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沁柟
厦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行政赔偿立法体系中,“连带责任”首次正式表述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出台的《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予以提及。至此,“连带责任”已引入行政赔偿案件中。但是,被侵权人与民事侵权主体和行政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属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对于同一共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被侵权人的求偿案件在司法审查环节将面临诉讼模式选择的难题。针对这一困扰司法实务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构想:
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二者恶意串通,基于共同的故意实施了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对该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因涉及到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依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证据规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主体是被告,即被诉的行政主体。①此程序可由权利人可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主张行政赔偿,当然也可先行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赔偿作为行政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需建立在行政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之上,故对于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评判应在单独的行政诉讼程序中予以先行解决。
然而,行政机关的内部员工与民事主体间的恶意串通,往往采用欺骗上级的方式来通过内部审批流程,该员工的行为是否能认定为该有权机关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