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婚恋观跨文化视野评判

吕泽龙+陶鑫鑫

内容摘要：五四时代，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成为社会变革决定性力量的要求，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特殊语境下，鲁迅的小说《伤逝》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有着批判性的继承。本文探究《伤逝》所体现出的五四退潮时知识青年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借此剖析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与追求，以发掘当时女性意识及婚恋观的新变化，从而在大时代背景上对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婚恋观做一跨文化视野的评判。

关键词：鲁迅 易卜生 五四时代 婚恋观

1917年发生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成为社会变革决定性力量的要求，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新青年们的力量在社会变动中得以凸显，他们走出传统文化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体现了对自由人格的理性思考，成为当时青年广泛探讨的对象，以至全社会形成了“易卜生热”。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也因关注女性解放问题，而成为人们广泛关注、讨论的重心。

《玩偶之家》：独立与觉醒

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伟大的戏剧家，他早期创作浪漫主义的作品，而影响力最大的是受英法现实主义和市民剧运动影响创作的一批“社会问题剧”。这些剧作关注社会现实，探索人的命运和价值，批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宗教以至道德体系。创作于1879年的《玩偶之家》是他“社会问题剧”的代表。全剧围绕着“冒名借债”所引发的冲突展开，以家庭为背景，反映了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诸多矛盾。

在个人层面，易卜生采取“对照法”，即运用人物之间关系的对照，以丰富人物内涵，增强戏剧冲突。如，在娜拉与林丹太太的对照中，他们都因家庭牺牲自己，但娜拉始终有一种担当的意识，这样就凸显了娜拉觉醒乃至出走的价值。在娜拉与柯洛克斯泰的对照中，虽然同样伪造了书契，应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他们的动机却不相同，娜拉是无心之失，而且敢于承担责任，甚至甘愿以死相抵。柯洛克斯泰却不然。作品在对比中表現了娜拉对社会道德以及法律合理性的思考，既体现她善良勇敢的秉性，又凸显了其作为觉醒女性的自我责任意识。

而在更深层次的家庭关系对照中，作为夫妻的海尔茂与娜拉又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也构成了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从而引发读者对全剧更深层面的思考。

就性格而言，娜拉是一位单纯、活泼、善良的女子。在朋友中她是知心好友，帮助寂寞孤独的阮克医生、落魄无助的林丹太太；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为家庭生计出谋划策，使丈夫和孩子们幸福快乐。关键时刻她又能独当一面，当丈夫患病、父亲垂危时，能够挺身而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暗地里向人借款，及时拯救患病的丈夫并保全丈夫的自尊心，自己默默承担着还款的重担长达七年之久，而当“冒名借债”的危机爆发，她又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来保护丈夫。相较之下，海尔茂则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讨厌林丹太太的啰嗦，认为阮克医生不过是他家庭生活的附庸、点缀。他表面上为人正派，实际却是追求名誉的利己主义者，一旦事情有损于他，便开始畏缩、逃避甚至推卸责任。在家庭中，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大男子主义者，用男权思想圈禁了娜拉，几乎不允许娜拉有自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夫妻发生矛盾以后，他更以卫道士的形象维护着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些不合理的伦理、宗教和法律，并以此限制娜拉。

这样的个性终于在“冒名借债”的危机中爆发。当海尔茂得知娜拉冒名借贷会影响他的名誉时，他暴跳如雷，大肆辱骂。而当情势转危为安后，他则喜出望外，态度逆转。这说明他对妻子的感情完全是以自己个人利益的得失为转移的。他对娜拉的爱情完全以保障个人利益为前提，因为一旦危及个人利益，他就本能地开始辱骂、打击。

戏剧结尾，娜拉终于醒悟。她从开始时的盲目陶醉于小家庭的幸福，到后来“冒名贷款”事发后的烦乱与幻想，直至幻想最终破灭，提出“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1]259的女性独立宣言，娜拉完成了一个女性的全部自觉。

安于“玩偶式”的家庭生活与要求平等对话、维护独立尊严，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娜拉的醒悟，体现了她的自我觉醒意识，反映了她勇于打破家庭束缚，争得自由独立人格的强烈愿望。

在19世纪以男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一个小小的“玩偶之家”只是冰山一角，娜拉以个人的独立与觉醒，向男权主义的虚伪和自私提出挑战，也向维护其合理性的社会伦理、法律、宗教提出质疑。她提出“要把宗教问题仔细想一想”、“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1]259-260等思考，显示了精神觉醒的坚决态度和女性解放的要求。这一思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男权社会中极具批判性，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然而，总起来看，易卜生是将个人觉醒、伦理道德作为探讨“普遍的人性问题”[2]117的出发点的，他虽然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回答娜拉觉醒之后的走向问题。家的大门“砰”地打开，继而“砰”地关上，态度很决绝，行动也很痛快，但是，走出家门的娜拉，要走向哪里呢？天黑了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衣服单薄怎么办？她去哪里过夜？……许多悬而未决的现实问题，让人们提心吊胆，也给了读者、观众更深的思考空间。

《伤逝》：反思与回应

鲁迅是最早推介易卜生的中国作家。早在易卜生逝世后的第二年，即1907年，鲁迅在创作《摩罗诗力说》时就提到了易卜生，说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3]81，赞扬他关心社会现实、愤世嫉俗的精神，并且多次称赞易卜生关注个性价值尊严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正与鲁迅后来提出的“立人”思想不谋而合。然而当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风雨如磐的社会环境使先驱者的呼声如石沉大海，应者寥寥。

1923年5月5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演出了《娜拉》（即《玩偶之家》），鲁迅于这一年的12月26日在该校做演讲，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并且给出答案：“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4]166，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4]168。鲁迅对娜拉近乎戏剧性的“觉醒”抱有批判性思考，他怀疑这具自由意味的离家出走的实际价值与持久性。他认为，在尚未彻底摆脱封建旧伦理道德社会的社会中，女性难以取得独立的经济权的和社会势力，因此仍旧难以摆脱亲权与夫权的限制，而要突破这些制约都要先从解决经济权着手，持久斗争之后再想些别的办法。endprint

1925年，鲁迅创作了唯一一部反映新知识分子婚恋问题的小说《伤逝》。小说中，叙述者涓生以手记的形式叙述了他同子君因新知识、新理想而相互吸引，携手冲出封建家庭束缚，成立了新家庭的过程。然而，因家庭生活的逐渐平淡与家庭唯一经济支柱涓生的失业，爱情与理想失去了经济支持，转入了生活的琐屑与生计的忧虑，最终出走的新青年们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暴露出软弱的缺点，推诿、逃避，直至抛弃，只得回到原先的旧秩序中，被空虚、死亡吞噬，而忏悔与反省。

《伤逝》选取了涓生作为叙述者，以手记的形式展开，便于展开与剖析心理意识，读者也便于进入涓生的复杂精神世界。手记体现的价值判断与情感体验是男性化的，在这样的追忆与反思之下，构成“男性凝视/女性被凝视”的独特模式，对女性的理解和爱情阐释也建立在此种意义上。小说展现了叙事主人公涓生对过去的追忆，追忆的重点落在起伏变化的情感上，包括涓生从爱情高潮到低谷的情感体验。女主人公子君是被动、失语的。涓生的悔恨只是出于自己的立场，不彻底而怀有私心。

在冲破社会阻力开始同居后不久，涓生以为“似乎对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了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隔膜了。”[5]118从涓生的视角来看，他的隔膜产生于新家庭的稳定和真正的了解，他感觉到子君是满足于新家庭生活的，了解到子君因这样稳定的生活而活泼起来渐渐发胖，看到子君的功业完全在家庭的琐事而忘却了理想，而这样的了解使他向往改变的内心产生了厌倦。他不满足于日常生活的琐屑，发出了“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5]118的慨叹，这种慨叹虽不无一定道理，却也暴露了涓生不满于平静生活、安稳爱情的取向。涓生向往的是富于战斗和理想的诗意生活，诸如豪杰、投机家、偷儿等的幻想。在他看来，家庭生活带给他的只有琐碎和束缚。因此他开始逃避，认为子君是他的负累，觉得他们的爱情是盲目的，并且自私地以为这样的盲目爱情使他牺牲了全盘人生要义。

情感的发展显示出涓生已经不再爱子君，他在潜意识中排斥著子君，将生活的压力完全推诿给子君，以为自己如果没有与子君同居，选择还很多，因此“称扬诺拉的果决”[5]126，刻毒的想让子君主动离开甚至死去。子君走后，涓生曾是不无快意的，而他所谓的“悔恨和悲哀”，只是因为基于自身寂寞空虚的考虑，想到自己“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的存在”[5]132，只是没有担起虚伪重担的勇气。也就是说，涓生自以为不应将不爱的真实说给子君，而并非是真正反省自身因在情感上抛弃了子君而导致她死去。

在男性叙事视角中，鲁迅作为隐性叙述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剖析中，我们看到涓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厌倦安定琐碎的家庭生活，面对生活压力时又软弱和推诿。

在结构的安排上，小说叙述者在叙事地点上经历着一种荒谬的人生循环：“会馆——吉兆胡同——会馆”，在情感上则体现为是“憧憬——失落——空虚”。而此种结构本身正凸显了新知识青年们人生困惑的主题。

五四时期的青年在没有真正认识社会现实之时，就忽而接受了潮水般涌入的新思想，他们缺乏真正的生活历练，无法从新思想中辨别是非，急于模仿。他们同时缺乏对理想的真正践行能力，往往是还未真正考虑成熟，便不顾一切的与过往决裂，也因此走上了“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人生循环之路。在鲁迅看来，这样的人生循环是十分可悲的。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经历躬行着自己先前所反对的一切的堕落，《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像苍蝇一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的人生循环，都是鲁迅所不愿见到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5]124这是涓生在爱情面临危机时的冷静思考。新文化运动虽对封建礼教有所撼动，但社会还未曾经过彻底变革。广大群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就连涓生子君这样的新兴知识分子，生活也是没有保障的。他们起初还一道在无言中鼓励，“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5]121但接踵而来的生活困顿、精神苦闷，使他们寸步难行。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爱情固然可贵，但忍饥挨饿、寒冬腊月屋子里连炉火也生不起的爱情生活，也免不了苦涩的味儿。

鲁迅通过这样特别的模式展现着青年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青年男女虽然对新事物有所了解、有所向往，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家庭专制，却缺乏真正行动的“韧性”。

从女性经济权角度来看，女主人公子君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社会工作，只得将自身价值依附于家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5]111-112生活的琐事束缚她只得关心柴米油盐的生计，而毫无关心理想和更新爱情余力，使得她虽然从旧家庭中逃出，却被新家庭束缚，成为新家庭的牺牲品。

子君的立场从起初就是懵懂的，她是受到涓生的启发而产生新思想的。她发出了与旧家庭决裂呼唤：“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5]115这与娜拉“首先我是一个人”[1]259相呼应，是那个时代女性解放的最强音。然而，当落入具体的家庭生活后，她似乎忘却了理想，或者说，因生活的琐碎和压迫而无力于理想，在涓生看来“近来实在变得很怯懦了”[5]120。可见她的“韧性”斗志的丧失。她忘却了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也没有过多关心涓生的生计谋划和家庭未来决策。如此，子君的斗争也是缺乏韧性的。

置于社会解放的大环境考量，在改革尚未彻底的社会环境中，个人自由的束缚就更为明显了。涓生本是局里负责抄写的小职员，局里工作单调乏味，束缚固然不少，工资也不富厚，算不得自由。然而，由于涓生自由恋爱被“雪花膏”在局长处告发，他失业了。涓生过去始终依赖旧体制谋生，一旦失去了谋生手段，对他而言就是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反陷入了更深的不自由。于是，没有社会解放作为基础的个人解放的意义也因此消解，变成了人们探索、讥笑、轻蔑的对象，成为“看客”们鉴赏的材料。

鲁迅对于旧有社会现实并非悲观，而是用别样的方法让青年们意识到现实道路的艰辛。《伤逝》中，涓生面临着“虚伪与真实”的选择难题，在这样的难题中“虚伪与绝望不仅是一种外部的情境，而且就是主人公自身；他的任何选择因而都是‘虚空与‘绝望的。这种‘虚空与‘绝望是内在于人的无可逃脱的道德责任或犯罪感。”[6]311关于人自身存在的困惑是紧紧围绕着五四时代青年们周围的，在现实人生面前，他们显得无比焦虑与彷徨，而这样的痛苦也表现在爱情婚恋之中，他们面临爱情与家庭的惶惑，甚至从理想走向幻灭。空虚与痛苦固然切实存在，但鲁迅正是要以“反抗绝望”的方式劝勉青年们在经历过痛苦之后仍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5]133，承担起真实与说谎带来的一切空虚和绝望，“默默地前行”[5]133。endprint

《伤逝》正是《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最好回应，鲁迅通过“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7]246，在小说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给予极为丰富的内涵阐释，使作品具有丰富的语言张力与思想内蕴。

“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回答似乎比较悲观，似乎与“五四式爱情”唱了反调，但是，这正是鲁迅基于知识分子自身问题的审视和思考。与易卜生相似，鲁迅重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性尊严与价值，但他更关注在“砰”的一声关门声后，即女性与旧家庭决裂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认识到了女性觉醒的价值，但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女性觉醒后获得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生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

从《玩偶之家》到《伤逝》：借鉴与超越

易卜生《玩偶之家》与鲁迅的《伤逝》是两部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的伟大作品。二者立足当时社会现实，分别提出自己的思考。鲁迅对易卜生的戏剧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他既同意易卜生对女性解放问题的一些主张，又不赞同女性以出走的方式解决问题。小说《伤逝》结合中国实际，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反映了女性解放在“五四”时代语境下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易卜生看来解决问题的地方，鲁迅看来却恰恰是问题的开始。

就两部作品的社会背景而言，易卜生所处的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的地位看似得到了提高，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她们仍依附于家庭，缺少独立人格。《玩偶之家》所反映的矛盾主要围绕娜拉与丈夫的冲突展开。娜拉的单纯活泼以及对女性独立人格的追求，与海尔茂的虚伪自私和对男权社会的维护，形成了激烈的冲突，他们的婚姻建立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中，因此潜藏危机。易卜生通过《玩偶之家》对当时法律宗教、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猛烈地抨击，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人格独立发出热烈地呼唤，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也正因如此，该剧适应中国五四启蒙主义的需求，启发了五四时期中国大地上启蒙者的深思。

在五四落潮期的二十年代，中国依处于传统封建思想的笼罩中，家长制度下的包办婚姻垄断着中国的家庭，新式爱情受到旧社会伦理的排斥，这样的社会环境极大地阻碍了女性的个性发展和婚姻自主。虽也有少数像子君、涓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敢于通过抗争争取婚姻自主，可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新青年们既被旧社会力量所排斥，又难以创造出新的生存环境，他们常常迷惘、彷徨乃至沉沦。鲁迅的《伤逝》针对这一社会现实，对新青年们结合成的新式家庭提出反思。通过对他们人生困境的描绘及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反映问题。《伤逝》没有明确的表现对新式的婚恋的态度，而叙述之中却表露出细致的关照，向青年们揭示出生活的艰辛、爱情的不易，但也鼓励他们“反抗绝望”，敢于承担起选择所面临的空虚与绝望，继续前行，而这样的解答正是切中时代要害的。

人物塑造方面，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性格既相似又不相同。她们作为时代中少有的进步女性，为个性独立争取空间，呼唤富于启蒙性质的个性解放宣言，是时代的先锋。然而，娜拉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家庭环境中，娇生惯养，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启蒙与觉醒有一定的生活历练作为背景，她在夫妻生活中忍辱负重，私下承担家庭的债务长达七年，通过自己对家庭的财务运作和抄写工作偿还，看似突然地“觉醒”也就有了依据。子君的爱情和思想却有些懵懂和稚气。她长期生活在父辈掌控的家庭之中，爱情和觉醒是以由涓生启发且并不彻底理解的新思想作为前导的，于是，这样的“觉醒”也就显得有些突然了，她的启蒙与觉醒也就容易变得缺乏韧性，最后终究面临理想爱情的幻灭。

两部作品男主人公的对比也十分明显。他们同是理想婚姻的主要扼杀者，软弱、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在真正面临困境时首先想到自我保全，摆脱责任，将责任归罪于女性。然而，由于叙事手法不同，戏剧冲突中海尔茂的大男子主义暴露无遗，是一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面孔。涓生在自我表白中的反省是克制的，因而呈现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面貌。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身份地位的差异，他们的本质立场也是不同的：海尔茂是19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爱情建立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之上，他维护着资产阶级的家庭伦理、宗教和法律；涓生则是五四新青年的代表，他和子君同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叛者。这样，他们一个是维护者，一个是反叛者，他们的婚姻观在旧有伦理道德的面前所采取的态度也就十分不同。

从创作思想的高度考量，两部作品同是反抗旧制度与伦理的发难者，反映人们关心的问题，对女性投以极大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积极地探索，强调了人精神面貌的改变对改造社会的巨大意义。作品同样反对女性作为家庭的附庸沉溺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呼唤女性作为独立主体，拥有独立意志，走向更宽广的社会生活。针对个性反抗的走向问题，两部作品却体现了它们因面临的社会现实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易卜生强调的是人的个性解放，重视个人力量对社会环境的反抗，赞扬娜拉为争取个人权利、人格独立而做出的努力。一旦争取到自由，也就获得了胜利。而将视角转移到处在集体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时，鲁迅对此作出的是批判性思考。他认为，空谈平等自由的个性解放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及社会基础的反抗难有出路。因此，通过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宣告了个性解放在当时环境的失败，指出盲目采取个性反抗的危害与局限。由于对个性解放的观点不同，两位作家在实现女性独立所应采取的方式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娜拉的斗争是伦理的，反抗的是旧习俗，而非习俗产生的社会。相反，造成子君悲剧的主观原因是青年们的空虚软弱，社会原因是其没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鲁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娜拉式出走”，既无法促进社会改良，也无法实现个人独立，现存的社会制度如不改变，婚姻自由、女性解放只是一句空话。鲁迅把改造人们思想与改造社会联系了起来。因此可以说，《玩偶之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精神觉醒与自由，而《伤逝》的最终指向却是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五四新青年们在婚姻爱情等方面的生存困境。

鲁迅从自身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出发，看到拥有理想爱情的五四新青年与旧家庭毅然决裂的可能性，然而碰到实际困难，美好的爱情理想却容易撞碎。他通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直指问题的根源，并通过《伤逝》这篇小说进行更加形象的阐释。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肯定青年们渴求打破封建的束缚寻求变革的想法，而当先驱者在为这样的觉醒喝彩時，他又更为深刻的提出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即梦醒后青年们何去何从问题，指出青年们面临的“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4]166的现实矛盾。没有真正的经济权，只能使理想变成空想。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坚持努力，以获取经济权利，最终谋求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完全是废话”[4]170。他提倡女性不要走“娜拉式”的出走道路，而是用更剧烈地战斗去争取家庭里的男女平均分配和社会里的男女相等的势力。可以说，所谓“伤逝”所“伤”，正是五四新青年所拥有的新理想、爱情和对新生活追求的幻灭。他们的爱情是新式的爱情，而黑暗的社会环境使得青年们的爱情无所附丽，虽有思想进步、爱情美好，但理想却无生计的依托。小说反映的五四新青年家庭理想的破灭，正是所有现实问题综合导致的结果。鲁迅以高度的洞察力和概括力，回应了新青年们的爱情婚姻问题，从而使这部小说超越同时代同题材的作品，既形成对《玩偶之家》的强有力回应，又激发青年们对爱情婚姻问题做更为理性和深刻的思考。

自娜拉“走入”中国以后，由于她的个性解放精神与五四新青年们的内在要求相契合，使得娜拉的形象不断在五四时代甚至更远的时代阐释和借鉴，“娜拉”走出了国门，走入了新的世界，她的一些特质也在不断的书写中得以表现和激活。“出走”成为一种表达与旧传统决裂的意象，女性借此向旧道德秩序宣战，并在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又一笔，比如胡适笔下的田亚梅、鲁迅笔下的子君，以及郭沫若笔下的卓文君、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等等。她们或多或少地从“娜拉”出走中汲取力量，作家们也在借鉴与超越中表达着自己对时代的思考——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成为一部“活”作品，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并且不断成长。

从最早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对易卜生的推介，到《娜拉走后怎样》对出走问题的回答，以及《伤逝》中结合时代环境所作的重新审视，鲁迅对易卜生的创作及思想，给予了自己独特与睿智的思考，极具现实意义与深远价值。

参考文献

[1]易卜生.玩偶之家[A].易卜生戏剧[C].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易卜生.现实主义批判——易卜生在中国[M].陈惇，刘洪涛编.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3]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鲁迅.伤逝[A].鲁迅全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汪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鲁迅全集（第六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介绍：吕泽龙、陶鑫鑫，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2014级秘书学专业学生；本文通讯作者、项目指导老师：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