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灵寺新发现的两块铭文砖及其所反映的重修历史

2018-01-20 16:43曹学文
敦煌研究 2017年6期

内容摘要:近期炳灵寺石窟发现了两块有铭文的明正德年间的方砖,通过对正德砖和保存在第146窟明正德十二年所立的《大明碑》以及洞窟内的有关明代题记的综合研究,探讨了炳灵寺石窟从明成化到清同治时期四百余年的重修情况。

关键词:炳灵寺;铭文砖;重修历史

中图分类号:K879.26;K87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6-0081-05

Two Newly Discovered Bricks with Inscrip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Restoration Activity Reflected by Them

CAO Xuewen

(Binglingsi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 Dunhuang Academy,

Linxia, Gansu 731600)

Abstract: Two square bricks with inscriptions dating back to the Zhengde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have recently been found at the Binglingsi Grottoes. Presenting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the two bricks, the Great Ming Stele in cave 146 from the 12th year of the Zhengde era, and the Ming dynasty inscriptions in the same cave, this paper discusses restoration activity undertaken during the 400 years between the Chenghua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Tongzhi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Binglingsi; bricks with inscriptions; history of restor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近期我们在炳灵寺石窟下寺和上寺各发现了一块刻有铭文的方砖,上面均有明正德年号,故将其称为正德砖。

下寺正德砖(图一),长38厘米,宽36.5厘米,厚6厘米。正面刻有文字:

伏惟贾勉/大明正德九年叁月内/起工发心打造大/方砖调砖共计五/千四十八块奉/佛弟子吴仲房等。

上寺正德砖(图二),长34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正面刻有文字:

明正德七年四月□/日法心兰州福尽僧/六侍房邵钦宗烧转二千/丙灵寺救土佛母使转二百/五十大佛左半俢寺一坐使/用四百水連洞使转/八百圣僧寺使转三百供/善士□粮元邵钦宗俗□□□。

大明正德九年(1514),正值明代重修炳灵寺的高潮时期。“调砖”应为当地俗语即吊砖,也就是长方形砖,相对于正方形砖而言的。下寺正德砖记录了吴仲房等人在正德九年为重修炳灵寺而打造制作方砖吊砖共计五千四十八块。吴仲房,《大明碑》上有其名。

上寺正德砖上的铭文虽然错别字比较多,但内容相对下寺正德砖而言更加丰富。文中的“转”应为砖,“丙霊寺”是炳灵寺的另一种写法,[1]“救土佛母”应为救度佛母,“大佛左半”应为大佛左伴,“水连洞”应为水帘洞(第186窟)。此铭文记述了正德七年(1512)兰州福尽僧邵钦宗烧砖二千,用于炳灵寺的修造救度佛母、大佛左半修寺、修水帘洞、修圣僧寺等。这块砖为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如炳灵寺水帘洞、救度洞等重要洞窟的变迁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圣僧寺,在炳灵寺石窟所有洞窟题记和所有的历史文献中还没有发现过“圣僧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两块新发现的铭文砖所提供的信息,对炳灵寺著名的《大明碑》(《重修古刹灵岩寺记》图三、图四)的内容是重要的补充和佐证,也是研究明代以来重修炳灵寺石窟的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明正德(1506—1521)前后,炳灵寺所在的河州地区兴起了一个“重修古刹灵岩寺”的高潮,参与俢寺的人员有上至钦差大臣、地方政府官员、进士学子,下至一般僧侣及当地百姓等。炳灵寺第146窟中的《大明碑》详细记载了明正德前后重修炳灵寺的情景:

……恭惟我/朝大明成化己酉,守节都阃蒋公玉游窟,像露宇倾,发心修造,更名水帘为圆觉洞,落成。乡进士杨训成化 /壬辰游洞静澄,创构殿宇,未竟。续获都纲三竹坚粲,弘治庚戌修建救度洞,接盖窟殿,蔽护/大佛,告成。乡进士李绣志石。逮正德甲戌,戒坛僧佛尽,蜀川僧圆□,□山丹□□创□□□等殿宇□□□□□/盖僧舍禅室,同助罗汉图哈巴、僧惠宝、僧正惠济督余记序始末,泐石镌碑,竖立于桥头堡, 以传 /天地二极之悠久。时正德十二年丁丑三月八日贡士司山东□□□□□□王世敬撰,同郡主簿徐恒书。{1}

《大明碑》背面记录了参与重修炳灵寺时的各类人物,主要有:“……钦差守备河州地方都指挥行事:南安种勋/奉训大夫知河州事:西蜀富顺、熊载/河州卫指挥:朱纮,蒋夫人何氏/河州僧正司:丁珍,百户:罗俊 景忠 姚氏 何受 何禄 癿藏头目:巴东合家 王完卜 小完卜/敕赐宝觉寺僧:普能 普佑 普裕 普照 普亮 普泽 普怀 道澄 道明 明秀 明朗 了华 了信 了境 海通 了宣 了遂 法□/钦差大能仁寺右觉仪:远丹星吉/钦差大护国保安寺都纲:锁南领占/岷州法藏寺灌顶大国师:扎巴坚参/钦差灌顶大国師□□/弘化、显庆二寺灌顶大国师:锁南藏卜 班着尔藏卜 扎夫伦卜 南喝洛竹 班丹落竹 土巴藏卜 真巴先吉 我些尔先吉/金刚寺都刚:扎失坚剉 剌麻着藏 李罗汉 黑罗汉 锁南也舍 真巴藏卜 三丹藏卜 罗土巴藏卜 南哈尔坚参/法藏寺:丁尚师 丁国师 王剌麻 贾罗汉 文罗汉/乌思藏朵剌尚师 黑巴扎失 朵列只扎 赏思巴藏卜 扎失领真 桑尔加坚参 领真藏卜 锁南藏卜 班蓝坚剉 领真坚剉□□/澄阳庵助缘僧:明秀明朗 锁南端住 领真坚参 端住领真 洛竹藏卜 也舍端住 锁南领真藏卜 也舍桑尔加藏 扎失坚参/曹剌麻 舍剌坚参 汪东先吉 元丹坚参 杨维 商客:高志英 赏演玄 冯侃 许仲 郑全 李居士……”endprint

《大明碑》立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翔实地记录了从明“成化乙酉”到明“正德丁丑”半个世纪由政府主持、民间参与对炳灵寺重修的过程,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炳灵寺石窟周边自然风光、地形地貌以及丰富的物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碑》首次记载了明官方认可的炳灵寺四至:“古梵刹灵岩寺四至:东至烟墩山,南至黄河,西至他剌坪,北至川城大路为界,四至分明记。”1962年,甘肃省文化局公布炳灵寺石窟的保护范围和1999年甘肃省政府重新公布炳灵寺石窟保护范围之时,基本上沿用了明朝时的四至。

明朝建立后,朝廷为了更好地统治西藏,特别注重利用宗教的作用,对宗教首领进行了册封。《明史》卷331:

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2]

明初,格鲁派正在藏地兴起。明廷于永乐十一年(1413)派专人去西藏邀请宗喀巴大师进京。宗喀巴指派他的第四大弟子绛钦却杰(汉文译释迦益西或释迦也失)应召前往当时的首都南京觐见,被永乐皇帝封为国师。永乐十九年(1421)绛钦却杰再次入京,进行了很多法事活动,包括在五台山修建寺院等。宣德九年(1434)绛钦却杰被宣德皇帝封为“大慈法王”,[2]8577宣德十年(1435)在返藏途中,在炳灵寺属寺之一的弘化寺圆寂。朝廷对藏传佛教的重视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对炳灵寺的态度,正如《重修古刹灵岩寺记》记载的“大明成化己酉,守节都阃蒋公玉游窟,像露宇倾,发心修造”。蒋玉天顺八年(1464)任河州守备,成化元年(1465)上任第二年就到炳灵寺视察,并“发心修造”“像露宇倾”的炳灵寺,可见,当时重修炳灵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当时不光河州地区兴起了重修古刹的热潮,武威天梯山石窟也在大修。明正统(1436—1449)对天梯山石窟进行大规模重修见《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广善寺”是明朝时期天梯山石窟的称谓[3]。与重修炳灵寺一样,广善寺是由驻守官员“发心修造”的。

根据《大明碑》记载,炳灵寺的重修从成化元年开始修缮到正德十二年立碑,共历时51年。通过《大明碑》和两块正德砖的研究,我们知道当时主要修了什么,蒋玉“更名水帘洞为圆觉洞,落成”,然后是乡进士“创构殿宇,未竟”,由都纲三竹坚粲于弘治庚午年(1490)开始修建完成了救度洞,完成了庇护大佛的大殿。在炳灵寺重修过程中,都纲三竹坚粲的功劳最大。

《大明碑》中提到的几处遗迹如水帘洞、圆觉洞,大佛殿等都可与目前的洞窟一一对应,唯独三竹坚粲修的救度洞无法确定,究竟现在的哪个窟是救度洞,修成什么样子?上寺发现的正德砖铭文正好做了补充说明,“炳灵寺救度佛母”、“大佛左半修寺一坐”。虽然大佛左伴的寺,早在清同治年间战乱时被焚,但遗迹犹存(图五),这就基本确定寺后面的洞就是救度洞,也就是说,现在的第144、145、146窟三个大型洞窟应该是当时的救度洞,这是一个前寺后洞的建筑模式。这样的建筑模式目前炳灵寺还有,上寺卓玛洞(第1窟)就是一例,前面是壮观宏伟的卓玛殿,后面就是神秘的卓玛洞。炳灵寺上寺第3窟(原叫密宗洞),也是一个前殿后洞的建筑模式,前面是上寺嘉杨隆珠二世活佛修建的密宗院,后面是密宗洞。此砖发现以前,认为水帘洞(第186窟)是圆觉洞也是救度洞,三者是同一个洞窟,现在通过对《重修古刹灵岩寺记》和上寺正德砖的研究,确定了各自的位置和名称,水帘洞和圆觉洞是同一个洞窟不同的名称,而救度洞则是另外一个洞窟,了却了一桩公案。

通过对《大明碑》和两块“正德砖”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的重修主要集中在对寺院建筑的修缮,还没有来得及对洞窟塑像和壁画的重绘。这些钦差大臣和地方大员来炳灵寺首先见到的是“像露宇倾”的景象,因此首先对寺院建筑进行整修。立《大明碑》主要是为了给重修寺院的钦差大臣和地方各级官员歌功颂德,也是对50年来炳灵寺的重修做一个总结。两块正德砖的发现补阙了部分重修的史实,同时,两块正德砖也反映了修缮炳灵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知道,炳灵寺周边是红砂岩地质,不具备烧制砖坯的基本条件,所以,所有砖坯必须在外地烧制,然后再通过人畜力量运达。“兰州福尽僧”烧砖就是其中之一。炳灵寺相对兰州而言在黄河上游,这段黄河落差很大,水流湍急,无法在水上运输,只能翻山越岭地将在兰州等地烧制的砖运往炳灵寺,其辛劳可想而知。距炳灵寺西约5公里的韩家寺是炳灵寺的属寺之一,明代所建寺院前面的一块台地叫压马台,至今尚存。

正德砖还对《大明碑》的研究起到了互证作用,下寺正德砖上的功德主吳仲房,在《大明碑》碑阴第19行“各项杂役”中有其名,这位吴仲房是功德主也是匠人,为重修炳灵寺功不可没,因此登上了大名碑这块“芳名榜”。而上寺正德砖上的这位“兰州福尽僧六侍房邵钦宗”在《大明碑》上找不到其名,作者推测,这位福尽僧可能是兰州某个寺院的干杂活的僧人,不足以上《大明碑》这样名流汇集的“芳名榜”,是否如此,尚待进一步查证。

上寺正德砖提到的“邵钦宗”们烧制的二千砖为炳灵寺的圣僧寺分了三百,这个圣僧寺现在何处,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如果搞清了这个圣僧寺,可以填补炳灵寺石窟唐以后发展的部分历史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寺正德砖的发现对研究炳灵寺上寺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历史上,炳灵寺这个大寺院内又有若干个小寺院。炳灵寺附近一农民家中藏有一幅名为《冰灵圣境图》的卷轴画,据画面下方的藏文题记可知,此画作于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画面上还有不少题名的建筑:药王庙、法王堂、西方境、梵堂院、方家寺、水帘洞、水(睡)佛殿等,但是在图中并没有标出圣僧寺。这就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在正德砖上有“圣僧寺”而万历画中却没有,笔者一直怀疑,这圣僧寺就是距炳灵寺下寺北约2.5公里的炳灵上寺,况且这块正德砖就是在上寺发现的。既然上寺是所谓圣僧寺那么一定会有圣僧,圣僧又是谁?吐蕃朗达玛灭佛后,“三贤哲”之一的约格迥到炳灵寺参拜修行,并在一个山谷里静坐,这个山谷由此改名为约格浪谷。这个圣僧寺的圣僧莫非是“三贤哲”之一的约格迥?明万历年间的高僧罗扎哇迦哇尼哇写的《炳灵寺佛赞》(佚失)记载,高僧才旦尖措首次坐床,是炳灵寺的第一任法台。根据前后的历史推测,圣僧寺的圣僧也有可能是才旦尖措,但是也缺乏这位才旦尖措翔实的生平纪录。endprint

总之,在明代或明代前期,炳灵寺上寺一定居住着或居住过一位(或几位)高僧,可能是与炳灵寺上寺兴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圣僧寺究竟何处,谁是圣僧寺里的圣僧,仍值得继续探讨。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大明碑》和两块正德砖记载了成化到正德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对炳灵寺轰轰烈烈的重修活动,但在炳灵寺石窟中保存的所有明代题记中极少有成化至正德年间的题记,而晚了正德数十年后的嘉靖至万历年间出现了大量的重绘和游人题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正德十七年立的《大明碑》是重修炳灵寺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休止符而非句号。如前文所述,从成化元年(1465)到正德十七年(1517)的50余年主要是对炳灵寺的寺院建筑进行重修,而对洞窟雕塑和壁画的重绘于嘉靖年间才真正开始,根据统计,明嘉靖(1522—1566)到万历(1573—1620)的题记最多,这些题记多是反应洞窟塑像和壁画的重绘和游人香客到炳灵寺上香参拜的情况。

炳灵寺石窟第4窟前壁南侧有嘉靖时期的一方铭文:

大明国陕西道河州城居士奉佛发心彩绘……嘉靖拾陆年(1537年)二月初八日话大样立。

第7窟正壁墨书:

党计宗、王玉要来/发心彩绘□□□□□□/嘉靖七年(1528)。

第10窟北侧天王右肩上方墨书:

嘉靖十六年(1537)六月十六日階州右所信士……。

第70窟窟门外北侧阴刻题记: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弟子……三十一□□大业……

这方题记记载了第70窟重绘和八臂十一面观音彩塑事宜。

综上所述,通过对《大明碑》和两块“正德砖”以及洞窟内明代题记的研究,可知炳灵寺石窟的重修从明成化乙酉(1465)开始,到明正德十二年(1517)立《大明碑》是一个节点,这一时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主要进行了寺院建筑洞窟形制方面的重修。对窟内塑像和壁画的重绘则是从嘉靖七年(1528)开始的,持续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根据炳灵寺石窟的题记和有关文献记载,对炳灵寺的重修一直持续到了清朝乾隆时期。这一时期寺院规模不断扩展。到康乾盛世时,炳灵寺六大活佛系统完全建立,僧人达到数百人,佛殿、经堂、僧舍、栈道、佛塔、阁楼遍及整个大寺沟,炳灵寺盛唐以来的佛教活动达到了最鼎盛时期。

从乾隆后期开始,炳灵寺的重修活动慢慢趋向衰落。到了清朝统同治时期,西北爆发大规模的战乱,炳灵寺的所有寺院建筑毁于战火,炳灵寺的重修活动完全停止了。我们在炳灵寺石窟对面西约3公里黄河岸边的扎地山上发现的碑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事实:“盖闻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如此扎地,四面石崖,頂有白土。天然生成,此路一条。是乱时难民逃匪之扎地。大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乱,同治七年一乱,光绪二十一年一乱,三乱三扎坚固未破。民国十七年又一乱,众生公议,修成凌云桥,创修庙宇,伏祈神佑人,敌奈无果。大首领人于甘肃军械局领来大小枪支、火药炸弹,以备匪敌,保全人命。恐后湮没,故注次序。民国十九年。”

自明成化肇始的炳灵寺石窟重修活动到清同治年间完全停止,整整持续了四百多年,此段重修历史不可谓不长,重修规模不可谓不大,重修成果不可谓不辉煌,对炳灵寺石窟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曹学文.关于炳灵寺名称之争的学术史钩沉.敦煌学辑刊[J].2016(6):99.

[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577.

[3]赵永红.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177-17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