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溯源

陈胜云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是在批判反思启蒙价值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来的。启蒙价值观强调的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在批判性审视中被回置到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考的重要线索。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批判立场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基本理论立场，其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阈中获得了充分的批判性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其总体实现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溯源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8）05-0067-08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通过批判反思启蒙价值观、辩证传承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围绕自由理性主题展开的启蒙价值观反思，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指引。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阐释了共同体理念现实化与奴役性劳动消解之间的实践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及其实现范式，即历史主体的内在自由，经由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形式的生产组织，最终实现为自由人联合体。

一、启蒙价值观的现实审视

对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社会价值观的现实审视，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在这个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以启蒙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国家理性）衡量现实的国家及其具体的制度，另一方面又以现实中生发出来的人民的意志及现实矛盾来质问以往作为标准的国家理性。国家制度中不同管理等级的地区性特殊利益、社会不同等级的群众性特殊利益对于国家普遍利益的损害，现实生活中各种管理等级之间的现实矛盾，促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启蒙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国家理性的质疑，直到严肃批判与理论扬弃。于是，启蒙精神转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思考的内在批判精神，而批判的标准已经开始转向现实人类社会中不断被建构的历史理性。

法国革命之后，欧洲启蒙思想在德国以哲学的形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史称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始，到黑格尔集大成，可看作當时欧洲大陆思想的巅峰。19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是黑格尔思想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入的历史时期，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受到了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并一度为黑格尔那深奥而博大的哲学体系所折服。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由、理性、自我意识、精神等范畴同样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话语。就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思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聚焦于人类自由与科学理性的主题探讨，尝试以自我意识作为现实社会变革的理论触角，实现哲学理论对现实实践的历史的参与。

在写于1840年至1841年的博士论文《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鸡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充分演绎了自我意识领域的自由理性，为之后重构现实社会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一次重要的理论预演。同一时期的恩格斯同样把自我意识看作是人类自由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恩格斯告诉我们，人类理性认知经由自然界回到自我意识，就如人们在自己的头上戴上自由的桂冠，这时候人们便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一切实践活动，“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的千年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我们将成为“自由人”[1]393。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抽象的哲学思想领域走向社会现实，表现出了超常的现实观察力与理智判断力，客观现实的社会关系已经开始出现在理论思考当中，这为他们进一步检视启蒙理性的社会现实性提供了新的理论空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还是站在启蒙理性的角度谈问题，但是这种启蒙理性已经不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而是黑格尔理论体系中的人类精神或理性。同时又可以从这个时期的相关文本中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开始反思黑格尔理性，特别是国家理性。在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理性在现实中是存疑的，因为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中，国家理性并没有体现人民精神，因此，这种国家理性是虚假的。在此，自由理性、人民精神与国家普遍利益相联系，但在现实中，国家利益却是分化的，于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国家理性已经慢慢被现实生活所击碎。

黑格尔国家理性的质疑，促使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视角考察与分析现实社会矛盾，从而得出启蒙价值观并不能引导人们获得最终的现实解放的结论。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专门对人类解放的具体阶段进行了讨论，明确把人类解放区分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等不同历史阶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进步性与历史局限性，而社会解放主题的理论讨论对确立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理论批判的逻辑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发展过程是从宗教神学批判到政治国家批判，再到市民社会批判，对应的是人类解放的政治解放和类的解放或社会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政治解放要求的是国家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因此，政治解放并非人类个体从所信仰的宗教中解放出来，政治解放的根本是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使宗教回归世俗社会;政治解放不能等同于人的解放，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特定历史阶段。以启蒙价值观为指引的政治解放是未完成的人类解放，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直接导致了个人生活和社会的类生活之间的分裂，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与国家政治生活形成了差异。

人类任何阶段的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其本质都是使人的世界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就人类整体解放目的来说，启蒙价值观指引下的政治解放不可能彻底完成人的解放的任务，因为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政治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类生活，看起来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而实际上它并不以物质生活基础的普遍性为前提，国家在政治层面是普遍的，但市民社会领域是利己主义精神充斥其中的特殊利益争夺主场所。人的解放彻底完成有待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现实分裂得到真正解决，而其核心内容是：市民社会中存在的人类个体超越抽象的公民身份，并回归到人的类本质，使人在所有实现方式上都成为类存在物。这个时候，我们就到达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节点，到达了人类解放的最高阶段，即政治解放之后的社会解放。只有在这个历史阶段，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才可能与人作为类或社会存在物相统一，也只有在这时候，社会个体的社会解放才能从市民社会中获得充分的真实的历史意义。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语境中，自由理性、人类解放都不是空洞的词汇，而是有现实指向的价值观基本范畴。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新的批判要实现的正是“人民的现实幸福”[2]4，要追求的正是人民现实的自由。毫无疑问，自由理性本身并非历史主体，相反，自由理性的实现还需要现实的历史主体来推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阈中，无产阶级逐渐地被阐释为人类解放的现实历史主体。但是，从现实的德国人的解放来看，彻底的德国革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即缺乏促成哲学走向现实的“被动因素”和“物质基础”[1]12。值得提醒的是，马克思这里提到的“被动因素”是与哲学的主体性相对的，哲学的思想革命可以在哲学家头脑中完成，这叫主动。所以“被动因素”一定是在现实中存在的推动现实革命的那种力量。当黑格尔哲学中阐述的精神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逻辑，被现实的以物质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现实历史逻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被揭示之后，被动的物质基础转变成了客观的历史逻辑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过程，而主动的积极的因素转变成了革命主体即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解放的头脑——精神理念，无产阶级是心脏——能动主体，是完全讲得通的。

由此可见，启蒙理性虽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考的逻辑起点，但是，启蒙理性肯定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考需要返回的理论原点。启蒙理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现实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成了社会批判的理论对象，而启蒙理性的理论批判本身又很快被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革命理论所超越。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放弃历史理性本身，相反，启蒙思想中被强调的人类自由，被重新回置到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并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的主旨。

二、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辩证传承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的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一开始就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即便是魏特林和赫斯等人所宣传的共产主义，他们也始终坚持先研究后发表观点的基本态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初步实践，以及它们在德国的微弱回声，激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促使他们把抽象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并展开深入的理论思考，费尔巴哈人道主义被当作德国人尝试救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的根本途径。在马克思、恩格斯完成哲学变革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人们重新批判性反思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阈，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理念被置回现实的人类历史，并获得了现实性阐释的机会，于是，新唯物主义视阈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观便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有的共产主义者们所喊出的口号过于激进，这些激进的口号很有可能会引来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镇压，因此，现有的共产主义形式反而不利于社会进步力量的生存和发展。但是，对于共产主义本身，《莱茵报》始终保持着认真审视和现实批判的态度，对于勒鲁、孔西得朗和蒲鲁东等人的共产主义重要著作，《莱茵报》主张在人类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理解和现实而理性的批判。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必须与实际改造社会相联系，这种实际改造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现实的私有财产的历史现实运动中解决现实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在意识层面即在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历史的某个具体环节上解决问题。恩格斯是在考察现实社会矛盾问题过程中接触共产主义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之下首次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3]474。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里，把他们的理论定位于“现实人道主义”[2]253，以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的思辨批判。《神圣家族》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使共产主义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理性思考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经常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放在一起谈，既把它们当作一套批判现实的理论，又把它们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接地气的，这种共产主义才是与实践相联系的、真正想解决现实问题的。

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文本中看到，此前在抽象人道主义思路中异化劳动的消解已经转换成了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现实解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的抽象设定，已经转换成了现实历史发展中现实的社会理想目标。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550这个命题的含义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分析：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生产过程，成功把自己的思想上升为统治思想;统治思想是对奴役和被奴役社会关系的精神反映;统治阶级还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精神生产，保证统治思想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特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本质上并不具有独立性，它是特定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特定社会关系的观念反映：“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2]552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定每个社会都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而是想告诉我们，这些思想本身的考察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即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分析评估这些思想，而不是相反。

人们怎样才能重新回到并真正实现共产主义基本价值理念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必须借助于现实人类共同体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个人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共同体，没有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个人发展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破除旧的社会共同体之后，还得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原因很简单，人是社会存在物，离开了社会共同体，个人的发展就失去了社会基础。具体到现实生活，社会共同体为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供现实手段，因此，在社会共同体当中，个人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借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概念，并对两者作出了区分。在虚假的共同体（如国家）中，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实现并不具有普遍性，只有那些属于统治阶级范围内的成员，他们才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性。真正的共同体是社会共同利益的普遍性代表，个人不需要有阶级身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个共同体是个人实现自由的共同条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570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个人自由绝对不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而应该首先支配偶然性，在把握存在条件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实现自由的联合。

因此，共產主义作为运动，首先，它要求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其次，它在处理人与社会存在条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重建人类社会历史的人性基础，要求消除人类社会历史的自发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这部分内容时，强调了共产主义的联合的经济性质：未来社会里人的联合体的建立需要物质条件，而经济上的联合实际地创造了这种物质条件。这可以看作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来“劳动解放”观点的具体阐述和明确的说明。共产主义实质上的经济性质是马克思、恩格斯此后一直坚持的观点，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集体占有等观点是这一总观点的具体化。共产主义造成一种现实基础，是讲共产主义在破除旧的社会之后所要确立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与人相互独立并且与人对立的社会条件将被改造成适合个人实现自由的条件。

基于这种理论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总结说，只有在废除社会生产力现存的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人们的自主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现形式，才会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实现统一，这时候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进行的实践活动才会回归入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奴役性交往关系转化为富有个性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这两个转化过程是相适应的;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个人将实现对全部社会生产力的占有，这也就宣布了阶级社会以来一直存在的私有制的消亡。人们自由自主活动的实现和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这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期望实现的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实现形式。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阈中，社会核心价值观一定是以历史主体即人为中心的，围绕着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进行阐述，内在自由体现为现实生活中的活动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又在交往关系的重构中得以实现，体现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集体占有。用简单的范式来表示：历史主体一内在自由一自主活动一自由联合一组织生产一集体占有。这个范式的两个基本假设是，其一，内在自由必须通过人的自由联合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自由自主的活动;其二，自由自主活动的基本形式是自由自主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的创立

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以及不断推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目的都是为了确证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因此，对共产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阐释，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个思想发展的主线。1845年到1848年这段时间，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集中阐述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说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理论阐释基本完成;而巴黎公社的经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曲折发展，都为马克思、恩格斯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提供了新的历史和理论材料。

恩格斯在写于1847年10月底到11月的《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以问答的形式系统阐述了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原理》第一问，什么是共产主义？回答是：“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2]676从社会核心价值观角度讲，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这种价值观所指向的历史主题是人类解放在特殊历史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即无产阶级的解放。恩格斯在这句话里还明确地指出了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唯物主义前提，“条件”两个字矛头所指正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抽象人本主义思路中的共产主义，它强调共产主义理论是基于人类历史规律而提出来的。因此，我们看到，《共产主义原理》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属性、无产阶级诞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为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前提。

在恩格斯称之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历史考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层面，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资产者和无产者”这一部分内容非常丰富，其主导性线索是人类的阶级斗争史，重点论证了“两个必然”这一基本思想，这也是对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逻辑论证。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实现的基本前提。《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毫无疑问，消灭私有制这个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都坚持的基本观点，而自由人联合体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新社会的基本价值设定。

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主体来看，共产党人选择的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从人类历史发展逻辑看，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统一于人类解放的伟大实践，三者指向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维度。另一方面，从现实阶级斗争看，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展开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过程中，始终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从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来说，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是为了建立一种能让人们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因此，共产党人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非要求人们去消灭作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的社会财富，并非要求人们去消灭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并非要求人们去消灭作为个体全面而自由发展基础的物质财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统治阶级借以利用所谓的自由发展权利，而损害其他社会成员共享自由发展权利的、背离历史进步方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共产主义要重建的是让所有人都能占有和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

从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看，共产党人主张革新观念，废除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及其理念。现实社会中的统治思想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于是现实社会中统治思想也就发生了更替。一般地讲，新旧思想的更替是与现实生活条件的瓦解和新兴相适应的。古代各种宗教是与古代世界相适应的，宗教改革对应的是资产阶级意识自觉，启蒙思想的兴起对应的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的现实革命过程，而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设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3这一表述的重点在联合体，而联合体的内核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人们通过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人们以社会的形式占有社会财富。在此前提下，人们所重建的新社会就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获得了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分析是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展开的，因此，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首先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现实基础，即生产及其產品交换是一切人类社会制度的现实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阈中，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才能说人类获得了真正的普遍的解放：作为人们现实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存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第一次被人类所征服和支配，人们在正确认识和科学运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自由自主的实践活动，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如此一来，人们真正转变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所以，恩格斯说：“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564在自由王国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566。

《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文本《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诸多思想阐述得到确证。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体理论维度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前提;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强调有计划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性和根本要求;充分阐释了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内涵。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并非形而上学对立的两种人类生活状态，它们是人们在现实中呈现出来的相互促进的相互转化的现实生活维度。因此，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并非必然王国的消亡和自由王国的诞生;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指的是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呈现的过程。因此，必然王国也是有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与自由王国所谈的自由有所区别，它不是专门指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能力的发展自由，而是指社会生产实现方式的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三个层面：物质生产主体是参与自由联合体的社会化的人，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抽象的被奴役的劳动个体;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们自觉调节和控制下的自由自主的实践活动，以盲目力量形式统治人们的被动的物质生产过程不再存在;物质生产条件符合人性化设计，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以减少劳动者劳动量，一切生产活动围绕着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展开。

1880年马克思在《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中对未来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及其制度设计做出了再次强调，其基本内涵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是高度一致的。首先，强调无产阶级的最终历史使命是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指向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它是跨越性别差异和种族区别的。其次，提出了未来社会核心价值观得以现实化的制度基础：“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3]568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核心价值观思想，是在正确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不断地提出的，具有重要的历史开放性特征。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现实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批判性分析，提出了未来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维度，其基本理念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价值主体是现实的人，本质内涵是自由自主的活动，实现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讨论的未来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原则方面是根本一致的。因此，当前的理论重点是学习掌握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相关深化研究仍需致力于充分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所阐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及其现实指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