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一）

认识余华，是通过他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北京文学》上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但我已记不清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哪一年了。向他求证，他说是在1988年9月，他进鲁迅文学院之后。但在这之前，他与我通过信、打过电话。这我是记得的，我还记得当时他得意的声音：“我知道，《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朱伟就会来找我了。”可是在我记忆中，1987年下半年，我就和他见过面了，地点也许是在李陀家。那时我住自家庄，李陀住东大桥，距离很近，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就过去了。

《十八岁出门远行》只有6000字，写“我”在一条山区公路上走了一整天，终于搭上了一辆拉了一车苹果的汽车，但刚坐上车没多久，车就坏了。这时，有五个人来抢车上的苹果，我在拦他们时受了伤。很快又来了更多的抢劫者，不仅抢光了车上的苹果，还要把车拆了。司机竟是他们的同伙，因为我看到他跳上了一辆这伙人开来拉苹果的拖拉机，手里还拿着我的背包。天黑了，公路上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汽车和我。结尾是我躺在车里，见到父亲正在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父亲对我说：“你18岁了，该去认识外面的世界了。”然后，我便欢陕地冲出了家门……

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精妙叙述的迷恋。比如他写“柏油马路起伏不止，像贴在海浪上”、“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汽车停在公路的低处，我看到了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

与三年前他同样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星星》相比，我能感觉到余华在这三年里经历了怎样的脱胎换骨。《星星》是一篇因果明确、叙述直白的习作，写一个智力超过了他实际年龄的孩子，因为迷上了小提琴，而得罪了左邻右舍。最后，他的父母决定要将那把小提琴卖掉，他陇伤极了。余华就是因为这篇《星星》，进的海盐县文化馆。之前，他中学毕業后，在—个乡镇卫生所当牙医。他曾跟我说过，他最早喜欢的是川端康成，但后来却是卡夫卡解放了他的想象力。1986年，他读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如醍醐灌顶——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继《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余华又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个不到4000字的短篇——《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写“我”被一个陌生人奠名其妙地拉去看望了一个将死的人，其实“我”并不认识那个人。于是，作为那个人的“朋友”，“我”又认了一个悲伤的母亲。和“十八岁”一样，故事都很离奇荒诞。

可能在写完这两个短篇之后，他马上就意识到短篇空间的局促，于是，他又写了一个中篇——《四月三日事件》。“四月三日”其实是个莫须有的事件，“他”在不安中感觉到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这预感开始于对“他”构成了诱惑的女同学自雪的暗示与梧桐树下那个中年男子，最后延续到了“他”最亲近的同学、父母与邻居。“他”先是感觉大家都在背后议论他；然后，事情就真按着他的想象发生了，“他”感觉所有人都参与了对他的监视。结尾，是“他”爬上了一列拉煤的火车，决心逃离那个他确定要在“四月三日”发生的“阴谋”。说实在的，我觉得他的这个中篇写得有点累。但他告诉我这个中篇的灵感，来自于他一个儿时做过很多次的梦。他说他曾无数次梦见周围长满了青苔的井，不知在梦里滑到井里多少次。再有，就是在梦里杀人，没有杀人经过，只有因杀人带来的惊险追捕，常常被吓出一身冷汗。他还说他儿时走在狭窄的路上，会怕正常行驶的汽车会突然冲过来撞到他；夜晚走在弄堂里，对面过来的人影也会吓他一跳。

这年年底，他还在《收获》上发表了《一九八六年》。也就是从这个中篇开始，余华好像找到了他独有的落点：以优雅的语言写残酷。

这个中篇有一个引子：“文革”中一历史教师失踪了，留下妻子与一个三岁的女儿，妻子后来改嫁了。历史教师是因研究古代刑罚而被抓的，那天晚上，他其实是逃走的。小说真正的开端，是这个失踪多年的历史老师变成了疯子，回到镇上。疯子代表的是“文革”那一段无法回酋的过去。疯子回到镇上，自然影响了已经生活在新时代中女儿的欢乐，并给“她”的母亲带来了惊恐。疯子在自己身上做着各种古代酷刑的表演，一次次赋予“她”母亲噩梦。最后，“她”母亲终于阪复了正常，如释重负地说：“天亮时，我听到他的脚步，他走远了。”这时，疯子已经死了，“她看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生活就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们三人叉可以一起上街了。结尾，余华又换了一个视角，写疯子叫着“妹妹”迎面而来，伙伴就对“她”说，这疯子是在寻找他的妻子，并暗示“她”看前面走来的母女。于是，“她看到这母女俩与疯子擦身而过，那神态仿佛他们之间从不相识”。

1988年，余华又在《北京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现实一种》。我在读到这个中篇时的第一感，是吓了一跳：他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一个家庭，亲人之间越来越残酷的报复，一改他上一年对抽象提炼的兴趣。故事是这样的，哥哥山岗4岁的儿子皮皮不经意地把弟弟山峰的儿子摔死了。4岁的皮皮当然不懂得生死，他把堂弟抱出去看太阳，麻雀飞下来时，他觉得手里抱着的东西越来越重，自然就松了手。于是，山峰就让山岗交出皮皮，做什么呢？让他“把那摊血舔干净”。皮皮望着那摊亮晶晶的血，竟“想起一种鲜艳的果浆”，他伸出舌头，“一种崭新的滋味”竟“油然而生”。山峰随即一脚踢去，山岗就看到儿子“像块布一样飞了起来”。两个孩子死后，山岗与山峰的媳妇各自选择的报复手段是——山岗买回来一包肉骨头，并带回了一条小狗。他不动声色地把肉骨头煨烂，让山峰自愿把自己绑到窗外那棵树的树荫里，用木板固定了双腿，将烧烂的肉骨头涂在他的脚底，引小狗来舔。山峰奇痒难耐，就开始笑。他的笑声就“像两片铝片刮出来的一样”，“笑得连呼吸的空隙都快没有了”。山岗却在旁边问他：“什么事这样高兴？”他让自己的兄弟活活笑死，不知余华是如何能想到如此恶毒的残酷。

山峰死后，杀人偿命，山岗于是被枪毙，他被戏剧化地连击三枪。而山峰媳妇的恶毒，是假充他的妻子，捐献了他所有的器官。最后一节写医生们如何瓜分山岗的尸体——剥皮，取走他所有的脏器，最后一个外科医生要剔除肌肉与筋膜，带走骨骼。余华写他对着山岗的躯体说：“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也会显得弱不禁风。”优雅而又俏皮的文字，将冷酷写到了淋漓尽致，这就是坏笑着的余华。

同期，余华还在《钟山》上发表了《河边的错误》——么四婆婆在河边被人杀了，当事人有五个：三个男人，其中一个是疯子，另两个分别是一个女人和一个是孩子。案情本来很清楚：凶手是疯子。但在调查的过程中，又相继有人被杀，一件原本简单的凶案，演变成了连环凶案。最后，刑警队长开枪打死了疯子，“因为法律对他无可奈何”。公安局长又为了保护刑警队长，让他扮演精黼人。没想到刑警队长却根本不愿意当“疯子”，将医生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条理清晰，使局长和妻子“大惊失色”。但最终，他还是在局长和妻子的苦苦劝说与医生的反复提问下，终于在烦躁中达到了“理想”的状态，回答问题的语句开始变得含混不清，似乎已经达到了医学上“精神病”的标准。

这个故事荒诞至极，却又正是余华所擅长的。

（未完待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