革阵的“自我革新”也成功使一批改革派走向台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6年10月当选奥罗莫州长的莱马·梅格萨（Lemma Megersa）。在奥民组内部，更是形成了以莱马为核心的“莱马小组”（Team Lemma）。该团队支持抗议活动，并将其政治诉求与抗议活动保持一致，试图在埃革阵内部结束提人阵的霸权，以此推动这一政党的内部变革。奥民组也因此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与阿民运结盟后，结束了提人阵在党内的主导权。3月27日，作为莱马小组核心人物的阿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当选埃革阵主席。4月2日，阿比就任联邦政府总理。阿比总理上台后推行了诸多埃革阵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而这一政治变革的促成，正是四年来一系列抗议活动所推动实现的。

六、结语

阿比总理的改革为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笔者在亚的斯亚贝巴调研期间，目睹机动三轮、中巴、公交以及私家车上到处都贴着阿比总理的照片，由此可见一斑。2018年6月5日，埃塞俄比亚提前2个月解除了紧急状态，抗议活动似乎至此可以划上句点，但冲突却并没有轻易平复。在抗议活动中滋生的族群民族主义情绪促使族群间紧张关系加剧。9月12日，在奥解阵回归埃塞俄比亚前夕，奥解阵的支持者与亚的斯亚贝巴的本地青年因旗帜问题爆发冲突。冲突在15、16日酿成暴力事件，并最终导致23人死亡。奥罗莫人与索马里人的冲突亦不断激化，5月后冲突围绕莫亚莱（Moyale）持续展开，最新一轮的冲突发生在11月11日至13日，共造成12人死亡，17人受伤。族群间零星的暴力事件此起彼伏，为阿比总理的政治成就蒙上一层阴影。一些新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出现，抗议反对族群冲突，要求免受暴力侵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是阿比总理面临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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