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建立新时代汉学研究的话语权

古人读到好书时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好书、好文引人入胜，使读者流连忘返。作为主编，阅读这一期的稿件时也有这种感觉，阅读中顿觉“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立论深远，令人深思，可读汪荣祖先生开篇之文《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此文气势磅礴，从晚清史学说起，历数西方史学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喜与忧。对百年中国史学跟随西方史学所带来的问题直言不讳；对西方史学家的“西方中心主义”针锋相对；对新近美国汉学的所谓“新清史”研究层层剖析，揭露出当年日本在蒙满藏研究中的狼子野心，从而把历史研究的话语权问题提上日程。

探颐索隐，披露史料，可读董少新、刘耿所翻译的《1618年耶稣会中国年信》和张放先生翻译的《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内务行政——〈中国通典〉选译》。这两篇译文均是从原文译出，前者是从葡萄牙文翻译而成，后者是从法语翻译而成。两篇文章提供了早期传教士来华后的具体活动细节，对明清之际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来说，这都是极为难得之文献。而韩凌的《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洛克“中国笔记”手稿述略》更是全球学术范围内首次公布英国哲学家洛克的中国研究手稿，此文献的发掘将大大推进中国文化对17世纪英国的影响的研究。本刊从1995年创刊起一直把汉学原始文献的翻译和发掘作为本刊的特点之一，这也是本刊一直受到学术界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