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强 李 琦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以线性进化论观点来看,西方四大现代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着中世纪的宗教与世界观,并许诺人类社会将由此进入“光明而自由”的现代。自此,“现代性”似乎取代了中世纪的宗教神论,成为被现代社会默契遵循的新型“神谕”。然而,二十世纪以来,高歌猛进的“现代性”却似乎走到了一种极度的状态:满目疮痍的自然、迷失自我的现代人——似乎都在无声地质疑、拆解着“现代性”方案的合法性。
那么,极度之处的“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生态主义批评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描述道:“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离他人和自然都越来越远。”[1]朱自强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表达了同样的思考:“人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囊括了人类存在的全部。”[2]简言之,“现代性”带来了一系列的断裂,这不仅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与传统间的断裂,更于深层上导致了人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关系”的断裂。基于此,“现代性”的反思首先便是以试图恢复“整体性”,重寻人存在所需的两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展开的。
面对“现代性”的种种后果,文学以区别于社会学、哲学的审美维度以期“揭示病苦,引起疗救”。回望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人文学中一度掀起的意识流小说、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热,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文学写作,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反思着“现代性”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