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的政治冲突功能研究

宋衍涛 王璐

摘要：冲突具有正功能和负功能，政治冲突作为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也依然具有正功能和负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冲突的功能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与一般性的冲突功能相比可能具有较大的差异。虽然政治冲突有正功能和负功能，但是在民主的背景下，政治冲突是非暴力的，因此政治冲突主要呈现为正功能，负功能则相对较弱。政治冲突体现为一种规则冲突形态，正和博弈冲突是政治冲突的常态。政治冲突能够扩大政治合作的范围，促进政治组织或集团的产生，成为平衡各主体力量的重要机制，推动政治规则的调整。

关键词：政治冲突;正功能;负功能;民主社会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8）05-0059-08

所谓政治冲突是指在政治体系中，基于政治共识，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政治主体之间为谋求政治利益、政治权力或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围绕着公共权力、公共政策和公共规则所发生的摩擦、对抗和争斗的过程。政治冲突功能的客体通常是指政治冲突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对政治制度、政治发展、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设计的影响。毫无疑问，政治冲突的功能仅限于政治领域，政治冲突既有负功能也具有正功能。民主政治冲突概念最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提出过民主政治斗争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民主政治冲突的社会背景来看，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级发展阶段自由民主时期。因此，无论从民主政治冲突概念的产生及其历史背景，都处于资本主义民主阶段，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国家形态理论中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式的冲突概念，而没有民主系统中的政治冲突理解。本文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所谓功能意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效能。政治冲突功能是指政治冲突在民主社会中是具有推进国家政治发展的作用，还是破坏社会进步的作用，发展方向不同，结果天壤之别。

一、雷池与风暴：政治冲突负功能

对于政治冲突的功能，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不能科学地分析政治冲突的功能，后续的政权研究就会陷入误区。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都对政治冲突负功能进行过相关研究，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政治冲突无序观。该观点认为，政治冲突形式多种多样，其发生很难预见并预防，不同政治冲突的发生形式没有既定的规律，没有特定的秩序。以阶级冲突为核心的政治冲突是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有症状，是政治功能失调和政治机制失灵的结果。因此政治冲突从理论上来讲既是可以避免的，又是避免不了的，它反映了现代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一般的政治冲突并不具备大规模的破坏性冲击，但这种政治冲突如果没有处理好，一旦在社会上弥散开来”，就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陷入动荡、非秩序甚至无政府状态”[1]。运用适当的政治规则加以控制，能够避免的政治冲突将会降到最低。

2.政治沟通停止观。在这一观点看来，政治冲突是各个对立方面在政治上中断了沟通，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分裂性质，所以说政治冲突在本质上来说就是切断政治沟通，从这一方面来看，政治冲突主要是由于政治功能的失调而导致的。这一观点主张重新整合政治冲突，考虑到政治冲突是一种政治疾病，可以选择对其进行回避，坚持“不人险地，故无忧”的理念，或者将政治冲突看作一种平衡机制，选择进行政治合作。但是不论怎样，这一观点仍然强调的是政治冲突的负面影响，认为它会破坏政治体制的稳定，并对政治结构造成危害。

3.政治冲突必然观。该观点强调政治主体内部的合作与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冲突是紧密相关的，是政治运动的固有形式。因此，当各政治主体认为政治冲突有負面影响并会破坏民主体制时，他们就会加大对政治发展的重视程度，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对现有政治结构的构建。政治冲突在这里被认为是政治结构固有的，有负面影响的政治冲突则需要通过政治发展来加以整合。然而，完全消除政治冲突是不可能的，实现民主和平，无非就是政治冲突形式、对象的变化，或是选择机会的改变。

4.政治冲突失能观。该观点提出，政治冲突导致政府失能的可能性上升。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出现政府失能，因为他们拥有较为开放的媒体和制衡系统，更容易在某种程度上对情感冲突进行煽动，而不是鼓励通过法律与制度手段来解决冲突。举例来看，在美国和英国，冲突将以一种自我强化的方式导致更大的功能障碍和更大的冲突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就目前而言，政治和法律机构和系统仍然正常运转。尽管如此，这些迹象显示政治冲突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在特殊时期（例如，英国寻求退出欧盟时，国内不同势力之间的政治冲突，焦点就是需要重新定义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而美国则需要明确其国内和国际的发展方向，特朗普引发的政治冲突就是如此）出现政府失能[2]。

5.马克思主义消极政治冲突观。从以上各个观点来看，对政治冲突的负功能是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但对这个问题最权威的分析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看来，政治冲突是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依旧会有政治冲突，所以这表明了社会本身的不合理性，社会应该逐渐发展过渡到更高的社会形态。虽然他们已经看到了政治冲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资本主义民主背景下，他们对于政治冲突的倾向依然是以负面为主。在谈及阶级民主时，他们总是把民主与阶级统治联系起来。恩格斯强调“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3]“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4]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将民主与政治冲突结合起来看待。民主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剥削阶级进行剥削的必要手段，而政治冲突（实质上的阶级冲突，“形式”上的政党冲突、利益集团冲突、选举冲突、议会冲突等）则仅仅起到了对其进行掩饰的作用。以该思想为基础，消除阶级统治，必然在逻辑上会导致国家、政府的灭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于所谓的民主，马克思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所谓的民主只是阶级民主，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结果，只要不存在阶级民主，就不会有政治冲突。因此，在民主背景下产生的政治冲突理论，马克思是不会接受的，依据马克思的逻辑来看，他相信，在未来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不会产生政治冲突。然而，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思考和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在短时间内消除政治冲突和民主是不可完成的，为此，他认为政治冲突的存在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而且他发现政治冲突区别于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政治冲突并不仅仅将阶级斗争作为其基础，而且不一定能够反映某些经济矛盾。

我们强调政治冲突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该理论产生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统治背景下，没有资本主义民主，就不会有该理论的产生，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民主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政治冲突理论，二者之间紧密联系。非暴力的政治冲突理论的提出证明了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相关理论是错的，它并非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同时我们要注意，马克思并不认为民主是政治冲突持久融合的最终途径，政治冲突只是维护民主的一种工具。相反，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工人阶级能够成为统治阶级和‘政治主体”因而也能获得《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民主，不需要政治冲突的真正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的深化、同国家的衰亡是相吻合的。”[5]

（6）柏伊姆的辩证政治冲突观。许多西方学者不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联邦德国学者柏伊姆认为马克思虽然同意冲突具有正功能，但同时又基于冲突的负功能而又试图消灭冲突，他认为这一观点有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强调消灭冲突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人共产主义社会以后，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人们可以不通过冲突就能实现良好管理的目的，因此马克思是望眼未来的，他的理论以人性善为基础。之所以马克思不否認冲突的正功能，是因为他认为在现阶段（资本主义阶段）人们的思想还非很成熟，还不具备取缔冲突的人性条件，因为资本主义以人性恶为基础。马克思认为人性的理想终点是由人性恶走向人性善，所以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系构建也要发生变化。因此，柏伊姆不加分析地批评马克思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虽然柏伊姆对马克思的批评多是不成立的，但其视角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柏伊姆认为马克思将阶级冲突的整合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而且是以彻底消灭冲突为代价的，严格说在这里马克思的观点是缺少辩证性的，光顾消灭对社会具有破坏功能的冲突，从而忽视了对社会政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冲突在激活政治体系中的功能。尽管如此，柏伊姆并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出于辩证法的考虑认为冲突既具有正功能，又具有负功能，尽管在具体分析时忽视了正功能，但毕竟是予以关注的。

二、正和与整合：政治冲突正功能

严格地说，对政治冲突的正功能理论进行更系统的描述不是政治科学，相反，它是在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里较为系统的研究，这里所提出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参考其他一些学科，并与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相结合而形成的，包括以下方面：

1.政治冲突激发观。这一观点强调政治冲突可以把潜在动力激活，每个主体都可以进入政治过程。该观点主张，只有有政治冲突存在的领域才能够形成政治自觉与主体意识，才能够产生政治理性行为形成的条件。正如霍耐特所言，“冲突确实表现为一种社会整合机制，这种机制迫使主体互相认识，以致他们个人的整体意识与他者个人整体意识最终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普遍意识”[6]。政治冲突既有利于形成冲突各方的主体意识，也能够推进政治秩序的重新构建，从这一角度来说，政治秩序的整合与构建必须以政治冲突的存在作为其基础。除此之外，政治冲突还能够促进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合作。

2.政治冲突支持观。在这一观点看来，公开的政治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会保护民主制度，这是因为任何试图以支配因素来遏制政治冲突时往往会形成一场民主危机。因此，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推动民主制度的整合，民主制度应当允许政治冲突的存在，以维持和保证利益集团的生存和发展。这时，按邓尼斯的理解，政治冲突仅仅是政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政治冲突，政治主体“习得其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7]。另外，也没有哪个民主体制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那样的话就将使民主系统缺少变化过程和结构性。民主结构既需要和谐、也不需要和谐。需要政治冲突、也需要政治合作;政治主体之间的冲突决不全是破坏因素。民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是政治冲突与合作互相交替变化的结果。政治发展则是由正面与负面两种因素构成的。政治冲突与合作均具有积极的正功能，一定程度的政治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推动一个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3.政治冲突管理观。这一说法主要强调政治冲突管理是一种政治生活中的管理方式，是从政治主体在权力、地位、价值观等方面来研究政治领域的冲突行为，并研究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结构的整合和政治发展。虽然目前对此研究还很少见，但是可以从其他学科中进行借鉴，如社会学中对于冲突理论的研究、经济学中对于企业冲突的研究。虽然在政治领域中，政治冲突和管理模式涉及在价值观、权力、地位及各种资源分配上的斗争，从这一角度来看政治冲突存在着负面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一观点中对于冲突的管理只是政治主体、政治机构间的矛盾，并不触及冲突双方关系与价值的基础，它并不是政治领域本就存在的根本问题，而且这里的政治冲突是可以运用合理的规则来加以控制的，能够对整合政治结构起到促进作用，从这一方面来说，政治冲突是具有正功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冲突管理也会存在消极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比较有限，所以人们越来越关注它的正面作用，它的目的是通过引入一种危机或压力机制来防止政治领域的僵化，通过冲突管理来促进政治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冲突是开放社会的真正支柱，抑制冲突的产生必须要自己承担可能的风险。

4.政治冲突与合作互动观。该观点强调政治冲突与合作的紧密关系，政治冲突存在于政治合作中，政治合作中有政治冲突，部分政治冲突中有政治合作，部分政治合作中政治冲突，二者贯穿于每一个政治进程之中，斗而不破，相互政治宽容，相互政治信任，遵守政治规则是基本模式，这是民主社会的政治冲突模式特色。政治宽容中的政治冲突不以消灭对方生命作为结果，政治合作中不否定政治冲突能推进竞争性发展。政治信任中的政治冲突双方不会对对方使用暴力，而是采取非暴力手段进行政治合作。政治规则是政治冲突双方表达自己观点的合法性基础，政治合作也依规进行。

政治冲突存在于每个民主社会之中，以此来看，政治冲突是民主政治的生命之所在，政治主体要实现其各种政治理想，就必须进行各类的政治冲突，政治发展也就由此产生。同时，这种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可以被分解为各种政治合作机制，在每一种合作机制内也会存在许多的政治冲突，在达成某种政治共识并将其强加于政治合作机制上的同时也会与其他的政治合作机制产生冲突。在形式上，政治发展是一个由政治主体的利益所驱动的持续的过程，这些政治主体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政治主体的利益相冲突。

三、改革与创新：政治冲突的发展功能

虽然前人关于冲突的正功能理论的研究视角各有不同，但他们基本上涉及的还只是社会冲突领域，对政治学理论涉及得很少，我们在这里的阐释已是将其引入了政治学。为了进一步把上述观点展开，我们还需要从一些具体细节来进行分析，但总的指导原则没有变，即政治冲突是怎样通过施加对发展创新有利的压力来防止体系僵化的？政治冲突并不会冲击冲突双方的关系基础和核心价值。它是指政治系统内部各个部分间的对抗，不是政治制度自身的根本矛盾，也不是具有革命性质的变革。它是将对抗进行制度化，并可以对其加以利用。具体来讲，一是不涉及政治双方关系的基础、不冲击核心价值的对抗;二是政治系统内不同部分（如社会集团、社区、政党）之间的对抗，而不是指政治系统本身的基本矛盾，不是革命的变革;三是制度化的对抗，也即政治系统可以容忍、可加以利用的对抗[8]。阿布拉汉认为，无论何时，只要政治体系内存在的政治冲突所涉及的价值观念和利益，与建立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不冲突，那么该冲突就对政治结构具有积极的正面功能[9]。对政治冲突正功能的分析，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1.政治冲突能够扩大政治合作的范围。存在政治冲突才会有妥协背景下的政治合作，政治冲突领域越多，达成政治共识的政治合作才会更多。根据政治冲突的需求，每个政治主体要想獲得竞争中的优势，必须在现有实力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政治联合与联盟。这种现象在利益集团冲突、国会内部冲突中很普遍，每一次围绕政策制定所形成的政治冲突，都导致带有不同政治背景、政治模式、公共价值观的新集团（也许是基于某一目的的需要而临时形成的集合）的产生与形成;或者是为了结束政治冲突，致使应对共同的威胁的暂时性的联合，也就是通过暂时性的政治联合来保护双方的共同利益。这个时候的政治冲突可以推动冲突的集团之间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或共同认可的政治规则。正如库利所言：“人们越是深入探讨，就会清楚地看到冲突与合作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总是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10]。

举例来说，冲突而非合作的行为模式，效果将会更有利还是更有害？具体情境会起到关键作用。有时候，冲突会产生更好的结果;但有时候，冲突会适得其反。比如，如果唐纳德·特朗普通过冲突而非合作来强化自己的幸福，那么他有可能因为受到报复降低了自己的幸福程度。通常合作会使整体利益最大化，先做大蛋糕，再用合作与竞争兼而有之的方式切分蛋糕。客观上，每个人与整个生态系统、整个国际社会和整个国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合作共生，所以特朗普现在所选择的道路容易引起冲突的后果，越是选择冲突而非合作，越会损伤到他的总统任期，并对美国大多数人造成影响。当然，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有过一些令人鼓舞的举动（例如，试图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来重建基础设施）[11]，这可以增加合作而减少潜在的冲突，合作而非冲突才是最佳的选择，而且冲突也不可能长期持续，冲突最终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2.政治冲突促进集团的形成。政治冲突各方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通常会成立各种形式的组织或者集团，使己方在政治冲突中获胜的可能性更大，这也是政治组织产生的根源。各个政治主体间的差异性只有借助于政治冲突及其形成才能够完全展现出来，例如利益集团、阶级、政党等。政治冲突能够促进政治主体身份及边界的建立和维持，并能够显示政治主体与周边环境之间的边界。此外，各个政治党派间产生冲突时，因为有着共同的目标或面临共同的外来压力，其成员往往会将内部矛盾暂时搁置，形成一个极具向心力的共同体，而且外部冲突越激烈，内部成员在观念、情感上越具有极高的认同感，这样能够使政治主体内部加强合作，反对党就是在与执政党之间的冲突中不断凝聚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很多时候，为了促进政治主体内部的协调统一，政治精英都有意识地利用现实中的冲突，如果没有也要创造出来一个，即虚构的冲突。即使如此，虚构的冲突也能够促进政治主体的形成和凝聚，也就是通过对外部威胁或内部威胁的反对来凝聚政治主体。但是，有些政治主体经常与外部其他主体发生冲突，这样的政治主体不能忍受内部存在冲突或异己，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政治主体内部达成广泛的一致或共识。

3.政治冲突是一种平衡机制。当政治结构中各主体力量严重失衡时，一方向另一方的弱点挑战，通常会削弱强势一方的力量，增强弱势一方的力量，实现一种相对均衡。“政治冲突本质是冲突主体之间寻求权力约束与制衡的一个过程。”[12]政治“冲突建立并保持权力的平衡”[13]112，“冲突有助于统一体的建立”[13]119。“冲突，而不是崩溃或分裂，确实是一种平衡”[13]135，因而也是维持作为运转中的民主体制的手段。“作为一个平衡机制而服务于社会，有助于社会的维持和巩固。”[13]123政治冲突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平衡机制，原因在于它是通过显示相对力量来进行冲突较量，进而压制冲突最有效的力量。政治冲突的结果，不仅仅是对冲突双方十分重要的公共规则的修改，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双方力量均衡的环境。双方都希望彼此拥有相同的组织结构和地位，且双方的冲突是有组织性的。分散的个体将会使政治整合所需的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为了使成本尽可能降低，政治效率得到提高，政治主体都尽最大可能将相关分散的个体纳入到冲突的范围中，增强政治影响。政治冲突使得重新估计相对权力成为可能。比如，国家机构内部间的冲突可以作为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工具，用以找出对立各方的相对力量，从而不断调整政治权力以达到平衡。实际上政治冲突的出现，显示了双方原有的政治均衡被否定了，只要通过政治冲突重新确立双方的权力，新的平衡机制就会产生，在此基础上，双方的政治关系将会继续发展。

4.政治冲突推动政治规则的调整。政治结构的发展是必然的，但政治规则相对滞后，政治冲突主体在博弈中感到政治规则不适用于新情况时，则会推进新政治规则的调整和更新，使政治规则更能适应政治冲突主体的博弈，并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冲突在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建设性的：它们导致法律的修改和新条款的制定;新规则的应用导致围绕这种新规则和法律的实施而产生的新的制度结构的增长。”[13]123“绝大多数政治冲突，只是公众想借助于冲突工具把个人利益诉诸于社会层面，采取非暴力手段的一种良心反抗。”[14]政治冲突多重互动的结果是促进政治发展和新的政治规则与机制的形成，进而加速政治冲突管理的社会化进程，使得政治主体自身的价值观念得到更好的传播。系统内部存在的冲突也能够对规则是否有效进行验证，进而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体制内部冲突的形成也能够促进现有规则的发展与新规则的产生[13]137。政治冲突在民主体制中经常会利于现有的政治规则获得修正，或促进新政治规则的产生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冲突是不断调整政治规则以适应外部政治环境的有效机制，一个富于弹性的民主体制能够从中获得更强的活力与生命力，因为这种政治行为通过政治规则的创新和完善，保证了新形势下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政治规则的调整机制在僵化的政治体系中难以实现：后者因为对政治冲突的压制，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机会，从而使自身所面临的危险无形中增大到极限。

综上所述，“一种民主的秩序之所以不可能被推翻，其原因正是在于它承认冲突是合法的和必要的，并使它的公民有机会参加和支持为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斗争的组织”[14]。政治冲突并不是否定民主体制，相反，有民主体制，就会有政治冲突。“虽然不是所有的政治冲突都会产生良性结果，但是许多政治冲突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长期的好处。哲学家杜威讲过，“冲突是思想的牛蛇，它激发我们去观察和记忆，它煽动我们去发明，它鼓励我们去摆脱绵羊般的怯懦，它推动我们奋勇前进……冲突是思考和创新所必须具备的条件”[15]。Jonathan H.turner在描述政治冲突的功能时，将政治冲突与人类疾病进行了类比，因为政治冲突可以作为一种危险的信号来再次整合民主体制。将政治冲突理解为民主体制中的疾病，可能更容易解释。在这里，他认为政治冲突是促进民主制度适应性和完整性的一个过程[16]。总之，政治体制的内在固有倾向是产生内在冲突，这是持久的政治冲突的根源。政治变革迟早可能会发生。正因为如此，政治冲突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创新动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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