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与分析

李宽+白南定

【摘要】为了解蒙古族预科生在主观幸福感、抑郁、自我效能感上的特点，文章选取某高校大学生196名，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其主观幸福感、抑郁、自我效能感进行测量，发现性别、学生干部、是否为贫困生等在蒙古族预科生的主观幸福感、抑郁、自我效能感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蒙古族预科生在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上存在差异。

【关键词】蒙古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抑郁；自我效能感

【基金项目】内蒙古工业大学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幸福感及其提升研究——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下的调查与干预”（SK201506）。

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来完成某一行为的推测和判断。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往往存在抑郁、焦虑及无助感，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有一定的相关性。自我效能感对幸福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刘运合的调查发现，蒙古族预科生更多地采用被动攻击、躯体化、假性利他、隔离、回避等防御机制，但是在防御机制三大维度上，蒙古族预科生与汉族大学生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通过对蒙、维、回、藏等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调查发现，高校民族预科生大部分（67.7%）行为在正常范围内，但仍有1/3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行为问题。主觀幸福感是近几年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民族预科生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语言表达、风俗习惯。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汉族大学生，对蒙古族预科生心理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对蒙古族预科生自我效能感、抑郁、主观幸福感等心理因素的探讨，分析蒙古族大学生心理因素的特点，为大学生教育特别是民族预科生教育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文选取内蒙古某高校大学生196名，其中蒙古族预科生94名，汉族102名；男62名，女134名；独生子女78名，非独生子女118名；学生干部78名，非学生干部118名；城市69名，农区94名，牧区33名；贫困生79名，非贫困生117名。

（二）研究工具

《自评抑郁量表》（SDS）是William W.K.Zung于1965年编制的，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评定时间跨度是最近一周，操作方便，容易掌握，评分不受年龄、经济、性别的影响。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分半系数分别为0.73和0.92。《情感量表》由Bradburn（1969）编制，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主要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情感部分，采用七级评分，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71和0.815。《幸福感指数量表》由Campbell等人于1976年编制，由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组成，共9个项目，根据姚春生（1995）等人的资料，本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0.849。《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由Schwarzer等人编制，共10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中文版由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修订，对其信效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GSES具有良好的信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重测信度为0.83（p<0.001）。

（三）统计方法

将数据录入SPSS20.0，通过描述性统计、t检验、卡方检验、相关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结果

（一）人口学变量对情绪、自我效能感、抑郁和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表1得知，蒙古族预科生的人口学变量性别、学生干部、贫困生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抑郁和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蒙古族预科生独生子女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而独生子女在抑郁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抑郁的得分要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p<0.05）。

（二）蒙古族预科生在主观幸福感、抑郁、自我效能感和情绪上的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蒙古族预科生在主观幸福感、抑郁、自我效能感、情绪上的得分情况，笔者将主观幸福感、抑郁、自我效能感、情绪得分平均数作为分界点，把大于等于平均数的得分命名为2，把小于平均数的得分命名为1，将转化后的数据按人数作卡方检验，即比较等于大于平均数得分的人数与小于平均数人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如表2所示，蒙古族预科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得分中等以上的人数要显著多于中等以下的人数（p<0.01）。蒙古族预科生在抑郁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蒙古族预科生在积极情绪得分平均数以上的人数要显著多于平均数以下的人数（p<0.01），其在消极情绪得分平均数以上的人数要显著少于平均数以下的人数（p<0.01），说明大多数蒙古族预科生体验到的积极情绪要多于消极情绪。

（三）蒙古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抑郁的关系

从表3得知，积极情绪与自我效能感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1），而与抑郁存在显著性负相关（p<0.01）；消极情绪与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而与抑郁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1）；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抑郁间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三、讨论

（一）蒙古族预科生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分析

本调查发现，蒙古族预科生男女间在主观幸福感、抑郁、自我效能感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其他调查结果不一致。男女在主观幸福感以及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上的差异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有人认为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是由于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情绪表达，也有人认为蒙古族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积极情绪是由于蒙古族传统文化所导致的，蒙古族男性在家庭和社会活动中有更多的自信，性格开朗、外向，而蒙古族女性却表现为淳朴、善良、依赖感强、自卑等心理状态。性别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严标宾等人的研究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一个活跃的群体接收各种观念，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因此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在变小。随着蒙汉文化的交融，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也是蒙古族预科生男女生之间无显著差异的重要因素，本调查的蒙古族预科生大多来自蒙汉共居的农区或城市，预科生当中很少有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的。本调查发现蒙古族预科生中非独生子女在抑郁维度上得分要高于独生子女，可能是由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所导致的。endprint

（二）蒙古族预科生在主观幸福感、抑郁、自我效能感和情绪上的差异分析

通过卡方检验得知，蒙古族预科生在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积极情绪平均数以上得分人数要显著高于在平均数得分以下人数，蒙古族预科生在消极情绪平均数以上的得分人数要显著小于在平均数得分以下的人数，在抑郁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蒙古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效能感较高，对自我有积极的评价，能够较多地体会积极情绪和幸福感。

白晓丽等人的研究发现，蒙古族大学生在面对主流文化时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依次是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蒙古族大学生能够很好地协调和平衡主流文化和本民族的母体文化，也能够很好地采取积极有效的策略适应主流文化带来的冲击。蒙古族大学生较多地采用整合策略适应文化的变化，他们心理安全感较强，心理健康水平也较高。就读预科阶段课程较少，学业压力小，同学之间社会支持较多，没有体会到更多的文化冲突也是蒙汉在抑郁、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等维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認为蒙古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可能是受到评价者自身文化背景偏见的影响，并且调查工具是基于主流文化制定的。蒙古族预科生受到草原文化影响，他们更加崇尚活性精神，与静态的农业文化相比，草原文化是一种动态而创新进取的、知难而上的和依靠自己不依靠他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草原文化具有生命文化、生态文化、和谐文化、英雄文化，兼容和动态特质应该是肯定的。草原文化是蒙古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积极情绪较高，消极情绪较低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蒙汉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对比分析，本调查并没有发现蒙古族预科生在抑郁维度上要显著高于汉族，蒙汉在抑郁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张富花等人的研究不一致，可能与本研究的取样有关。本文的调查对象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并且到校后就读于蒙古族预科班，他们在文化习俗、人际交往方式、校园环境中生活学习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张富花等人的研究取样大多来源于边远地区进入内地就读的少数民族，因此他们在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与之前有较大差异。

（三）蒙古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抑郁的关系

自我效能感与积极情绪相关，说明个体对自己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的推测和判断能够体会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抑郁与积极情绪呈显著性正相关，与消极情绪呈显著性负相关，与主观幸福感无显著性相关。抑郁症最主要的特征是心情低落，没有心情低落便根本不能称为抑郁，抑郁评价更加强调个体的情绪状态，而主观幸福感评价更多强调个体的认知评价。

通过卡方分析得知，蒙古族预科生在抑郁维度平均数得分上下的人数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也是本调查的重要意义之一。虽然蒙古族预科生在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上存在差异，但在抑郁维度上不存在差异，其心理健康状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

（四）教育对策建议

学校可发展多元化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校园文化和课堂文化，增强蒙古族预科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对学校的认同感；加大对蒙古族预科生的扶持力度，如多数预科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可适度增加助学金名额的比例；加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宣传力度，提升在校大学生特别是蒙古族预科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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